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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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用足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其中第一个“没有变”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形势下,经济长期走势的宏观背景和基本格局,指明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所在和引领新常态的立足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就是要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和局部性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的趋势和宏观层面。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动力之源,因此,从世情和国情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这一重要论断,可以增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实现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信心。

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存在诸多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因素。尽管金融危机破坏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负面影响仍在,但总体上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虽然有人以发达国家为对象归纳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趋好,对世界经济总体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塑造新一轮全球化高潮。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5%,其中,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1.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为4.5%,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为5.8%,而被定义为低收入组的国家则实现了6.3%的平均增长率。通过更加主动地有所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赢得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实现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以生命科学、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领域及其与互联网、移动网的结合为重点领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为我国实现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一方面,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的中等偏上水平,更加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正处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变过程中,加上特有的庞大国内市场规模和丰厚人力资本优势,为我国利用当前科技革命的孕育期,未雨绸缪并赢得先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独特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因而我们继续保持着科技赶超的后发优势。科技史和经济史都表明,越是在新一轮科学技术突破的前夜,后起国家越是能够从现有科技成果存量中获得更多的产业机会和增长动力。因此,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集于一身,有助于我国取得更加经济、更有效率、速度更快的科技赶超,实现创新发展。

从我国自身的发展潜力看,仍然具有中高速水平的潜在增长率,同时有较大的潜在改革红利可供收获。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阶段,另一方面,未富先老的新国情凸显出来,人口红利加快消失,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日渐式微,挖掘增长新动力的紧迫性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必然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换挡,表现为潜在增长率及实际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基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本存量,即使潜在增长率和目前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有所下降,仍然可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卓尔不群。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机会也是广泛存在的。我国还存在着诸多体制性因素,不利于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并直接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十三五”时期发展和改革开放蓝图,都将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开放红利。从对外开放看,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对外开放措施,有助于维持经济全球化格局,在合作共赢中维护我国自身发展利益。从国内供给侧改革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利于生育率向替代水平回归,在一代人之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深化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利于使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国内需求侧改革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共享发展,将充分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均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再平衡。

(原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