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张元济先生（1867—1959）是近代杰出的爱国者，他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教育的熏陶；二是“西学东渐”中各种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这是贯穿张元济一生思想的主旋律。毋庸讳言，受到历史的局限，也有若干不能简单肯定（当然也不能简单否定）的东西，本文试从几个侧面，对张元济的思想及其渊源作一初步探索，以期再现这位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思想轨迹。

“喜新厌旧主义”与今文经学

张元济曾经说过，他“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商务印书馆能有所成绩，“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这一“主义”，是张元济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其形成和发展可追溯到他的年轻时代。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学传统教育。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成为科举场上的幸运儿。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西方的火炮、商品已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开始影响着这一代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1889年他参加乡试，在试卷中写道：“世变方亟，天下争以富强为务。持方枘以内圆凿，既已所始不合。”“变”的思想开始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在另一份试卷中，他又描绘了所认识的广袤无垠、不可穷尽、无始无终而又不断运动进化的宇宙。预示了一位不断追求进步的新型知识分子当脱颖而出。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张元济时任刑部主事，他积极参与松筠庵、陶然亭维新派人士的集会；并与友人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的知识。1896年6月8日他在一封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

“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通，前月业已从师，拟即日迁寓馆中矣。所学不过如此，务乞教我。”

这段话引用者不少，可惜较多地注意了张元济学英文的事。其实，按他自己说的顺序，英文居第三位，“读公羊”“习公法”，才是第一、第二位的内容。

公羊学，即今文经学，是汉代盛行的一种经学学派，代表著作有《春秋公羊学》。清代中期，封建危势渐露，一些学者再度提倡应变的公羊思想，用来对抗重考据、轻实践的乾嘉汉学。谭嗣同说过，他的“仁学”哲学体系，其中国思想之一就是《春秋公羊学》。梁启超说他屡游京师，“最契之友”为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他著有《孟子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特别是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对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张元济与谭、夏、梁均有交往，与夏、梁二位关系尤密，受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习公法”指什么呢？“公法”，现在一般指与私法相对的有关国家地位和利益的法律。但那时“公法”并非法律专用名词，“乃地球古今众人各出其心思材力总合而成”的公理守则。康有为当时编《实理公法全书》《公法会通》等书，融哲学、修身、伦理于一炉。张元济是否读过这几种书，无从查考，但他一定读过类似的著作。戊戌时期，他给汪康年、梁启超的书信中，曾提到许多中西图籍和维新报刊，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以及《知新报》《时务报》《经世报》《国闻报》等，对他“喜新厌旧主义”的形成均起过重要作用。

读公羊，习公法，学西书，改变着张元济的传统思想观念。戊戌后期，他的政治观点、知识结构和学习方法，无疑已与士大夫文人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在上光绪帝的两份奏折中表现十分突出。这两份奏折主要在于揭露和抨击顽固旧势力（厌旧），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喜新），许多见解新颖而大胆。其思想基础与公羊学的应变观念和康有为的历史进化思想有相通之处。1897年11月15日他致梁启超信，调解梁与汪康年的矛盾，说“虽然出一言行一事而天下翕然，则已为大同之世矣，而今尚未其时”。这正是康有为“大同世界”的用语。当时康的《大同书》还未写出，只在他的学生中和讲学时宣传过他那“大同思想”。张元济已能自觉地引用其观点，可见受康影响的程度。民国后，张元济许多诗文里常出现“大同”之类的话，如1916年6月他为上海大同中学作讲演，题为《大同为共和真理》，“以礼运为干，附以时事”，显然借用了公羊三世说的某些思想材料。康有为在公羊学面前止步、落伍了，当起宣统复辟的“文圣”。而张元济却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前进，在“喜新厌旧”的道路上坚实地走了下去。

“教育救国”与《天演论》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晚年又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教育救国”是张元济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

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认为“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他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西学，吮吸各种新知识，而且集合同志，创办通艺学堂，培植维新人才。当时，改良派都重视教育。我认为，张元济的教育观的形成，更多地受了严复的影响，与严译《天演论》有直接的关系。

严复翻译《天演论》，为近代中国输入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严复又是“教育救国”的先驱。他反对当即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认为根本问题是搞教育，办报纸，“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是救国之“本”。到了每个人都能自强自治时，才能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也才能繁荣富强。张元济结识严复，时间很早。通艺学堂的校名就是严复取的，严的侄子严君潜又是通艺的常驻教习。1898年严复进京接受光绪帝召见，还住在通艺学堂，应张元济邀请作过讲演。严复曾对张元济说：“以交情言，则公与复为最相爱。”由此可见，两人交谊之深。严复1895年译成赫胥黎《天演论》。据严复《自序》与吴汝纶《序》，译述中和译成后，夏曾佑、卢靖（木斋）等多人参与研读、传诵及借抄；梁启超也读过《天演论》稿本。张元济与夏、卢、梁都是好友，维新圈内人，又与严复关系亲密，能不读这部引起思想界极大震动的书吗？尽管现在还缺乏直接的材料证明这一点。

严复“做”《天演论》，还加进原书没有的一些意思，其中就有他一直强调的通过教育开民力、民智、民德，达到富国强民的理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读《天演论》，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是当时思想界的共识，张元济当然不会有别的理解。他越来越倾向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而不满意康有为急于实行其政治改革的言行。当顽固派甚嚣尘上之际，他力劝康有为回籍“韬晦一时”，“到粤转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近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戊戌政变后，严复更进一步强调“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把“愈愚”当作拯救中国的“要道”。张元济重视道德修养教育，注重国民精神的培养，无疑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旨相同。

张元济“教育救国”思想几十年中也有变化，有发展。戊戌前后，他主张“英才教育”。南洋公学的几年，面对民族危机加深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刊行于1902年3月《教育世界》杂志上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标志。张在此文中说：“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因此，“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他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初等教育教科书，后来他为当时学部、外务部起草一批章程和条例，都贯通“教育当图普及”的思想。1910年他环球旅行考察教育，又促使他感到中国普及教育的迫切性。他说：“我过去半年在欧洲访问，已获得大量有关教育制度的材料，……我决定当下回国之后，将建议至少在初等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制度。”他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醒多数国民”，在他主持下的商务终于成为“重要的教育机关”（胡适语）。这一切，已大大超越严复的思想和实践。更为可贵的是，抗战前夕张元济又提出了“贫民化”“乡村化”的教育观点，认为“吾国家至于今日，唯有从增进国民程度入手，否则无论如何总是皮毛”。从“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从“强迫教育”到教育“贫民化”“乡村化”，张元济“教育救国”的思想进程是如此清晰可见。严复、张元济等“先进的中国人”“教育救国”的主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历史的“错位”及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对于前人为之终生奋斗的伟大选择，我们更应当尊重并加以充分肯定。

“文明排外”与非暴力主义

张元济于光绪壬辰（1892）考中进士，后任刑部贵州司主事。他激愤于外交衰败，1896年应试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选择外交作为职业，与他的救国保种思想是分不开的。他认为，“一统之治盖将终穷。天下列国，外交不修，乌能言内治？且人心颓废，正可借外来噬螫之痛以醒起之。”他想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然而在那腐朽的官僚衙门中，他又能做什么呢？戊戌政变后，他定居上海，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杂志，依然出于救国图存的目的，希望通过介绍中外舆情，“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1902年1月，《外交报》在上海创刊。该刊第一期“叙例”中提出立一个重要观点——“文明排外”：

“吾闻日本政界有文明排外之论，是何言欤？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之效。”“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自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文野之别岂在质性？”“当世君子诚欲审国势，诇外情，出文明之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于吾此报当不无涓壤之助。”

这篇“叙例”集中反映了张元济等同人当时的外交思想。从后来严复撰《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对“文明排外”提出驳议看，此文疑出自《外交报》主人张元济之手笔。他认为日本靠“文明排外”走向强盛，而中国言排外数十年，因不讲究“文野之别”，终归于失败。《外交报》宗旨就是倡导“文明排外”。

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有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可以追溯。不久前发生的“庚子之役”，是张元济“文明排外”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义和团烧教堂、毁铁路、打使馆的盲目排外行动，张是反对的。北方时局如此糟糕，“实咎在顽固政府”。他建议盛宣怀“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当盛的“东南互保”计划出台后，张元济又向盛出谋献策，反对一些地方官准备统兵北上“清君侧”“以剿团匪”的主张，希望盛氏多与日本、英美联络，“一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并建议对外国兵“饷劳”“抚恤”，“少平外人之气”。这些主张当然不甚高明，对帝国主义充满了幻想。但是，“东南互保”计划的成功，保护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也保护了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地区的生产力，稳定了时局，在历史上应该是有进步作用的。同年8月，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邀请沪上名流开“中国议会”，酝酿东南独立，张元济也列名参加。会议通过由容闳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指出：“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端在复起光绪帝，应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唐才常在汉口发动自立军起义，还发布通告，标明保护教堂之“文明”主张。这一切，对张元济无疑有直接影响。

从历史因素分析，这一理论渊源于张的非暴力主义信仰。儒家的“仁爱”“性善”，墨家的“非攻”“兼爱”，以及“佛氏慈悲耶博爱”，融合成他深层的文化心理。化论的“渐变”哲学，又使他与其他改良派人士一样，不认为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的作用，他追求“自强之道”，却反对“以暴抗暴”。

对于“文明排外”，严复持否定态度。他说“与其言排外，诚莫若相勖于文明”，“期于文明可，期于排外不可。期于文明，则不排外而自排；期于排外，将外不可排，而自塞文明之路。”自发表严复这篇《论教育书》后，张元济在他主编的《外交报》上，似乎是不再强调“文明排外”了，相反在许多论述中对排外观点做了批评。尽管如此，张元济非暴力主义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贯穿在他一生经历之中。请看：

1907年，浙江旅沪同乡会召开拒英款筑路大会，有代表提出“同盟罢工”，张作为大会主席起而驳斥，说：“罢工系消极主义，不宜宣布”。1917年，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力主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张当即致电反对，表示“断不可加入协约”。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一些当轴者招来军警弹压，造成流血事件。张元济闻讯后声泪俱下地说服同事，和平解决罢工，受到工人拥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寄希望于李顿调查团，通过国际干涉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退出东北，认为“国内有主张对日用兵者，我以为万无此理，此时只能暂时忍辱，力图振作”。194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讲话中，呼吁停止内战，认为两方“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地改造”，“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同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圣雄甘地遇害，张元济亲自过问编印《东方杂志》“追悼甘地专号”，写信约请当时担任驻印度大使的罗家伦提供稿件、资料。信中他对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作了极高的评价：“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今世界亦罕见有媲匹也。”两位非暴力主义者的思想是相通的。

张元济相信“和平改良，勿伤元气”。在战争与和平，暴政与开明政治之间，他往往总是挺身而出，反对前者，支持后者。对于劳资纠纷，他多年探索，希望双方在“诚意合作”基础上解决，并且希望东方能比西方早点解决。但是，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面前，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对外交涉方面的非暴力思想有很大变化，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身上，相反主张联络苏俄，讴歌人民的抗敌士气，坚信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侵略者。这已突破了非暴力主义的窠臼。

“民族人格”与儒文化传统

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张元济编著的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该书以古文今译形式，选录《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中十几位杀身成仁的古代义士故事，以表现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鞭挞国难当头而卖身求荣的汉奸卖国贼。此书一出，不胫而走，两个月后就销罄再版。1940年，“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可见其影响之大。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本意”中写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几句话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只要谨守着我国先民的榜样，保全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他追求的“民族人格”，正是儒文化传统菁华部分之一。1941年末，日寇进驻上海租界，不久日军当局派员上门求访张元济，张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书于来访者名片背后，拒绝会见。当经济来源断绝，他宁可卖字鬻文，也誓不事敌。当看出一名求字者别名即某汉奸时，又毫不犹豫退回支票，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人格！相比之下，郑孝胥、汪精卫、温宗尧等一些沦为汉奸的故友，其人格是多么卑下！抗战胜利后，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上先后有两条题辞。其一：“‘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其二：“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圣训昭垂，愿吾国人守之毋斁。”再次强调“民族人格”的重要性，表现出他对至高无上道德理想始终如一的追慕。

张元济“民族人格”理论的形成，还与其家教直接有关。张氏始祖张九成，“正色立国，敦尚气节，为有宋名臣”，因反对秦桧投降而被贬谪。九世祖张惟赤，曾冒死上疏请止圈地，奏请康熙亲政，是清初敢犯逆鳞的一名著名谏官。张元济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又刊行他们的著述。在先祖遗训熏陶下，张元济养成了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性格特征。

张元济把祭祖、修谱，作为宗族的两大重要活动加以重视，有其历史的局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对他“民族人格”思想和个人品格的形成，不是没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实际上已有许多新内容注入旧形式之中。他继承张氏涉园藏书、刻书传统，领导商务印书馆并创设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可称最大的新内容。又如建张氏宗祠，张元济亲自设计了图书室，并先后捐书981种、3436册，把祠堂的功能扩大到普及文化和教育族人子弟。修建张氏公墓，他带头实行薄葬，“用挽浇风”，至今还有现实意义。胡适起草的一篇文章，曾称赞张元济为“富有新思想的老学者，也是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不无道理。

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张元济的思想呈现一种兼容并蓄、互相渗透的交织状态。除本文提到的一些思想外，中国的老庄哲学、佛学和近代其他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理论，都或多或少影响过他。儒学的影响也不仅限于“民族人格”一端，他的伦理观、处世哲学，无不可从醇厚的儒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据，但又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张元济是中国知识界的骄傲。对于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杰出代表思想的研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92年1月初稿，1996年12月修改
（原载广州《东方文化》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