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想成为真正的投资银行，在视角和运营模式上都要做到国际化。罗斯柴尔德家族巅峰时，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都有分支机构。沃伯格家族在20世纪初要求扮演类似的角色，但却以汉堡和纽约作为大本营。这种自命不凡，可能会被认为，沃伯格家族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到20世纪20年代，时局已经很明显，像N·M·罗斯柴尔德父子公司和M·M·沃伯格公司这样相对小型的家族控制的企业，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有效经营——最明显的就是安排特别银团形式的国际贷款。在更普通的层面上，像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这样的银行家族可以在教育和培训未来潜在合伙人上合作。因此，1926年，西格蒙德·沃伯格被派往英格兰继续他的学徒期，并在罗斯柴尔德伦敦分支所在地圣瑞辛巷新场，学习金融城与众不同的经营方式。这是他首次访问大不列颠，在此之前，作为初级职员，他只有过一次到国外出差的机会（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

鉴于在10年内，西格蒙德将定居英格兰，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可能会是良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进入新场所在的受人崇敬的区域以前，他在剑桥大学待了寒冷的6个月，他在那里听各种讲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C·W·吉尔博的讲座，他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甥，马歇尔参与了《经济学原理》的编写；还有C·W·奥格登的讲座，他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翻译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的《逻辑哲学论》。由于受到梅尔基奥的眷顾，西格蒙德得以与凯恩斯会面，现在凯恩斯已经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媒体评论员，就当今经济政策问题在英国媒体上撰文，从不可能收回惩罚德国的赔款，到英国又回到金本位制的愚笨。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他年轻的德国访客留下好印象，西格蒙德发现他狼狈得“放荡不羁”。凯恩斯绝对不像西格蒙德遇见过的德国教授那样：

那是上午11点后，他穿了一双红色拖鞋接见我，对一个保守的德国人，这令我大为吃惊。我听说过他是一位伟大的人，但我们第一次会面，我根本不喜欢他。他有点女人气、有些不敬。在我看来，他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处理严肃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英式混搭——对学术的怀疑，结合了……用最高的标准评价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他可以察觉到人们思想过程中最轻微的失误，他可以用几乎虐待的程度摧毁他们的论据，不管这些论据可能是好意。

西格蒙德对N·M·罗斯柴尔德公司里的君子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反应不太积极。罗斯柴尔德在伦敦的分支曾经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但到20世纪20年代，它更接近于一间绅士俱乐部而不是银行。一名高级职员很少在中午前上班，然后，他在下午1点钟去吃午饭，2点30分又回家了。罗纳德·佩林“很少在上午10点30分前到，总指望周末两天的空闲时间”。西格蒙德的同事似乎是从P·G·伍德豪斯的小说里走出来似的。“瞧，我的孩子。”有人这样对他说：“这是伦敦最好的俱乐部。我们真应该缴会费，而不是领工资。”这位好似清教徒的德国访客惊呆了。尽管处于初级职位，但他惊奇地发现，自己被交给为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省安排发行83.5万英镑债券的大部分工作。“我对那家公司的第一印象是，”沃伯格后来评价道：“与汉堡的工作方式相比，这里懒散、随意，甚至邋遢。”到他离开英格兰时，西格蒙德开始怀疑，“不列颠帝国已完全走过它的鼎盛时期，英国人独有的政治技巧已严重退化”。在英国期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事实上是另一个德国人：一个来自莱因兰的有抱负的年轻银行家，他叫赫尔曼·约瑟夫·艾比斯。

西格蒙德·沃伯格回到欧洲大陆不久，于1926年11月8日结束了单身生活，那年他24岁。他娶了瑞典姑娘伊娃·玛丽亚·菲利普森为妻，她是瑞典商业银行负责人莫瑞茨·菲利普森的女儿。有超过170位宾客参加这场豪华婚礼，婚宴有8道菜，包括最好的蒙地卡罗比目鱼和蒙特默伦西鹿鞍肉，佐以1919年的波罗杰香槟和1916年的木桐–罗斯柴尔德酒庄的红酒，婚礼还有瑞典民歌、施特劳斯圆舞曲和歌剧《蝴蝶夫人》的片段助兴。幸运的是，这对夫妻确实比平克顿和蝴蝶夫人更幸福。

“遗憾的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曾说：“多少特别优秀的男人都有歇斯底里的太太。”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在西格蒙德的一生里，伊娃·沃伯格不但是爱，而且是感情稳定和理智的源泉。他喜欢收集格言，其中两句话是：“爱上某人，并得到对方的爱，不为别的原因，只因此人。这太罕见了，当它发生时，简直就像奇迹……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它是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以21世纪初的标准看，他们的关系当然在诸多方面不平等。他比她受过更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第一次跨大西洋之旅期间，她请他教她哲学。他忙工作、出公差，经常长时间不在家，而她总是做琐碎的家务活。一度，她甚至学打字，希望能在商旅中陪伴他（如果她有试过的话，那也是很短暂的尝试）。她的丈夫花心，自己承认至少有一次出轨，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苏联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1930年11月，他们的女儿安娜出生后，伊娃被诊断出乳腺癌，必须做乳房切除手术，这几乎肯定影响西格蒙德和伊娃的性关系。但把伊娃想成某种逆来顺受的附属品，也是一个错误。正像西格蒙德·沃伯格后来表述的那样：“两个人在婚姻中最难的是，他们必须持续努力，去平衡独立和互相依靠（这些用在个人关系上的词语，现在被用在国际关系中很恰当）。”他和伊娃的关系绝不是无条件的主宰，伊娃能够通过威胁离开西格蒙德，迫使他了结他和丹尼洛娃的关系。因为到现在，尽管他婚姻出轨，但他在其他很多方面逐渐依赖他妻子。他们的儿子回忆说：

在感情和现实层面，管理她丈夫的生活不能没有她（幸运的是，她全身心投入）。他把公务带回家处理，并和她讨论，在他很多棘手的非家庭决策上，她发挥了作用。对于一个从未学过驾车、从未煮过鸡蛋或换过灯泡的男人……伊娃负责有效地管理他的家庭生活，并负责办公室之外不受欢迎的任务。她有强烈的审美感，并把家里上上下下布置得大方舒适，让他陶醉其中。她的天性乐观帮助他抵消了忧郁的倾向……但除了这些，对于像西格蒙德这样情绪波动的情种，更镇静并在某些方面更具世俗智慧的伊娃则是重要的制衡。她常试图阻止他不要激动地“爱上”他遇见的人（当然不总是成功），而丈夫显然看重妻子对人性清醒、灵敏的判断（通常比他的判断更苛刻）。

从一开始，在宗教问题上，这两个人的婚姻是平等的。虽然菲利普森家族原来是叫杰里迈亚斯的犹太家庭，但伊娃从小信仰新教，事实上，新娘和新郎的曾曾曾祖父都是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在她和西格蒙德私密的婚礼仪式上，犹太教士和新教牧师均在场。西格蒙德这样向岳父解释：“我们完全自觉地想同时以新教和犹太教精神，构筑我们的婚姻生活，并抚养我们的孩子信仰两种宗教。”夫妻俩同意，“鉴于他们姓氏的特点和与之相关的一切”，他们的孩子将被要求接受犹太教信仰。这需要伊娃改信犹太教，她后来也这么做了。为了婚礼，西格蒙德尽其所能地找到一位自由派犹太教士，这位教士愿意为他们的婚礼赐福，不在乎，也不会提及她信奉的基督教。

1937年，那是对所有犹太人都危急的时刻，两人结婚时更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时刻。那年，西格蒙德写信给伊娃，这封信只能在他去世时才能打开。信中，他深情地宣布对她的爱：

请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所有时光里，我都深爱着你，一个人可以爱另一个人有多深，我就爱你有多深。对于性格如此强烈的人来说，夫妻俩怄气在所难免，我们的爱也偶尔会被乌云遮挡，但它总能以新的力量拨云见日。回首往事，我欣慰地说：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一段精彩时光，共同分享生命，分享爱情，那是多么美好的感觉。

西格蒙德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好处。他很快和岳父形成了牢固的友谊，岳父似乎填补了他青年时期缺少的那种世俗的父亲的角色。菲利普森是一个顽固的商人，他是斯德哥尔摩商界的支柱，他娶了路德会教友英格丽德·霍恩格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西格蒙德和伊娃的婚姻。菲利普森比较现实、易怒，并喜欢抽雪茄，他逐渐代替马克斯·沃伯格成为这位年轻银行家的导师。值得注意的是，西格蒙德在给莫瑞茨所有的信中均以“亲爱的父亲”开篇。“您确实令人开心。”他在1927年写道：“……您给予我真正家长式的关心和理解……上次聚会，您给予我许多良好的建议，我十分欣喜。这些建议总是一针见血，几乎不会在这冰冷的世界里遇到，甚至不会从最近、最亲的人那里获得。”

1927年5月，西格蒙德和伊娃·沃伯格离开汉堡前往美国，他在那里继续接受金融培训。沃伯格并没有立刻在库恩–洛布公司上班，他选择去波士顿的莱布兰德、罗斯兄弟和蒙哥马利公司学习美国会计原理。他和伊娃离开他的纽约亲戚们在上东区的豪华住所，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租下一套朴素的公寓。他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5点，而她负责料理家务（这肯定是她此生第一次周围没有一帮仆人）。1927年9月，就是在这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乔治降生。总之，他们尽力去迎合对美国中产阶层新婚夫妻的看法。

像无数在他之前到来的欧洲人一样，西格蒙德·沃伯格努力通过与欧洲的比较和对照了解美国。通常，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些看不起。美国人非常相似，他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一致”。“在这里，”他在给一位汉堡友人的信中写道：“你不太可能指望有洞察力的理解。”人们友好却浅薄。他们“花很长时间认真谈论高尔夫”就表明了这一点，沃伯格一生对高尔夫都很反感。当然，美国人被“一股特别强烈的能量和生气”所支配。他们的生活节奏更快（比伦敦快多了），社会交往更“民主”，也有“特别普遍的相互善意和极大的社会活力”。但这里：

缺乏欧洲人引以为荣的某种智力上的洞察力。命运使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容易将烦恼和痛苦置于千里之外，但必须承认，美国人比欧洲人自觉、从容地使他们的生活更舒适。美国人将他们自己置身于不需要太多努力就能得到的欢乐中，而欧洲人把需要煞费苦心得到的欢乐看得最有价值。

他还察觉出美国人对批评有些过于敏感，这是他在伦敦没有遇到过的。但是，随着沃伯格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文学、政治和经济生活，他逐渐改变了他的观点。工作上，他尤其对美国会计更高的效率有所触动，会计是美国商业操作中显著标准化的一个功能。资产负债表必须按照严格规定的模板出具。他一边比较美国体系和欧洲体系，一边开始想，是否前者事实上是后者迟早必须采用的模式。在波士顿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了经济的未来，而且它似乎奏效。美国经济显得如此有活力，他不得不将其与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高点进行比较。美国人最初让他感到缺乏城府，但也许，那就是在美国宏伟创业精神的“必要的一面”。

在某些方面，似乎我必须将美国现在这个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对比。两个时代都有大量躁动的能量，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能量更多地表现在审美方向，而在当代的美国，它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和科技方向上。两个时代过去和现在都伴随着很多怀疑……不公正和粗糙的事物，两个时代曾经和现在都产生了一批冷峻、硬朗的面孔。

当西格蒙德和伊娃搬到纽约后，他迅速意识到的问题是，这次经济上的“文艺复兴”似乎把在美国的沃伯格家族抛到了后面。

正像我们看到的，当战争一结束，西格蒙德就和叔叔保罗·沃伯格在德国会面，他对保罗相当崇敬。他也有感于保罗的弟弟费利克斯和他精力充沛的妻子弗丽达给予他们的热情和欢迎。但不久，他开始发现，许多亲戚的合群好客“对我们的生活更是一种阻碍，而不是帮助”。他们在第五大道上的多处宫殿，装饰着伦勃朗的画，对他来说那都是暴发户的住所。西格蒙德可能没想到，他和美国沃伯格家族的下一代在一起时感到不自在。他们有些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所有人似乎更热衷于高尔夫和跑车，而非文学或经商。在他的脑海里，他们出奇地符合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白人纨绔子弟的模式，F·斯柯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小说里已经对这种人进行了带有矛盾看法的描写。甚至亲戚们庆祝圣诞节的热情，都让他觉得好笑。总之，他们似乎已过分地成为美国人，就像沃伯格家族上一辈过分地成为德国人。财富取代高贵作为势利的基础，美式橄榄球取代击剑作为智力活动的替代品。他这样向岳父倾诉道：“在我的许多美国熟人当中，我自己的族人使我最不高兴，但除了保罗·沃伯格以外……他们整个圈子，在精神和人性方面如此令人乏味、空虚，在金钱上令人窒息……”这个问题在社会层面已经够糟了，但对库恩–洛布公司的未来有可能却是灾难性的。

当西格蒙德·沃伯格到达纽约时，库恩–洛布公司仍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之一。然而，它重点依靠为美国铁路网络的需求提供服务，这一行业已经度过其扩张的高峰期。诚然，库恩–洛布在美国长途铁路的所有持股接近60%，公司还可以依赖大量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诚然，公司有一批大型工业客户，如美国冶炼和美国橡胶。但莫蒂默·希夫似乎对多元经营不感兴趣，1920年他的父亲雅各布去世后，他在银行的5位合伙人中占主导地位。西格蒙德无法做到让他对为新一代公用事业提供融资感兴趣，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活力的经济行业之一。希夫也不考虑重建该行在海外的业务，因为他恐俄的父亲雅各布拒绝为协约国对德作战提供融资，这使该行海外业务在战争期间瓦解，将机会让给了J·P·摩根。“库恩–洛布公司今天依然是一颗光芒耀眼的星星。”沃伯格在一封给岳父的密信中报告：“但我担心，这颗星星正在快速地失去光泽。各合伙人……不是以清醒、有效率的企业家精神做决策，而是以个人虚荣、嗜好和势利做决策。”“公司经常忽视员工并对他们管理不当，已到达令人吃惊的地步，再加上公司内外对争吵有极高的热情”，这让他倍加受挫。事实上，他逐渐认为，这家银行实际上由“文员们管理，尽管公司有多位合伙人”。库恩–洛布绝对还没有终结，相反，它庞大的资本、它在纽约的地位和与美国工业的联系，赋予它“巨大、未开发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缺乏更进取的领导力，上述这些优势终将被浪费。重振库恩–洛布的愿景多年来诱惑着西格蒙德。早在1928年，他就有这种想法。

最初，西格蒙德对国际承兑银行印象更深刻。毕竟，它是他的叔叔保罗创立的。然而，现在掌管国际承兑银行的大权落在西格蒙德堂哥詹姆士（“吉米”）和他“一群半傻的哈佛社团混人”手里。吉米给西格蒙德的印象是“令人害怕的吓唬人的高手，更是一个辩论能手，而不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管人们在哪里认识他，他都极不受欢迎”。马克斯·沃伯格指示西格蒙德，要培养与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的良好关系，但此事远没有那么容易。西格蒙德试图向他的叔叔解释，莫蒂·希夫和保罗·沃伯格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矛盾。前者，在他对外国业务感兴趣的范围内，对汉堡沃伯格家族没有强烈的忠诚感。到1928年，他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和国民银行的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有更多的生意往来。相反，保罗·沃伯格意图使国际承兑银行成为跨大西洋业务的管道，将库恩–洛布、M·M·沃伯格和其他持股银行永久地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对峙，不是保罗的风格，但他的儿子吉米似乎愿意与希夫摊牌。西格蒙德·沃伯格警告叔叔马克斯，库恩–洛布和国际承兑银行之间存在“窃窃私语、夸大其词和不信任感”，但警告是徒劳的。到1928年中，他偕妻子和儿子返回德国时，他早期对美国经济可能性的速度和规模的热情，正在让位于对跨大西洋金融，尤其是家族关系的一种更清醒的悲观情绪。

在10年的时间里，西格蒙德·沃伯格经历了革命和搬迁。在德国，他瞥见了一个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未来，他希望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在美国，一个重整旗鼓的库恩–洛布的经济未来在他眼前闪过，公司在他的领导下将实现业务现代化。令人好奇的是，后一个愿景使他重新审视前一个愿景。在德国爆发革命时，他向友人厄恩斯特·科切塔勒解释说，很明显，年青一辈比老一辈知道得更充分。直到现在，西格蒙德“总是对如今的老一辈有很强的敌对情绪，他们的根扎在战前那个年代，他们接触的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是虚弱的，但我在年青一辈身上看到了对组织强烈的、也许不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渴望”。但那只是在欧洲。相反，在美国，两代人的关系又截然不同。

（美国的）老一辈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像在欧洲一样）基于自由的功利主义，以一层薄薄的理想主义作外衣，而欧洲人讲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被译成“人人机会均等”。美国的年青一辈甚至对他们的父辈没有反应，有的只是完全的空虚……我曾听过一句格言，大意是：“没有点燃革命之火的一代是无用的一代”……我认为，很少有一个群体，像当今美国年青一代这样，有如此多平庸的心和思想，有如此多的俗人。

出于这个原因，西格蒙德带着一种预感离开美国，那是一种担心，担心“灾难性的事件”迟早会降临在茫然若失的美国年青一代身上。那是1928年1月。他又怎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