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巨大亏损

第一眼看上去，美国现在的繁荣似乎可以永久持续，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很多元素包含着很多危险的可能。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是巨大的，但我担心，已经在这些基础上并正在这些基础上建造的经济和金融的“摩天大楼”，从长期看是过高的，而且顶楼负荷过重。举例而言，我认为，流入股票市场的贷款资金——即使考虑美国的规模——也是过大的，而且是以赌博为目的，其程度就更大了。这两点可以造成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可能轻易使股票和货币市场经历长足的发展。

这几句话是西格蒙德·沃伯格于1927年12月写给塞缪尔·斯蒂芬尼的，后者是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伦敦的总经理。西格蒙德担心，他目睹的股市繁荣事实上是一个气泡，它也许以“火山般的”爆发终结。正如我们所知，这一形容并不过分。正像西格蒙德意识到的，困难的是确切地知道危机何时开始。“在我看来，”他对埃里希说：“以美国巨大的资源储量和人力资源产生的势头，美国经济几乎好像（可以）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几年后，才发现它过度发展……”至于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戳破气泡，也并不容易说出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存在泡沫。西格蒙德在美国期间，他仔细跟踪了一批不同的行业，以及一些他担心的预示危机的指数。比如，收紧对移民数量的限制，推高了美国的劳工成本，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加速崩盘的致命催化剂吗？

沃伯格家族内，不光只有西格蒙德对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表示担忧。保罗·沃伯格也预感到了崩盘的来临。事实上，西格蒙德在1927年年底的观点，几乎肯定地反映了他更老道的保罗的观点。1929年5月，他的叔叔保罗再次对他所谓的“目前投机的混乱”表示出忧虑。他警告，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向美国证明它可悲的无能”。他疾呼，“人们不能忽视中央银行的每一项慎重的原则和做法，他们终将为此付出代价。一个受政治控制的体系，并受一种欲望支配，并希望永久地保持商业繁荣，这样的体系必将导致我们前所未见的灾难。”然而，保罗警告末日降临，并敦促他在美联储的继任者们进行变革是一回事，而保护他自己的公司免于即将到来的灾难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保罗·沃伯格于1929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际承兑银行的风险，但力度太小、时间太晚。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他从叔叔保罗那时的犹豫中学到了一则重要的教训。“他对我有重要的影响，”西格蒙德说：“他的影响不仅是他有意识教我的那些东西，他还把一种担心灌输给我，我可能会重蹈他的覆辙，无法遵循我自己正确的直觉。”

与美国一样，德国银行系统的崩盘导致深度衰退，升级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历史学家一般把1931年夏天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倒闭，定为德国银行危机的开始。这对总部在柏林的各大银行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在汉堡发生危机前已经有过一次危机，它主要的受害者就是M·M·沃伯格公司。

德国银行业危机过去的假设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归咎于美国资本撤离德国。还有人认为，1931年5月，奥地利维也纳信贷银行未能公布其年报，实际承认破产，危机是它的金融后果波及德国所致。不过，更近期的研究显示，德国银行体系出现危机，更多的是内部因素造成的。在德国的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不得不权衡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相关联的风险。第一，帝国政府将无法履行赔款支付，因此引发国际危机。第二，帝国银行将无法维持德国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因此以马克计价的资产被困在德国，有一天可能一文不值。第三，德国有些银行或者所有的银行将无法偿还在这些银行存入的任何货币的存款。要分开这三种危险实属不易。

对当时发生危机的一种解释是，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银行自身很脆弱，因为它们的资本和资产比率以及它们的流动性过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已被滞胀和货币改革消耗，许多银行通过（德国和外国人的）短期外币存款，力图恢复它们的头寸。到1928年6月底，美元存款占德国各家信贷银行整个存款的42%。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鲁莽的机构是柏林的大型银行，特别是那些在德国有分支网络的，它们似乎认为自己大到不可能倒闭（换言之，它们指望帝国银行在危机时援救它们）。1931年春天，投资者很大一部分的外币存款被取走，这证明是致命的。起初，这反映了对货币贬值的担心（美元兑换暂停）超过对银行倒闭的担心。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受影响最重，就是因为它的贷款大部分集中在效益不良的行业，比如纺织业，尤其像破产的北方羊毛公司，还有德国多个自治市。虽然该银行很大，但它没能做到大到不可能倒闭。帝国银行也根本救不了它，因为帝国银行的硬通货储备实际上已枯竭。事实上，储备外流逼迫帝国银行提高贴现率，恶化了货币已经严重不足的局势。只有政府立刻放弃美元兑换——比如提前到7月4日，而非7月15日——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才可能获救。（或者，只有帝国银行在更早的时候——在1930年——就停止对大银行的优待，与美元挂钩的机制才可能保住。）换言之，是对德国货币的普遍挤兑，导致特定银行发生危机。

那么，又是什么引发的危机呢？有人强调是德国政府在1931年6月6日作出的赔款声明导致的，声明措辞强硬——“德国人民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其他人指出，是有关帝国财政状况的负面新闻导致，该消息于6月9日曝光。还有人把危机归咎于国内的政治事件，从1930年7月的政府危机开始，到两个月后公布的选举结果，这些都加强了极端党派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的权力，并推动了总理海因里希·布鲁宁实施更有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导致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1931年倒闭的危机，曾经有过“彩排”，那是在1930年秋天的汉堡。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为奇。私有银行与柏林有很多分支机构的大型银行相比，对积累外币存款更热情。1929年12月，私有银行的全部储蓄中有58%是外币存款。虽然缺乏准确的数字，但M·M·沃伯格公司很可能是这一趋势的先锋。当1930年下半年的负面政治新闻令某些外币存款人急于提款时，M·M·沃伯格公司遭受尤其严重的影响。在1930年的最后一周，该行发生挤兑，被迫支付了80%的外币存款和50%的本币存款。情况很快明朗，没有马克斯·沃伯格的美国亲戚们，特别是保罗和他的儿子吉米的大力协助，这家汉堡的银行事实上将无法存活。到1931年10月，马克斯计划访问纽约，显然打算向弟弟求援。但在他动身前，保罗的儿子吉米到达汉堡。西格蒙德在一个月前曾致信纳克曼，有理由假定，吉米至少知道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对于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重要的是要利用叔叔马克斯立场中的弱点，对汉堡的家族银行进行迟来的改革。“使改革很难实现的是，”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挑战，我们要对业务进行重新评估，但不能让那些应该去作重估的人意识到，这个任务已交给了年青一辈，或者是年青一辈中的一员。”现在，很多责任已移交给吉米，这也有不少问题，相对而言，西格蒙德对吉米信心不足。他试图向这位美国人解释，他认为M·M·沃伯格公司需要进行的主要改革有：

1.公司业务集中在大型工业交易上，这意味着，如果有可能的话，派两名合伙人去柏林；

2.撤销金融业务和巴黎办公室等，（并且）有更清晰的责任分工；

3.某种程度上少一些家族式的风格，多采取理性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扩张。

在这两位年轻人不多的、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西格蒙德试图向吉米保证，德国没有消亡、家族企业不是失败的事业。尤其是，他试图使吉米相信，“德国仍然在生命和思想上有巨大的力量，如果所有战后的问题最终都能解决，那将使德国在欧洲比过去承担更具领导性的角色”。但是，吉米被说服似乎令人怀疑。不知什么原因，西格蒙德选择这个时刻，全家离开汉堡到他热爱的德国南部度假。在静谧的海尔布伦，他坐在内卡河岸边，开始写日记，他重申他的信念，家族银行的“年青一代比老一代，明显能更好地驾驭局势”。但他担心，“在当前紧张的压力下，公司可能会做出过于草率的举动”，因为“很典型，公司的紧张状态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

在西格蒙德不在公司时，马克斯和吉米之间达成了什么并不重要。5个月后，维也纳信贷银行的垮台几乎是M·M·沃伯格公司的救命稻草。总体而言，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联系是有限的。但是，马克斯·沃伯格是信贷银行监事会的成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的银行一直是罗斯柴尔德银行欧洲网络的一部分，而且，维也纳信贷银行也是该网络的一个主要分支。奥地利政府的援救措施实际上是将信贷银行国有化，但却无法阻止沃伯格家族的银行遭受巨大损失，这也不是该行唯一的问题。当吉米·沃伯格在1931年6月——一个月后，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倒闭——返回汉堡时，他发现家族银行亏损累计超过350万美元（1500万马克），坏账包括向破产的嘉士达百货商店的贷款，到向汉堡州政府580万马克的贷款，这些贷款似乎不可能被偿还。根据吉米的计算，汉堡公司需要700~900万美元（2900~3800万马克）清除其所有坏账。虽然这个美国人有意让他的叔叔马克斯破产，并指责他管理不善，但德国政府出手相救，提供了3000万马克，以避免政府担心出现的整个汉萨银行体系的倒闭。换言之，如果没有此举，M·M·沃伯格公司将破产，德国银行危机将提早一个月开始。

为什么有可能救马克斯·沃伯格，而不救雅各布·戈德施密特？吉米·沃伯格在纽约观察事态，他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介入援救马克斯的银行，而不是戈德施密特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在吉米的回忆录里，他声称，父亲曾主动提出支援德国政府挽救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但却被总理布鲁宁拒绝，原因是担心暴露该行最大的不良贷款之一是给予帝国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但是，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不足。更直接的解释是，一旦帝国银行的美元储备在7月开始用完，那么，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庞大到以至于无法被拯救，远不是庞大到不可能倒闭。马克斯在汉堡的银行得以幸存，原因是当危机袭来时，帝国仍然可以负担得起援救。而且，家族银行（像维也纳的信贷银行一样）有能力向富裕的外国亲戚求助，就像在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挽救信贷银行一样（它们也挽救了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如若不然，同样将倒闭），保罗和吉米·沃伯格的国际承兑银行也帮助M·M·沃伯格公司转危为安。无论如何，很难相信保罗有能力援助庞大且破产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他自己的国际承兑银行到1931年也经历了很大困难。西格蒙德后来回忆，保罗发现，1931年夏天，像许多参与国际贸易的银行一样，经他贴现后的大批商业票据都找不到买家。因此，他不得不“手拿礼帽，央求大通国民银行买他的承兑票据”。对一个如此骄傲、严谨的人，这是“最大的耻辱”。那年夏天，他第一次患上中风，之后连续几次的中风使他在1932年冬与世长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没见过比保罗·沃伯格更悲伤的人了，”西格蒙德事后多年回忆说：“他留给我的遗产是，他使我变得更加坚持己见，他的榜样让我不易被人说服。”

西格蒙德·沃伯格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那些事件几乎毁灭了他的家族的金融王国。在他看来，这次危机是老一辈人自我纵容的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乱世，他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日记中他从不吝惜他的批评。20世纪20年代初，他一度“以骄傲的自信，期待着在带有我们姓氏的公司干一番事业，总是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德国乃至世界经济，以及社会的一个重要和富有建设性的部分”。但是，“阴影”逐渐遮住了这一美好和令人鼓舞的愿景：

一方面，这些阴影代表了老一辈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局，对我来说，这种无能越明显，由布鲁宁实行通缩政策造成的深度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阴影代表了这个大家族堕落的症状，特别是那些与公司联系紧密的各家族分支。

西格蒙德尤其谴责“将个人、家庭事务与客观的商业事务混在一起”，这会导致“决策人纯粹出于个人原因，为公司采取错误的措施，实施错误的政策，并会导致出于孝顺家庭而错位的尊重，（以及）来自未得到满足的女性不必要的干涉”（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些女性亲属），“总之，家族企业集合了一个堕落家族所有不好的特点：比如，拜占庭主义，缺乏对诚实和名誉的崇敬……有的则是阿谀的成功、带着空虚的同情、演戏和虚伪、做作以及一种温室的氛围”。

然而，西格蒙德认为，公司败落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叔叔马克斯的嫉妒。西格蒙德再次将马克斯与末代德皇对比，“马克斯尤其爱听信献媚的小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自己的个性与虚荣联系起来，他还有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不像威廉二世，马克斯“皇帝”妒火中烧，他不但怀疑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并且怀疑对他指定他儿子埃里希继承家业的挑战。西格蒙德现在意识到，他自己对此构成了挑战：

这些年来，我在公司里逐渐建立起强硬的地位。我经过一番艰难争取，终于脱离汉堡，在柏林设立了办公室，一旦柏林能为汉堡提供决策支持，许多重要的谈判往往经过我的手，包括最终扩建海外网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马克斯痛苦地尽其所能，为他和他的儿子保住公司的领导权，但他没有注意到，权力早已从他身上溜走。他的儿子性情可靠、幽默，但没出息，他受他父亲指使，因此人格扭曲，他也想尝试做伟大的事情，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一个王朝会出现的所有事情都出现了，它的堕落在员工身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全部失去了自己独立人格之下的动力。

这是对亲戚们的一种责难性的评价，而正是他们使西格蒙德走出施瓦本，走出默默无闻。

西格蒙德对自己家族的批评当然是衷心的，但批评得公平吗？事实上，他几乎把家族银行的所有困难都归咎于马克斯的性格缺陷上。这肯定低估了政治和经济剧烈震荡的作用，要知道震荡波及了整个德国银行业体系。西格蒙德有年轻人的自信，他能做得更好。不过，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再也不会面对这样规模的金融危机。即使M·M·沃伯格公司完全由西格蒙德执掌，他也无法确定公司能安然无恙地度过1930年的那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