政治倾向

德国的银行业危机终结了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也结束了战后赔款体系。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提议暂停偿还所有战争债务和赔款索取。一个月后，伦敦召开国际会议建议冻结所有给予德国的外国贷款。到9月，德国与其主要债权人已达成“静止协议”。对那些认为赔款是魏玛共和国最大问题的人来说，事态的发展应构成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政府外交上的成功，早就被通货紧缩给经济造成的混乱所掩盖。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滑——1932年夏天，年通货膨胀率为–12%——产出和就业也大幅下挫。1932年的德国工业生产水平不到1929年工业生产量的60%。新增房屋建设量下降56%，造船数量下跌83%。当年7月，49%的行业工会成员失业。用标准做法进行比较，德国整个民用劳动力的失业率达到约37%，甚至高出美国（34%）。这就是为什么取消赔款也拯救不了魏玛共和国的原因。事实上，解除《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使共和国的覆灭更加容易。正像哈罗德·詹姆斯说的，赔款原来是一种“支撑”，它将德国民主凝聚在一起。随着赔款的解除，那些本来就主张废除《凡尔赛和约》所有条款的人的可信度大增。

那么，1931年和1932年经历的灾难性通缩是不可避免的吗？也许可以。但是，有迹象显示，备选政策也许能避免危机。如果政府不通过增加税收和大幅减少支出来平衡预算，而是保持巨额赤字，那么，需求也许不会下降得那么猛烈。还有，如果政府更早地放弃金本位制，帝国银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终贷款人，也许能更有效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当时的观点。正像他觉得他比年长的亲戚们能更有效地管理M·M·沃伯格公司一样，他同样认为他比总理布鲁宁和他的部长们能更好地管理德国经济。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没有失去他的政治抱负。事实上，他强烈主张在柏林建立家族企业分支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首都待更久。昏昏欲睡的魏玛经历了短暂的革命间歇，政治生活又回到了柏林。1929~1933年动荡的岁月里，西格蒙德和共和国的主要政治人物联系频繁：不仅有总理布鲁宁本人，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马勒，布鲁宁于1930年3月取代马勒；人民党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于1929年10月英年早逝，这给魏玛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他的继任者朱利叶斯·库尔修斯；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他先后任布鲁宁内阁的被占领区部长和交通部长。“我确信，”他后来回忆道，“如果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共和国，我肯定会进入政界。我要说的是，1932年年末和1933年的前几周，我这个年轻人（他刚过30岁）依然时刻准备从政。”

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呢？布鲁宁被任命为帝国总理，西格蒙德的政治倾向似乎转向总统领导的政府，他曾“在那时写了多份备忘录，主张总统制对魏玛共和国的必要性，而不是议会立宪制”。他深深了解布鲁宁越多地行使总统紧急立法权，魏玛体系议会化的程度就越小。他拥有韦伯式的思维，这使他并不为此担心。然而，他对布鲁宁实行的具体措施持批评态度。用西格蒙德自己的话说，他“对上层处理问题的人有明确的观点，并……强烈批评财政部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在执行必要的补救措施时太过迟缓”。1930年9月30日，他在日记里将想法和盘托出：“政府现在可以做很多事情稳定局势，甚至可以通过采取快速、有力和有远见的措施建立群众支持（鉴于当前群众的情绪，苏维埃五年计划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即使这些措施……从客观角度证明是有害的。”但是，他继续写道：“官僚体系不知道政治渲染的必要口气，不幸的是，布鲁宁又是一个糟糕的宣传者，没有方向感或感染力。”

如果这样的语言对于一个自由派银行家是极为刺耳的话，那么，他第二天的日记则更加温和，甚至在语气中有官僚的味道。考虑到政府最新的财政提案，他抱怨政府犯的错“是那时德国政治中常见的错误，即只做绝对有必要的事情，只试图回避问题，而不是想要去创新”。为什么政府对高级公务员和初级公务员的工资不实行削减20%和6%的措施，而是分别削减了25%和10%？正如他3周后在写给岳父的信中说，他担心这些措施，加上从美国李·希金森银行取得的贷款，只能暂时缓解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贷款只是“过桥性质，只是再度把预算的亏空补上，但未能抓住问题的多个核心”。这似乎与他后来向帝国银行行长汉斯·卢瑟所作的“偏向凯恩斯主义的”建议有很大出入。总之，西格蒙德深知布鲁宁政府政策的弱点，他同时对德国社会日益渴望激进措施抱有同感，这种渴求不只存在于年轻的选民身上。正像他富有预言式地说的：“降低公务员薪水、从帝国预算中剔除失业保险金，只有当这些极不受欢迎的提案在12月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时，才能决定议会体系能持续多久。”政府提出的措施无法在议会取得多数票通过，这迫使政府越来越频繁地依靠总统的权力。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48条规定，总统有权以紧急令的形式颁布法律。

令人困惑的是，西格蒙德仍对从议会统治转向总统统治可能的后果保持极度自信，甚至是自满。他后来回忆说：

我以为危机将使政治体系相对不变，我肯定没想到变化到来的程度……我想象魏玛共和国将度过所有这些危机，那将是一个经过改革的共和国，与法国类似。我意识到其中的危险，但可能过于乐观。我没想到纳粹会完全胜利。

后来，他同样谴责魏玛晚期的政治人物，不只是布鲁宁。他后来把“布鲁宁时代”形容为“一批年轻领导人制造的半信半疑的妥协时代，他们作的决定既不出于国家团结的利益，又不为阻止糟糕的事情发生——结果是他们自己妥协了，更糟的是，他们对所坚信的整个事业妥协了”。他在1974年说道，魏玛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德国被“一群好意的庸人和懦弱的骗子所领导，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基于对事实冷静、清醒的评估，而是基于妄想，或者应该说基于胡思乱想”。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自己也未能免于这时的激进方案的诱惑。他在私人日记里慨叹，他认为“德国资产阶层在智力上，更重要的是在性格上明显堕落”。“中产阶层过于温和，”他回忆道，话里充满矛盾，“他们不缺乏深刻的见解，也不缺乏敏锐的洞察，缺乏的是激进的意愿”：

不幸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相比而言有最激进的意愿，但却极度缺乏见解和洞察力。中产阶层和法西斯主义互补得这么好，但它们都挡住了对方的路！这是生命中不断出现的悲剧，相对立的两极可以互补得如此充分，但很少能从它们之间富有成效的紧张中迸发出权力的强劲火花。

如此辩证的分析很快就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德国的命运从总统统治被一步一步地推向没有法律的独裁统治。沃伯格对老一辈人缺点的不满，致使他灾难性地低估了“激进的意愿”，而代表这种意愿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