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夏 商 西周的间谍活动(2)

第二节 众叛亲离

在周灭商的过程中，除了吕尚这种和伊尹差不多，深知对方国情，君主性格特点的人之外，还有不少原来在商担任大官的显要也投奔了周。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灭亡之际，其大臣均面临着新的选择。或为本王朝尽忠而死；或投奔敌方；或乘机取本王朝而代之；或乘机割据于一时；或怀着对本朝之忠隐于山林，成为遗民。随着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大臣们的行动有所不同，对大臣们这些行为的历史评价也有所不同。但至少商亡之际，弃纣而奔周的大臣们，还不失为明智之士，内心也不会有太激烈的斗争和自责。

姬昌“三分天下有其二”，并迁国都于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岸），称王九年后死去。太子姬发即位，称为武王。武王即位后，亲自率兵渡河到了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当时黄河的重要渡口）。八百诸侯愿意随他伐纣，也来到了孟津渡口与他会合。诸侯都说可以伐纣了。武王却说：“未可。”率师而还。这实际是一次军事、政治上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武王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及诸侯对自己的支持。但他还在等待时机。

纣王此时更加昏暗暴虐。大臣箕子对他苦谏，纣王不听。箕子装疯为奴，又被纣王抓了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苦谏三日不去，纣王竟然把比干的心挖了出来。

这种情况下，大臣微子带着商朝祭器投奔了武王。内史向挚，携带保管的商朝图法，也逃到了周。在古代，一国的典籍、祭器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成为国家的象征。商朝大臣带着这些东西来归，武王认为时机到了。他遍告诸侯历数纣的罪恶与昏暗，“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可想而知，商朝大臣的来归，使武王对商朝的底细一清二楚，应当掌握的情报都有了。

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1]，姬发亲率战车三百乘，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大举伐纣。大军出师时前歌后舞，士气旺盛，在大风雨中由孟津渡河，与各诸侯国派来的军队会合。各诸侯国派的兵车就达四千乘。联军与商军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北）。此时商军主力外出征伐东南，临时凑起的十七万军队一触即溃，奴隶们阵前倒戈。纣逃入鹿台，自焚而死。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Chapter 3 西周的间谍活动

第一节 可怕的流言

周公旦，周武王之弟，名旦，因封邑在周，称为周公。他曾和吕尚一起协助武王灭商。灭商后，武王封周公于曲阜，称为鲁公，但留在武王身边辅佐武王。

武王灭商后，为安抚商的遗民，封纣的儿子武庚于殷，以治商民。同时封弟弟叔鲜于管；封弟弟叔度于蔡；封弟弟叔处于霍。史称“三监”，监视武庚。

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少，天下尚未完全安定下来。周公乃代行国政。这时叔鲜、叔度、叔处等开始在周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幼主。”商朝旧日的属国奄、薄姑的君主也鼓动武庚说：“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同时谣言引起了成王及召公奭等重臣的怀疑。

叔鲜、叔度、叔处、武庚等联合奄、薄姑等国及徐夷、淮夷公然举兵反周。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对内剖白心迹，解除了成王、召公奭等的怀疑，对外毅然出兵平叛。杀武庚、叔鲜，放逐了叔度，降叔处为庶人。灭掉了奄、薄姑，分殷的遗民为二国以治之。周公的这些措施有力地稳定了西周政权，使西周初年保持了安定的政治局面。

三监叛乱，留给历史的只是以流言来扰乱、离间敌手的记录。在中国古代谍报史上，这又是见于史册的第一次。

通过散布流言、造谣诽谤，影响敌手，离间敌手，是间谍战中最常见的伎俩。不同的流言、谣言，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发挥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互联网使每个人的意见、消息瞬间传遍世界的今天，流言、谣言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空前增强。一个关于石油生产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可以使原油价格瞬时涨上天；一个某种食品有问题的谣言可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原始的间谍战手段，已经由于现代技术手段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进步，迅速提高了杀伤力。

第二节 昭王南征不返

周昭王，名瑕，周康王之子。周昭王在位时，江汉流域是荆蛮族的地盘。在大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亲自南征荆蛮凯旋。大约公元前977年时，他又一次率六师，南征荆楚。在渡汉水前，汉水岸边的人以胶粘船献给昭王。昭王及其大臣坐胶粘船渡汉水，船至中流解体，昭王及祭公等溺水而死。周朝军队损失惨重。周人不好公开讲这件丢脸的事，只好说：“昭王南征不归。”此事后来到春秋时，还成为某些诸侯国伐楚的借口。

汉水岸边的人，无疑是荆蛮的百姓。至于他们如何想出这个好办法，是不是荆蛮首领有计划的行动，不得而知。但是周昭王在渡河之际，对乘坐的船丧失警惕，深入敌国而不处处提防，是他惨败丧命的重要原因。只要他对船稍加注意，总不会导致六师覆没的结局！

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细节进行破坏，是间谍活动的重要方面。

第三节 防民之口

周厉王名胡（约公元前857—前842年在位），又是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他宣布山河湖泊的所有物产都归国王所有，禁止民众进行渔猎采伐，使这些物产成了他个人的致富专利。于是民众不满，大臣也有不同意见。他信任大夫荣夷公，让其推行这项政策。大夫芮良夫谏道：“利是由百物中生长出来，天地所载。如果作为你们专有，害处很多。一个普通人把持某一项利益，会被称为盗贼。如果国君推行这种办法，其收获是不大的。继续用荣夷公，周朝必然衰败。”作为一项经济政策，不仅得罪了民众，在井田制已有崩溃之象时，也必然与士大夫争利。因而周厉王处于一种孤家寡人的地位了。这时诸侯也不来朝了，反映了周朝国力衰败，或许诸侯也知道了周厉王的处境。

国人对周厉王所作所为议论纷纷。召公告诉周厉王：“民不堪命了。”已经很危险了。但周厉王并不改弦易辙，反而找了一个卫国的巫师，监视敢于议论他的人。致使国人不敢相互在道路上讲话，只能以目示意。可见卫巫一定不光在屋子里进行占卜，还布置了一个有很多密探散布于民间各处的监视网。有敢议论者，一旦由卫巫告发，就会杀头。这样居然收效于一时。周厉王高兴了，愚蠢地对召公说：“我能消灭诽谤了。”召公说：“这是你自己看不清楚罢了。堵民众之口，比堵住大河还难。堵大河一旦决堤而出，河水伤人必多。所以对河水要开掘渠道，进行疏导，管理民众要使他们敢于说话。今天你这么做，我为国家担心呵。”周厉王不听。

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袭击周厉王。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周由召公、周公共同管理国政，年号“共和”。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以间谍手段监视民众的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第四节 《诗经》中透露的消息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共收诗歌305篇。在先秦时，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篇”。直到汉代以后，这部诗歌总集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才称为《诗经》，被抬到了“经”的高度。

史称孔子从三千余首古诗中，经过挑选，编成了这部有305篇的诗歌总集。郭沫若认为，“古人说：‘孔子删《诗》’，我看不单纯是孔子一人，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他认为，从《诗》的时代看，从周初至春秋末年有五六百年之久；从地域来看，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包含着二十来个诸侯国；从作者来讲，《国风》取自民间，《雅》《颂》取自朝廷贵族，但诗的体裁大体一致，用韵也是一致的。郭沫若的这一论述是很有见地的。

《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是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是周代贵族作的乐章。“颂”是宗庙祭祀时用的乐章。由于《诗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第一部诗集，因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性急的读者或许要问，这与本书主题有什么关系呢？请看“风”这一部分。

“风”这一部分采自15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其中有对统治者的不满；有对一些政治、军事事件抒发的情怀；有人民对自己处境的悲哀。这部分是《诗经》中最生动、最有生气的部分。但是在文字、典籍完全为贵族垄断的时代，这些诗歌又是如何流传下来的呢？孔子等儒学大师出于自己的政治、学术等观点，挑选出了这些诗，那么一定还有大量散逸的民间歌谣。这些歌谣最早是由谁收集的呢？是西周的统治者。

西周仍然是奴隶制国家。周初统治者“封诸侯，建同姓”，分封了不少周王室的贵族和周朝的大臣到各地，建立了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内有严格的等级制，诸侯在国内是大宗，诸侯的余子分封到各采邑为卿大夫，是小宗。卿大夫又养着许多“士”。周王朝和诸侯国实行长子继承制即传嫡制。各诸侯国又以周王室为共同宗主，定期朝见、纳贡。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国家政治制度。西周王室对诸侯国如何控制、考察，了解情况呢？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也就是说，《诗经》中这部分诗，最初是为了周王室的政治目的而收集起来的。这些采风者，实际上起着公开去了解诸侯国情况，对诸侯国进行监视、稽核的作用。难怪我们看到的这部分诗内容那么丰富，表达的感情是那么坦白。这实际上是周王朝对诸侯国进行的一种情报活动。这些采风者是些什么人呢？

《周礼·秋官》载：“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也就是说周天子要亲自到诸侯国去视察。《周礼·秋官》还有，“行人”掌管朝觐聘问。行人又分为大行人、小行人。大行人掌天子诸侯间的重大交际礼仪。“岁遍存，三岁遍（兆页），五岁遍省”。代表天子出使诸侯国，巡视、视察周朝的礼仪制度在诸侯国的执行情况。小行人掌接待宾客。诏令由行人下达给诸侯，诸侯的情况由他们上达周天子。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上司是掌刑狱、纠察等方面的司法部门主官——司寇。可以看出，西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管理机构是一个外交、情报、处罚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的巡视、监察部门。《礼记·王制》载：命大师[2]陈诗以观民风。采集四方歌谣的行人、乐官固然真的在采集歌谣，作为考察诸侯政绩的重要情报，同时也一定以采集歌谣为掩护从事一些其他的活动。行人、乐官以采集歌谣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出入庙堂、民间，从《诗经》中的诗歌就可以窥见行人、乐官足迹所及的地方是很广阔的。可以想见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人，坐在车上，巡视列国的得意之态。周天子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施政方针，对诸侯进行奖惩、升降。

诗无达诂，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间谍史时，也从中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当然，《诗经》中“风”这部分，有不少篇章写的是春秋时事。而我们上述分析，在周天子东迁但未完全成为诸侯手中玩物时，也还是存在的吧！因为那时同样有小朝廷的利益要维护，更需要看大国的脸色行事。因此，上述分析并不仅限于西周。

本篇小结

我们吃力地从中国最早的夏、商、西周三代扑朔迷离的传说与记载中，分辨出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一些间谍们风尘仆仆的身影。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残缺，我们只能部分借助于分析、联想来研究他们的活动。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间谍史的特点。我们留下一个更为开放的开头，以待后来者根据新的史料去研究、探索。

在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特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是一些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大人物，也即是一些政治家。这也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大特色。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使这一领域的活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我们在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发端还看到，从组织上、活动上，间谍活动与一般的政务活动，外交、军事活动还没有明确的区分，往往混杂在一起。对间谍活动的展开也并非作为一种专门的、自觉的活动来进行。在组织、人才上并无明确分工。间谍活动的形式也难免单调，已出现的几种间谍活动方式也是无意而为之的。

注释：

[1]武王克商时间众说纷纭，许多学者认为在公元前1066年。赵光贤、侯仁之教授认为在公元前1045年。

[2]大师，即古乐官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