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唐文学与昆虫文化溯源
第一节 中国古代昆虫文化与文学
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广的范畴，囊括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全部财富。与诸多显赫的文化现象相比，昆虫文化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却又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人们的视线之内，影响甚至改变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昆虫文化不像深奥的哲学，但古代哲人依旧慷慨地赋予了昆虫深邃的哲学蕴含，庄子物我两忘的蝴蝶梦，让自由之光闪耀在历史的天空；螳臂当车的背后，沉淀着多少关于勇气和忠诚的力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箴言，包含了多少劝诫的智慧！昆虫文化也不像光彩夺目的文学，但它见证了文学史上“春蚕到死丝方尽”
的千古名句，使人感受到了“夕殿萤飞思悄然”的千古长恨，更记载了文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呐喊。因此，没有昆虫的文学世界是不完整的，昆虫文化深深扎根于民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展现质朴的特色，因为文学的介入，使昆虫插上了精神的双翼，载着诗人多样的情思，深刻地传达出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凝聚了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与世俗民情。
昆虫以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类生活，远远晚于它们在地球上的出现时期。《礼记·礼运》记载了先民茹毛饮血的饮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那么，部分个头较大又容易捕捉的昆虫，肯定会成为先民的重要选择。随着火的发现，让昆虫变得更加美味，昆虫就逐渐融进了古代饮食文化的圈子。《周礼》中记载了专供上层人物使用的珍贵食品蚁卵酱，《礼记》中记载了蝉、蜂属于君主筵席上的山珍海味类高级食品。这些昆虫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实验而选择出来的，是古人饮食经验逐步完善的历史积累。昆虫从自然界进入饮食系列，再被选择为高端食品，就是其人文化的典型过程。接下来的养蚕制丝、养蜂食蜜、灭蝗减灾等大量与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昆虫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蕴含。
我们想追问的是，昆虫是如何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的？这和古代的善恶观念有怎样的联系？民族心理投射到昆虫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反映？昆虫进入精神领域源自人们的物质需求，例如蚕图腾的崇拜意识，先有了蚕神崇拜，后来形成了天子重视的先蚕祭祀，充分表现了古人祈求丰收的心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想象中的蚕神，还萌生了焚蚕致祸的吉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而因果报应在蝗虫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蝗灾过后的土地基本寸草无存，人们因此附会出暴政致蝗、仁政避蝗的说法，体现了古人原始的政治态度，这是借昆虫以表达民生愿望非常珍贵的精神进步，虽然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科学根据，不过如果官吏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确实能够减轻蝗灾的危害。在古人的精神世界，有明显的善恶情感之分，长相丑陋而于人有害的苍蝇、蚊子被视为凶兆，餐风饮露的蝉被视为高洁的象征，美丽轻盈的蝴蝶被当作爱情的使者，这是汉民族精神中的宝贵渊源，也是昆虫文化的价值精华。
中国古代昆虫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还要追问的是这些由远古而来的昆虫文化在千百年的历史涤荡中，消失了什么？留下了哪些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文学作品在历史选择中起了什么作用？消亡的昆虫文化现在已经只能通过典籍的记载来回顾，例如《诗经》中曾经记载的以螽斯象征子孙繁盛的原始生殖崇拜，“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现在人们早已抛弃了这个观念。“酷吏致蝗”“暴政致蝗”的思想最初仅是朴素的比喻，人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蝗虫贪婪吞噬庄稼的样子就自然会联想到巧取豪夺的官吏，伴随着治蝗技术的提高，这种思想随之消失。其他当时认为是凶兆的昆虫，因为科学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观察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进程中，或找到了消灭驱赶之法，或加以科学利用，不再被动地惧怕。
流传至今仍生生不息的昆虫文化，除了养鸣虫、斗蟋蟀等民俗传承，文学的记载和传播起到了直接作用，赋予了昆虫文化以新的生命活力。春秋采诗，留下了昆虫在文学史上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诸子争鸣，将昆虫各异的生物特征和巧妙的哲理完美融合，成为引领一个时代之精神指南。秦汉焚书，使无数儒生遭遇灭顶之灾，文学视野随之转移，继而诞生了托物寓情的汉代虫赋。三国文学，建安风骨里有曹植以蝉感生世的振聋发聩，发后世蝉文学之滥觞。魏晋南北朝的昆虫赋蔚为大观，奠定了昆虫文学坚实的基础，为唐宋昆虫诗词的繁荣做好了意象、意境的铺垫，也成为联结不同时代文人的精神纽带。
文人托物言志，首先必须找到景物与情志之间的契合点，才能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同一的艺术效果。在这里我们要追问的是昆虫为什么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蕴含？昆虫文学以虫为描写对象，自然少不了虫与作者主观感情的媒介。比如咏蝉，最突出的两个生物特征，一是饮露而不食；二是响亮的嘶鸣。蝉饮露而不食的自然属性本不值得特别赞美，也无关清浊，但若联系作者高洁独立的人生理想、自由无争的生活境界，便有了深刻的意味。而蝉鸣之悦耳、沉吟而养心、清亮之盎然等特征与人们追求上进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古人咏萤借助萤能发光这一特征，以萤火表明心迹，或以萤火之微光象征黑暗中的光明与希望，或以眼前萤火的转瞬即逝指代人生的短暂。其他蝶、蜂、蚕、螳螂等昆虫诗，也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生物特性，借题发挥，利用想象的手法，最终达到情志与昆虫的有机融合。
弄清楚了习性与情志之关联，我们就不难回答为什么昆虫文学在数量上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这个问题了。第一是之前分析的生物属性与个人感情的共鸣，昆虫各自的特征就是文学与生物学的媒介。第二是基于它们在自然界的种类、数量。比如蝗虫就有很多种，如中华稻蝗、东亚飞蝗、红后负蝗、台湾大蝗等，大面积的存在使它们轻易能被人们所见、所识。第三是昆虫的地域分布。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自己身边的昆虫，北方的文人写不了江南的特有昆虫，南方的作品中也看不到北方的昆虫。伴人昆虫例如蝴蝶、蟋蟀，就比蜻蜓、蝼蛄等更容易被人们所吟咏。第四是不同昆虫活跃的时间。夜行昆虫如萤就只能在夜间闯入文人的心境。蜉蝣朝生暮死的景象因见之者少而数量不多。冬季中原地区的昆虫基本全部蛰伏，故而这一季节的昆虫文学创作尤为罕见。春季蜂蝶群舞，夏季蝉声噪天，秋季鸣蛩啼悲，这些代表着特定时节的应景昆虫诗就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