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春秋 战国的间谍活动(4)

第十四节 邻有圣人敌国之忧

秦师大败于殽之后，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领被晋国放回。秦穆公还让这三位带兵。公元前625年，秦穆公又派孟明视率军伐晋，以报前仇。这次又被晋军杀败。秦穆公仍然相信孟明视，让他主持秦国军队。这年冬，晋、宋、陈、郑等国又联合讨秦，夺取了秦国的汪、彭衙两地。秦国真是流年不利，雪上加霜。这时戎夷的首领戎王派由余到秦国观察、学习。因为他听说秦穆公好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套办法。这个由余也是有来头的人。他的祖先是晋国人，能讲晋国话。戎王派他到秦国去，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秦穆公隆重地接待了由余，让他看了秦国的宫室和仓库。由余看了这些，感慨地说：“这些东西，让鬼来干，会使鬼伤神；让人来干，则会使人民苦不堪言。自古国君能保住国家的，都是小心谨慎，勤俭治国。丧失了国家的，都是因为骄奢淫逸。”穆公奇怪了：“中国（指当时除西戎外的诸侯国）以诗、书、礼、乐、法度治理国家，尚且经常出现变乱。戎夷没有这些东西，凭什么来治理国家呢？”由余笑了笑：“这正是这些国家之所以动乱的原因呵！最早的圣人黄帝，也不过达到小康之治。后世国君破坏了法度，却对下面严加管制，下面也以‘仁义’抱怨国君。上下互相不和、斗争，以至于杀掉国君，灭掉宗族，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戎夷却是上面淳朴有德，厚待下面。下面的人怀着忠信侍奉上面。上下一心，国家治理得就像一个人的身子那样。真是圣人之治呵！”

由余的这些话，说得秦穆公心头一震。回到宫中后，他对内史廖说：“邻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秦国向东发展连遭挫折，国力受损，如今西边的戎王又派了这么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来学习。且不说由余回去后，将使戎夷的治理更加得法，进一步加强戎王的力量。就是由余对秦国这些入木三分的分析，也将对秦国造成威胁。秦穆公可以说是思虑很远的人。内史廖想了想，答复秦穆公道：“戎王居住在遥远偏僻的地方，孤陋寡闻。没见过诸侯国的声色。请您试着赠给他一些女乐，使他在这上面消磨志气。戎王喜欢女乐，必然不勤于治国。这时您为由余请求延缓回去的时间，把他留下来。这样使他们君臣间不和，相互提防，然后再进一步想办法。”秦穆公的眉头舒展开了：“好！”他结结实实地夸了廖一句。

秦穆公把由余留下，每天盛宴招待，席间乘机问他戎夷的兵要地势，军队情况，不知不觉间把详尽的情报都弄到了手。内史廖把美女、乐队送到戎王那里。戎王高兴地接受下来。终年沉浸在女色之中，牛马死了不少。这时秦国让由余回去了。

由余一看戎王已经使国政日乱，多次进谏。忠臣良言敌不过美女歌舞，戎王根本听不进去。本来由余留秦不归，戎王就已怀疑了。这时秦国又乘机使人进一步离间他们的关系。终于邻国的圣人变为秦国的上卿，由余跑到了秦国。秦穆公在大加礼遇之外，就是向由余讨教如何征伐戎夷的方略。

秦穆公用由余之谋伐西戎诸部，征服了十二个小国，开拓了千余里土地，成了西方的霸主。顺便说一句，由于秦穆公坚信孟明视，孟明视终于在公元前624年率师再度伐晋，大破晋军，并把殽这个地方的秦军尸骨埋葬后还师，总算雪了前耻。

由于秦国国力日增，连打胜仗，周襄王也派召公赐秦国金鼓，表示承认秦国的大国地位。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对人才的需求剧增，可以说是“得人才者盛，失人才者衰”的时代。秦穆公不仅善于收集人才，如百里奚、蹇叔等，还能看到敌国人才之可怕，并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引诱。实际上由余在宴席间就已不知不觉地当了间谍，或者说已经对秦穆公的拉拢有了意思。再加上秦国进一步做工作，岂能不归于秦国。由余对秦国壮大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增强了秦国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削弱了戎夷的力量。

在中国古代谍报史中，对敌方大臣、谋士的引诱、拉拢屡见不鲜。这类深知敌情的人能被拉拢过来，具有战略意义。秦国在这场斗争中由国君亲自出马，双管齐下，综合作战，既用女色等腐蚀了戎王，又用盛情款待，久留由余不归使戎王产生疑心，可谓煞费苦心。能注重吸引各方面人才，是后来秦国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人才的争夺，是间谍战的重要目标。

第十五节 楚军营寨中的不速之客

公元前594年五月的一个夜晚，包围宋国国都的楚军营寨中万籁俱寂。长期围困宋都的楚军人困马乏，主将子反也早已酣然入睡。这时一个黑影闪入楚军营寨，他熟门熟路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绕过了岗哨，直入楚军主将子反的营帐。等子反醒来时，这人已经登上了他的床，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个夜入楚营的人是宋军将领华元。

华元把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后，对吓得战战兢兢的子反说：“我的国君派我来告诉你城中危困的状况。城中的百姓已经易子而食；劈死人骨头当柴。虽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宁可举国战死，也不能签订可耻的城下之盟。如能把军队从城下撤退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在华元的胁迫、恐吓下，与华元达成了盟约，并报告了楚王。楚王命令楚军后退三十里。宋国才与楚国议和。华元作为人质跟楚军回国。两国的盟约中用了两句流传后世的话：“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骗你，你也不用戒备我。实际上这个盟约却是在尖锐的间谍战的背景下达成的，后人把这两句合成“尔虞我诈”的成语，反其意而用之，是再恰当不过了。

公元前595年九月，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请齐师攻晋，但告诉他在路过宋国时不必向宋国借路。申舟知道这样做必死无疑，还是硬着头皮出发了。不过他请楚王照顾他的儿子申犀。申舟过宋不向宋借路，宋大夫华元大怒：“从我国过而不借路，是轻视我国。”宋国杀了申舟。消息传到楚庄王那儿。他一跃而起，顾不得穿好衣服，赤脚向宫外跑去，召集军队攻打宋国。

宋军一面守城，一面派人到晋国求救。晋国正发兵攻郑，抽不出手来。但晋景公派解扬为使去坚定宋国守城的决心，并通知宋国晋军会来支援的，以此来鼓舞宋国先拖住楚军。解扬走到半路上被郑军抓住，送给了楚庄王。楚庄王盛情款待之外，还赠以厚礼，希望他能帮助楚军瓦解宋人斗志，告诉宋人援军已无望了。解扬从容地爬上了楚军为他准备的向城里喊话的楼车，对着宋人大喊：“我是晋国使者解扬。晋君命我告诉你们，大军不日可以赶到。请你们坚持守城。”楚庄王一听气得暴跳如雷，要杀掉解扬。解扬却说：“为臣子能完成国君的使命，是我的光荣，死又何惧！”楚庄王反复掂量了一下，放了解扬。

楚军久攻不下，准备撤退。申舟之子申犀跪在庄王马前，沉痛地说：“家父明知会死也不敢不执行您的命令，但大王您却背弃了自己的话。”侵宋之前，楚庄王曾发誓要征服宋国，此时他无言以对。为楚王驾车的申叔时说：“盖起房屋，耕种土地，宋国必然会听命。”楚庄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宋人害怕了，于是派华元潜入楚军，演出了前面以武力威胁敌方将领的活剧。

以武力潜入敌军内部，进行暗杀、胁迫等破坏活动历来就是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元这次行动的成功有几个前提条件：其一，楚人长围久困，已经疲惫不堪。春秋之际列国相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楚国还要提防晋国等的进攻，楚庄王早有退军之心。因此，不能过高估计了华元这次行动的实际效果。其二，楚军的警惕性已经十分松懈，宋人也为华元潜入敌营做了准备，摸清了情况。其三，楚军与宋军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楚军以盖房屋、耕田地来表示不攻下宋都绝不收兵的意志，宋人则通过华元的行动表示了以死相拼的决心。两相抗衡，楚军终于感到支持不下去了。当然，间谍在这类行动中个人所具备的大智大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华元一边以必死之心以武力胁迫子反，一边以鲜明的语言表示了宋人的决心。武力胁迫与宣传相配合，恰到好处。如果只是单纯地暗杀了子反，对敌军的心理影响可能不如这样大。因此，这类行动也不是仅凭刺客的匹夫之勇能够做好的。

第十六节 季札的使命

吴国始祖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他们把王位让给了季历，跑到江南蛮人之地，断发文身，太伯当了蛮人的君主。国号吴，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到了吴君寿梦时，楚国的流亡大夫申公巫臣，从晋国到吴国教吴军车战之法。他的儿子也当了吴国负责接待使者的礼宾官。吴国与中原诸侯接触交流渐多，开始强大起来。

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季札品德高尚而有才，寿梦想立他为太子，季札再三辞让，于是由长子诸樊代理国政。寿梦死后，丧期已过，诸樊想让位于季札，季札仍是不愿意。吴国的士大夫非让他当国君不可。为了表示自己无意于当国君的决心，季札索性跑到山野里隐居，种地为生。吴人只好不勉强他了。季札在春秋时，是有名的贤人。

公元前544年，季札受吴国委托到鲁、齐、郑、卫、晋等国去观摩、学习，并发展关系。季札到了鲁国，听鲁国的乐队演奏了正统的周乐，对每种乐曲，都能领会并阐发出其中的精义。

从鲁国到齐国，参观了一阵子之后，他对晏子说：“您要赶快把封邑和大权交还给国君，没有封邑、权力，才能使您免于大难。齐国之政权将有所转移。在没有转移到该得到它的人手中时，齐国的灾难不会停下来的。”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季札使齐时已是春秋的后期，这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在各诸侯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有的已近于完成。公元前594年鲁国施行“初税亩”，标志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被承认下来。中国奴隶制社会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井田制。一国的土地、奴隶是国君（周天子）家产。国君把他们分给臣下使用，但也可夺回重新分配。这种井田也就是所谓公田，属于公室（周天子）所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臣下开始让奴隶们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并以新的剥削方式收买人心。这样久了，井田制受到破坏，农业劳动力被私家（新兴地主阶级）争夺到自己土地上去。公室与私门展开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季札到齐国时，地主阶级在齐国的代表陈桓子（即田桓子）的势力已经到了快要取而代之的地步了。季札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动，并向素称机敏的晏子提出劝告，可见其观察之深！

后来晏子听了季札的劝告把封邑和大权交给了陈桓子。晏子在出使晋国时，也认为齐政将归于陈氏，公室将卑，政在家门。后来果然发生了齐国奴隶主代表人物栾施、高强企图消灭陈氏的内乱。陈桓子打败了他们，进一步巩固了在齐国的地位。晏子也因为早已交出了大权而幸免于难。

季札离开了齐国又来到郑国。他见到了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两人好像老朋友见面一样。季札认为郑国当时的执政者不能治理国家，郑国大难将至，而能挑起治国重担的必是子产。

随后季札去了卫国。在卫国他见到了不少能干而贤明的士大夫。他认为卫国虽是个小国，但有不少贤能的君子，因此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晋国，季札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晋国公室衰弱，私家强盛。但在众多实力雄厚的士大夫中，他认为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将取代晋国。这不能不说他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季札出使我们可以看到，他关心的事情是多方面的，从礼仪、音乐到政治情况。对各国执政的主要人物也有深刻细致的分析。不言而喻，像季札这样一位使者，给吴国带回的情报，对国家的治理，外交政策的制定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英国人雷蒙德·帕尔默在《间谍的招募与培训》一书中说：“大多数国家有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情报可以从‘白色’（公开）来源中得到满足。”这是古已有之的事，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间谍史时，有必要把这一类谍报活动纳入研究视野。只有秘密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部间谍史就是不完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作军事决策时所依据的情报，主要部分仍是从公开材料乃至现场的睿智观察中获得的。这表现为他们对天下大势的分析，独特的战略眼光，军事战略的制定，等等。因为在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双方力量的宏观大致情况，总的趋势是难以掩盖的，也无须掩盖。关键在于敌对双方如何运用这些力量，而只有运用得当，力量的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斗争中的优势。了解敌人力量如何运转则是秘密手段的用武之处了。

季札出使，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交官，在敏锐的情报嗅觉引导下进行的战略情报搜集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