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开辟草莱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经理、监理和董事长等职。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印刷所，发展为民国时期最大的中国出版机构，张元济作为元老之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在近代中国出版家的行列中，也是最早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先行者之一。茅盾说得好，张元济是一位“开辟草莱的人”。他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载史册。

以救国图存为己任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童年生活于广东。189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他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主张学习西方，曾与人合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戊戌前一年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年，他与康有为一起被光绪帝召见，变法失败，受到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南归后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办译书院，后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在接洽书稿中结识了张元济。夏十分敬重张的为人和学识，请他入股并主持编译所。1901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开始参与出版事务，但他在南洋公学的担子尚未卸下，直到1903年2月底，张元济因与南洋公学监督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公学又遭遇经费危机，他遂正式离开工作了4年之久的南洋公学，正式担起了商务编译所所长的重担。

一位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现任堂堂校长的人，毅然参加一个小印刷所的工作，如果没有远大的抱负和思想基础，是不可思议的事。救亡图存，始终是张元济追求的目标。早在1896年，他就认为：西方“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寸尺，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坚定了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促使“民智大开”，达到民族自立的理想。张元济坚持自勉：“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无疑是爱国主义的一个典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人民的日益觉醒，报刊书籍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张元济本人就是从西学图书、维新报刊中吸取了营养和力量的。在一封致蔡元培的信中，他坦露了自己投身出版事业的思想基础：“盖出版之事所以提撕（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

张元济加入前，商务印制书约16种，大都是《英华初阶》《英华进阶》等英译教材型读物，大约只有《马氏文通》一种学术著作。1901年至1903年，数量增至约90种，内容有《宪政论》《希腊史》《英国度支考》等，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好几个领域。出书品种和内容的变化，不能不归功于张元济。当时科举衰落、新学迭起，清廷颁布条文，改书院为学堂，社会上亟需新式教科书，张元济首先约请杜亚泉（当时在上海主办亚泉学馆）编了一套《文学初阶》的启蒙读物。1903年他亲自与蒋维乔、高梦旦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中，他们“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态度十分认真。课文摒弃了历来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只求死记，不求甚解的传统编法。第一册有“天地日月”“父母子女”“井户田宅”几篇，首冠一幅旭日东升的彩色图，有文有画，颇能吸引小学生。虽然还有忠君一类传统内容，但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一大革新。张元济请来有经验的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小谷重等参加编写，使教科书增色不少。据说配上插图就是他们的主意。1904年，这套书的第一册出版，深受全国教育界的欢迎。几个月里销了十几万册，畅销十余年之久。同时，历史、格致等课本也相继问世。从初小、高小，到中学和教师参考用书，种类日益完备。一时“商务教科书之盛，冠于全国”。蔡元培说：“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其时清廷又想起用张元济了，朋友中也有劝说他重新入京为官的。但他答复说：“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尽我国民义务”——说得多么好啊！

1910年，张元济作环球旅行，考察各国教育。在出国的船上，他见到千余名同胞被当作“猪仔”，贩卖到南洋去做工，感慨万分。在英国，他专门考察初等教育，深感教育并非单一的事，“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联想我国的落后闭塞状况，“为之浩叹”。这时，他对光绪帝虽尚存“知遇”之情，但对清王朝早已不抱希望了。救国的岗位，就是他所从事的教育和出版事业。

商务靠教科书起家，营业日益发展。到民国二年（1913），资本已增至150万元，先后在汉口、北京、天津等地设立了分支馆，1914年还在香港设立了分馆和印刷厂。这一切，与张元济的擘划和主持编译工作是分不开的。

民国成立，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应共和国教育的新教科书。商务一时落后，营业额大跌。挫折和教训促使商务改变作风。张元济出面约请写过《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的包天笑，参加编写共和小学教科书。包天笑在他的回忆录中有颇为生动的描述：这套书共四册，包每编三四课，就与庄俞、严练如斟酌修改；编成一册，即送编译所国文部长高梦旦审阅，最后由张元济鉴定。包建议封面印上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国旗，后来印在内页，这也是破天荒的创举。经过半年努力，崭新的共和小学教科书出版了。销路很快赶上同行。1914年春季共和初小教科书销了759万册，1915年销了726万册，还不包括一些分馆的销数。商务在张元济的规划下，1920年春出版了一套《新体国语教科书》，采用白话文、新式标点和分段法。这套书先于教育部关于国文教科书废止文言文、代之以白话文的公告行诸于世。

张元济在编印教科书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工具书的出版。1906年，商务就出版了《英华大辞典》。经过八年努力，罗书十余万卷的大工程——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于1915年出版。接着，《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各类工具书也一一问世。这些辞书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直到今天还有其积极的作用。一位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行军时给了他一个“特别”任务，背两本厚厚的《辞源》，并且叮嘱要特别保证安全。毛泽东写作时，常常停下翻翻《辞源》，思索一下，再继续写下去。

开风气之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办起各种报纸期刊，译介西方和东邻文化，企图唤醒国民，拯救中华。张元济是其中佼佼者之一。他主持创办的众多杂志和经手的大量著译，有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功绩，值得大书。

1900年八国联军蹂躏京华，腐败的清廷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了。这年农历九月，蔡元培、张元济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开先报》。“开先”“取英语前队、冲锋之义”。刊物“以有裨实际为宗旨”。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物改名《外交报》出版第一号。这期内容分“叙例”“论说”“谕旨”“文牍”“外交纪闻”“译报”“要电汇录”等数栏，还印有美国新总统肖像、驻京各国公使合影等照片。蔡元培因参加其他政治社团，仅为《外交报》撰译稿件，实际主持该刊的是张元济。在1903年第三册“报告白”中，声明刊物的宗旨为：“欲使内地人士周知四国，蠲除锁港之见，免受物竞之惨。”这足以说明张元济当时进步的开放思想。《外交报》历时十年，于1910年终刊。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未（1907）十一月二日记有这样一段文字：

《外交报》为张菊生所创，历年来留心国事者，莫不争先快睹。其报多载交涉文牍，及译东西人名论，要皆关系于国际者，而五洲之形势如指诸掌焉。

由此可见，《外交报》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由于张元济的主持，历来都认为《外交报》是商务最早的期刊。《外交报》确与商务有密切关系，但它是独立的刊物，商务仅为投资入股和代印经销者而已。

1903年初，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后，创办了一系列的期刊。《绣像小说》（1903至1906年）是突出的一种，由李伯元主编并主撰，人称“晚清小说的宝库”。据李伯元写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由》中说，该杂志立意在“或对人群之积弊而痛贬，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即通过文艺形式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与张元济那时的教育救国宗旨是合拍的。1904年1月创刊《东方杂志》（1948年终刊），是国内创刊最早、历史最长的定期杂志。该刊仿略日本《太阳报》和英美《Review of Review》的体裁编辑。原是一种资料性的文摘杂志，内容分“图画”“社说”“谕旨”“内务”“军事”“财政”“交通”“商务”“小说”和“杂俎”诸栏。除“社说”中偶有一二篇自撰的评论外，大部分是选录和摘译国内外报刊的文字。1910年第一次改革，以撰译为主，由杜亚泉主编，销数达1.5万份，为当时各杂志之冠。《东方杂志》上刊出的许多文章，以及后来辑成的《东方文库》《东方文库续编》，在现代学术史和文学研究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商务另外几种有影响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等，也都是张元济任编译所长时期创刊的。

自明末徐光启、利玛窦合译西书以来两百多年间，译稿大多停留在外国人口授、中国人执笔的水平，且多属教科书类。直到清末才有大量汉译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艺图书问世。严译名著，曾风行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张元济与严复都是维新人士，相交稔熟，早年张元济的英语会话就是跟严复和伍光建学的。1899年春，严复给张元济的一封复信中提到“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十分赞赏张元济提倡译书工作，他说自己译书的目的是救国图存。张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一书。张元济进了商务，不久又出版了严译英国穆勒《群己权界论》和英国甄克斯《社会通诠》（即《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原富》《名学》等严译名著，都在张元济擘划下、由商务购下版权重印出版。

商务与金港堂

商务吸收外资，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是商务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港堂是当时日本一家大出版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才，在教科书印行方面又是首屈一指，垄断了日本全国大部分市场。1902年，一场震动日本文教界的“教科书疑狱案”发生了。金港堂因贿赂文部省书籍审查官，有一批人受到牵连，声誉大跌。创办人原亮三郎准备向中国投资，并借此安置一些疑狱案出狱的人。他让在上海三井洋行的女婿山本条太郎设法联系。山本原与夏瑞芳等熟识。夏瑞芳得知金港堂有意在上海开厂，知道凭它先进的技术设备，加上它在编印教科书方面的丰富经验，商务是难以匹敌的。与其让金港堂在上海立足，不如与它合资，利用金港堂的技术以求自身的发展。经山本的介绍，双方议定各出资十万元，商务聘请日本技师襄助印务。谈判中夏瑞芳还坚持附有两条涉及主权的重要条件：一是经理和董事都由中国人担任，惟监察二人中有日方人员一名；二是聘用之日本人随时可以辞退。金港堂对合作采取“低调”，显然与当时的处境有关。在旧中国列强逞凶，民族工商业与外资打交道中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倒是少有的处于优势的例子。1903年末，合作正式开始。日方派出了长尾桢太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小谷重（原文部省图书审查官）等人参加商务工作。如前所述，在编写新式教科书过程中，长尾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改进印刷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商务得益更多。日本技师们带来了照相网目铜版、雕刻黄杨版、雕刻铜版和彩色石印等技术，使商务的出版物在与同行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夏瑞芳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企业家的胆识，为商务与金港堂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张元济从善如流，积极支持夏瑞芳的合资决策，工作中注意发挥日籍职员和技师的特长。现存张元济最早提到日籍职员的文字，大概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在日本考察时给高梦旦等的信了。他写道：“中岛君所译商业教科可用否？博文馆出版儿童伽噺百种，如已寄到，可即请其翻译。长尾如无事，亦可姑办。”张元济1912年7月3日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长尾论陈列图书之事，共五页，于今日送夏（瑞芳）、高（凤池）二君。”这条简单的记述，说明长尾不仅介入编纂事务，而且对促进经营也提出过实际的见解。

张元济与日本友人的成功合作，主要表现在书刊的编写上。1904年1月第一期《东方杂志》上有一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的广告，编辑者小谷重、长尾桢太郎和高梦旦、张元济的名字均列其中。长尾对《东方杂志》的创办，还有过贡献。1904年最初三期《东方杂志》上，都有一篇题为《对客问》的“社说”，署名都是“日本长尾雨山”，即长尾桢太郎。内容为纵谈中国兴亡问题，主张“开启民智”“普及教育”，“以求国之治安富强”，其主旨与张元济当时的思想正好吻合。

1910年，上海工商、金融界曾出现过一场人人皆知的“橡皮股票风潮”，人们为之谈虎色变十余年。商务印书馆那时吸取外界存款，参加流转。夏瑞芳动用公司资金参加股票投机，结果白白亏空十万元。公司虽不至于由此倒闭，但如果竞争对手借此游说债权人一齐都来索款，商务将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夏瑞芳为此十分颓丧，不能专心工作。张元济中断了环球考察的旅程，提前匆匆赶回国。为了解决这场危机，张元济去信日本向金港堂主人通报了情况。不久，又向原亮三郎等去信，告诉对方解决危机的办法，即通过三井洋行，由商务转借十万元让夏瑞芳清偿债务。这几封信，为我们了解商务和金港堂合作的内情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同时也是张元济在这场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

辛亥革命后，国民的民族意识增强，日股资本成了商务发展的一大障碍。1913年9月，董事会议决收回日股。10月，夏瑞芳亲赴日本与金港堂方面谈判。经过多次商讨，1914年1月6日双方签订了协议，商务以四十五万元代价全数收回日股。此后，商务与金港堂的良好关系仍然保持了一个时期。这从1916年至1918年的张元济日记，可以得到证明：

（一）托办业务。1916年4月19日：“翰（高凤池）云金港堂来信，东京某仪器店停，拟将店底售与本馆。已令开细账来。发电去。”这表明商务曾有在日本设立分馆的打算，后因故未果。同年6月10日：“告小平元君，托金港堂代售廿四史，照同行例，每部提酬五两，并交去样二十份。”

（二）聘用雇员。1914年初长尾、小谷重等离华返回日本后，商务仍留有日籍雇员。小平元和木本两人的名字，出现在张元济日记中的次数不少，直到1916年底他俩返国为止。小平元似乎经管纸张、设备的采办，木本则是印刷技师。张元济对他们的工作很赞赏。他们回国前，张元济等多次设宴婉商，以加薪等办法竭力挽留，无奈“两人去志甚深，不允留”。

（三）求教经营。张元济在日记里，1917年2月5日还有“长尾桢太郎送乙卯寿苏集一册”的记载。可见他们私交甚笃。他与在上海的山本条太郎，还直接求教经营办法。1918年初，中华书局因“民六危机”的关系，曾有与商务合并的打算。2月6日，张元济拜访山本。两天后山本回访，建议不可买。他说：“书业归我独占，招忌愈”，“办事人无外患必骄，骄为最大之病”。张元济详细记录了这次会见的情况，足见他是很欣赏山本建议的。

商务与金港堂合资，中方不受外资束缚，发展了业务，改进了技术，而外资也得到了实利，在旧中国像这样的事是少有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互利互惠的中外合资，开创了中日民间企业间平等合作的先例。

科学管理

1914年1月10日，总经理夏瑞芳与张元济一道从商务发行所下班回家。张元济忽然想起一事，复上楼去进行料理，夏瑞芳一人走出大门，来到马车旁，被守候在门前的刺客开枪击中，身负重伤，送至医院不久就去世了。张元济从此失去了一位挚友和事业上的亲密伙伴。由印锡璋继任总经理（后来是高凤池），但实际上挑起公司行政管理事务担子的是张元济。在他的日记中，1913年前仅设“编译”“职员”“杂记”“发信”等几栏；而1916年后增加了“公司”“发行”“印刷”“纸件”“用人”“分馆”“财政”“文具”“同业”等栏目。从公司经营决策、制度修订、人事更动、盈利情况，到订购纸张、添置设备、计算工本、同业行情等，应有尽有。

张元济把编译工作交给高梦旦主持，自己全力投入了全公司的行政管理工作。设立总务处是张元济改进公司管理的重要一着。1915年，陈叔通应张元济约请进入商务。不久他看出了三个所（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各搞各的，互不相关的弊端，建议设立一个统一机构，来协调三所的工作。他对张元济说：“你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没有一个制度怎么办得下去？”张元济接受了他的建议，总务处虽不是一个领导机构，只是一个合议机构，但有了它许多规章制度得以统一贯彻，这对商务日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重视管理的思想由来已久。1910年在环球考察中，他就注意欧美企业的管理效益。如对英国邮政、电报两局经营有方，对顾客“能体贴至此”，留下很深的印象，认为“吾国人之司此事者，宜知所取法也”。后来在一封致总经理高凤池的信中，他就公司“永久之根本计划”提出“用人”“财政”“组织”三条大纲。在“财政”一条中，他指出：“是理财亟宜得人。会计制度缺点不少，宜聘有经验有学识者预备修改。”对于公司的组织事宜，则提出了“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等措施。他一针见血地说：“然确见公司成立以来，制度实未完备，且积习已深，不速改革，于公司前途甚有障碍。”

事实上，已有不少教训了。1917年2月，商务安庆分馆账房褚某卷款潜逃。消息传来，张元济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议。不几日，他亲自定下“整理账务”的两条决定：①经理管图章；②月结单由经理逐笔核对。为加强各地分馆账务的力量，商务向社会招考财会人员。张在他的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下了数十名“正取”“备取”“补习”“备补习”的名单及其评语。

公司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很快制定了分馆稽查账务规则等章程。但当时总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很不健全。比如账房所设仍是老式簿记；公司历年结算报告，只载贷借对照表而无损益计算书。少数人依然借机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贪污案时有发生。图书公司负责人鲁某挪用公款七千余元，在外私设进出口洋行，私自印售书籍。1918年1月事发后，不少人为此人说情，劝张元济不要将案子捅出去，私下了结完事。张元济一面自责“平日用人不当，办事疏忽，咎无可辞”；一面坚持将事揭破，诉之公堂，限期追回赃款。一个部门长期不向总馆解缴收货款，竟无人过问；出了问题，有人又以“此事于公司甚不好看”，主张私下解决。这是什么问题？张元济态度鲜明，认为“公司范围日广，不能不照章程办事”。从此他更加关心各部门账务，经常派人查核，有时亲自调阅账册。他清楚地意识到，改革制度，必须物色一位能掌握会计工作全局的人才。他在日记中写道：“公司范围日广，簿记必须更改新式，但事前必有预备，人才必须预储。最难一层，旧人必不惯此，将改未改之时，必有无数阻力。如抓办此事，必须通盘筹划，非仅佣雇一二人便可着手也。”1920年，张元济终于聘请到了年轻的英国留学生杨端六，制定全公司的会计制度，使商务的管理向新型现代企业大大迈进了一大步。杨端六还为商务的编译工作提出过改组办法，深得张元济的信任。

我国最早订有稿酬条例和版税制度的出版企业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10月，严复翻译的甄克斯《社会通诠》一书出版，就订有版税合同，版税率为40%。立合约译书人严几道（严复）为一方，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一方。张元济在1911年前后与梁启超的通信中，还多次提到稿酬和版税问题。这些制度的建立，对我国近代出版界影响很大。

张元济办事认真，讲求效率。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商务的几个所不在一处，编译所在闸北，发行所在棋盘街，张元济几乎每天一处办好事，就赶到另一处，下班后还常把未了的公文大包小包地携回家中处理，虽至午夜亦不厌倦，第二天一早即将文件文稿分交各主管人员。他对于办事拖沓马虎，不负责任，极为不满。有一次他到杂志部查看，发现对读者来信和汇来购书款，有的复信不及时，有的邮费算错，有的同一收信人分寄两信，他都一一指正。平时发现收发处报告、信件有未复者，他常常当即“调阅原信”，亲自批阅。那时有人私下议论，说这过于琐碎。其实，这正是一个企业家的高度事业心和求实的工作作风。

张元济倡导廉洁奉公，提倡节约，从来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爱惜纸张，来往书札都利用纸边或废纸撰写信稿，一个旧信封使用数次。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据一位商务老职工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次奉秘书科长张雄飞之命到张宅送信。信封是旧的，上面原有的“张雄飞先生收”几个字用毛笔涂去了。边上写“菊老亲展”。信由保姆送上楼，十分钟后信即送回来人，信封上“菊老亲展”也用毛笔涂去了，在已涂去的“张雄飞先生收”的右上角添了一个米粒大的小三角。一只信封用了三次。但是，张元济为了健全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即使多花一些钱，也毫不吝惜。英文部提出添购打字机，高凤池以“撙节之不易”为由加以反对，而张元济认为当用者不能视为“豪奢”。原来邮寄刊物的贴头，每次都是手写，费时费事，时有错讹，张元济提议一律改用铅字排印，哪怕月刊的半年订户只需贴头六张，也一律铅印。文书档案的分类保管用纸量很大，为了健全制度也在所不惜。

企业要发展，靠资金积累。张元济历来注意盈余分配问题，主张多留少分。而股东会讨论红利分配时，多年来一直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为维护企业的长远利益，张元济常常与人争论不休，甚至一厘之微也不让步。商务原定盈余的十分之一为公积金。1922年5月，张元济提出一项提存股息公积的方案。这种扩大企业公积金提取范围的改革，在当时确是一种开辟草莱的创举。推行中阻力很大，争争吵吵好几年，但毕竟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仅三年，股息公积本金连利息已积存86万余元，对增强企业实力大有好处。1932年“一·二八”之役，商务损失1600万元，亏耗347万余元。公司一不倒闭，二不向银行贷款，完全靠自身力量重振旗鼓，很快复兴，主要靠的是老底子厚。当时北平、香港两厂日夜三班赶印秋季教科书，保证了市场供应，对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而这一切，得力于张元济当年“多留少分”的主张。

用人惟才

张元济的用人主张，归结起来是“储才、汰冗”四个字。

1917年，他在一封致高凤池的信中说：“公司事业日繁，人才甚为缺乏，且旧人中之不能办事者甚复不少，若不推陈出新，将来败象已露，临渴掘井，断来不及。此等病象决不发见于今日，而病根实种于此时。”他与高凤池虽然“政见大不相同”，仍然提出“逆耳之忠告”，主张“退无用的人”，“进有用之人”。高竭力主张论资排辈用老人，用平素相识之人；张则主张推陈出新，用年轻人，不论相识不相识。1918年5月29日，张元济进一步提出了“急于储才”的“用人说”。他认为，“故欲储才，不能不先汰冗”。商务领导层中关于用人问题的争论，一直未停止过。1919年10月8日，张元济于灯下写成一千余字的长信，再次痛陈利弊，指出高凤池用旧人的做法“是以人为重而公司为轻”，有四方面“流弊”：“老朽日增，新进不易超擢，而公司办事必无精神，一也；凡稍有年资者，以为禄位永保，办事无庸尽力，二也；冗老愈多，耗费愈甚，三也；公司事业不能随时势进步，四也。积此四弊，公司有不趋败坏者乎？”

张元济一贯主张“取诸社会，用人惟才”，不受年龄、资历或亲疏的约束。比如，高梦旦思想敏锐，学问精博，而“淡于荣利”，“以教读自给”，连秀才也未中过。他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废除跪拜，翻译西书如普罗米修斯窃火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张元济极为赞赏，即邀其入馆任国文部长，以后还委以编译所长之职。杜亚泉也是位求实学、淡功利的学者，靠自学精通数理化等学科。他开设亚泉学馆，自办《亚泉杂志》，是我国近代倡导科学的先驱者之一。张元济聘杜为理化部长。恽铁樵，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喜爱文学，以优秀的译作和小说创作崭露头角，为张元济所发现，聘为《小说月报》主编。鲁迅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就是经恽热情推荐，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恽铁樵慧眼识鲁迅”，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一代文豪茅盾（沈雁冰）当年进商务时，只是个月薪仅二十四元的“试办”者，在英文部函授学校改改课卷。一次见到新出版的《辞源》，忍不住给张元济写信批评得失。第二天高梦旦由张指派，约沈谈话，调他到国文部工作。张认为把沈放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才”。后来事实也证明，沈的文学创作才能远远胜过它的英文翻译。张元济知人善任，由此可见一斑。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早年留学英国归来，还是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师。张元济就约请他编《动物学》，以后又出版了丁主编整理的《徐霞客游记》等书。1926年，张拟请丁文江入馆，但为高凤池所阻未能成功。又如美国留学生周厚堃，曾发明中文打字机，1916年回国。张元济等议定“每月送月薪百六十元，可任监造打字机”。后来周又出国深造，商务出钱资助，继续聘用其为公司服务。中国动画影片的首创者万籁鸣兄弟也都出身于商务。商务人才辈出，与张元济的“惟才是用”，广为收罗的用人方针是分不开的。林熙在他的文章中曾写道：“自民国成立以来那20年间，国内著名的学者、作家、名人、名士，几乎没有一个不和商务发生文字关系。”这话毫不夸张。

张元济既从社会上延聘人才，也注重自己培养人才。主要办法是业务实践，提倡在实践中增长职工的才干；同时给职工提供良好的条件，提倡职工自学和业余进修。商务的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藏书之富，为当时世界上许多出版社望尘莫及。张元济指令图书馆不论业内或业余时间，任人借阅。商务的编辑人员得益于这些丰富藏书的滋养，有许多后来成为各学科的专家里手。茅盾和郑振铎就曾说过，在商务学得了大量知识。张元济对于有相当学识的编辑和职工，常由馆方给以资助，进行深造。

商务附设的商业补习学校，由张元济兼任校长，1909至1933年先后办了七期，毕业学员三百多人，分派到公司各个部门，后来有的担任了公司的科长、秘书，有的担任各地分馆经理、主任，成为企业的骨干。如人事科长丁英桂、秘书科长张雄飞和后来成为著名编辑的徐调孚等，都是补校毕业生。1915年，编译所附设函授学社，开始只授英文一门，后来增加国文、数学、商业和图书馆等各科。张元济仍兼任校长，并亲自过问学校事务。函授学社前后毕业数千人，著名共产党员杨贤江，就曾参加商务函授英文科学习，后主编《学生杂志》等刊物。商务还办过印刷技工学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等，从毕业生中吸收职员或练习生。

张元济一向反对公司高级职员子弟在公司任职。1918年9月，某高级职员儿子赴美留学，有人主张送津贴资助。张反对这样做，指出：“其子弟席（藉）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设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之，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知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平，而公司愈受其害也。”

他竭力主张年轻人在外办事，多受磨炼，到其确有能力再由公司延聘。鲍咸昌想让自己儿子当印刷所长，张元济对鲍开诚相见，劝说他不要这样做，鲍词色愤懑，甚不以为然。张不顾情面，又给鲍写信，希望他从“公司利害”出发，跟自己一起“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这种进步的用人主张令人敬佩，至今仍值得效法。

张元济向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儿子张树年三十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回来，想进商务工作。张元济一口拒绝，说：“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有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了商务，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之后，必然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失去了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了你的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一处工作，我在公司内部行政工作上处处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这将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想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的企业？1926年张元济就用人问题对人说：“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他以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在“五四”浪潮中

一场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拍击着古老的中国大地。

“五四”运动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各种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张元济感受到了新思想的冲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竭力改革图新，赶上时代的步伐。

为配合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商界酝酿罢市和抵制日货，张元济的态度是积极的。1919年5月7日，有两家书局率先登出声明于9日停业一天。张遂约总经理鲍咸昌等响应。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是日因书业商会议决，表抵抗日本及北京学生敬爱之意，停业一日。”他通知出版部，停止刊登日本广告。他还减少了三井洋行保险的投保额，当对方查问时，他坦然地答称“时事如此”。5月26日，上海学生代表到商务要求检查日货，张热情地接待了他们。6月5日，全市罢市罢工，商务印刷厂工人带头停工。商务领导层中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担心经营受损，主张不能发薪，甚至想遣散罢工工人。张元济认为这次罢工“与寻常争加工资不同”，力争发给罢工工人部分工资。罢工持续一周，有些领导人不耐烦了，张元济说服他的同事们，等待事态的发展。6月8日，他提出并在董事会中顺利通过了捐赠学生会银洋五百元的决议，还要求“在发行所设休息室，略备茶点招待学生”。后来因租界当局禁止游行而作罢。回顾1916年时商务衡州分馆罢工，张元济曾主张“尽数斥退”罢工者。时隔三年，态度完全不同，无疑是受到“五四”运动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

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一些使用日本纸张的同行，濒于停工待料境地。张元济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从5月到8月，仅上海总馆支援同业的纸张就达一万余令。他通知有关人员，商务“所定日货，一律结清，勿任延宕”。生产所需原料，宁可高价购买欧洲货，也决不再进日本货。张元济以他赤诚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五四”的时代洪流中来了。

作为出版家，当然还应该从他的出版物来看他在时代浪潮中的表现。

“五四”前，商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趋于保守的出版企业。刚进商务的茅盾就看出，这里“一方面似乎搜罗人才，多出有用的书籍，而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变相的官场”。1919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上点名批评商务的杂志是“守旧式”“杂乱派”，批评得十分尖锐。

张元济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1918年，他就认为“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于淘汰”。1920年2月的一次董事会上，他告诫大家：“现在各省自编教科书，又新思潮激进，已有《新妇女》《新学生》《新教育》出版。本馆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书籍不免减退。应当注意印刷，力求进步。”在此前后，他亲自抓了出版物的一系列改革。他主持讨论改编教科书问题，主张加注音字母，改文言为白话。1920年2月又商议编白话辞典。张元济主张“《儒林外史》《水浒》《红楼梦》等皆可入注，各志书、方言也要采”。一整套新式白话文的教科书问世了，一册册介绍新思潮、新科学的著译出版了，一扫人们心目中的不良印象。这一时期商务的出版物中，《共学社丛书》是十分突出的一套书籍。

共学社是梁启超发起的一个学术团体，1920年4月成立。张元济应邀参加，并安排商务为共学社编译垫款。共学社组织并不严密，它的实际工作就是出版《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共学社丛书》出版了82种，类别达17类。内容很庞杂，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包括相对论在内的新科学，有俄罗斯文学译作，当然也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实证主义等著译。作者、译者有梁启超、蒋方震、张东荪等研究系骨干人物，有王星拱、夏元瑮等科学家，也有当时还年轻的进步文学工作者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张元济本着介绍西方新思想，发展中国新文化服务为目的，切切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7月，他还向驻日使馆的朱绍廉了解日本出版“俄国共产主义”书籍的情况，表示商务愿意出这种书，可见其“兼容并蓄”的出版指导思想。这一点与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宗旨十分相似。

“五四”浪潮推动着张元济对商务一系列杂志进行改革。他请当时在著译上已崭露头角的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结束了鸳鸯蝴蝶派文人长期把持这个刊物的局面。1921年初，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充实的内容、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也得到了更新。胡适在当时被守旧派视作“异端”，而张元济坚邀他来沪主持商务编译所工作。连写文章批评商务的罗家伦，张元济也请他担任馆外编辑。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如胡愈之、叶圣陶、杨贤江、章锡琛等，在张元济的支持下脱颖而出，担起了各种书刊编辑的担子。

“考文献而爱旧邦”

茅盾曾说过，张菊老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这可以从他创办图书馆和整理出版古籍的重要贡献中，得到证明。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有个图书资料室，后来取名“涵芬楼”。由于藏书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公司拨款十万元，建造了一座五层大楼，取名东方图书馆。1929年，它脱离编译所而独立，并对外开放，成为当时上海一家著名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作为庋藏善本的一个专用书库，依然存在。东方图书馆的命名，据王云五在《涵芬楼书目序》中说，是为了“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可见它的创办目的和社会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作为一家私营出版机构，拥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并且对外开放，这是与张元济等领导核心人员的识见和魄力分不开的。张元济等之所以要办这座图书馆，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编译所创造有利的工作条件；二是为社会服务，达到“扶助教育”的目的。“扶助教育”是张元济一贯的主张，事实上东方图书馆的建立，确为上海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专家学者带来了极大好处。

为了扩充图书馆的藏书，张元济更是不遗余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又说：“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据他的嗣子张树年回忆，他父亲爱书成癖，走进上海四马路一带的旧书店，就一头扎到充溢着霉味和灰尘的旧书堆里翻捡，如同沙里淘金，流连忘返。当年他家住在现今西藏路北京路附近，为了搜购旧书，特地在大门上端钉有一块铁皮，上用红漆书写“收买旧书”四字。某次，有人送来一包旧书，恰巧他父亲不在家，晚上回来较晚，未来得及打开查看。翌日，此人匆匆赶来将书取走，不料几日后巡捕房包探来查询，说那人取回书后打开包，被包中的炸弹炸死。不久就发生夏瑞芳被刺事件，真是好险啊！

张元济的搜求范围不限于国内，东方图书馆所藏罗马教皇梵蒂冈宫中明末唐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就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搜购的。1928年赴日访书，几乎遍视了日本各公私图书馆所藏我国珍本秘籍，以后通过中华学艺社拍照影印回了许多国内已绝版的古本书。今天我们见到的一些古本小说，就是依据当年张元济等从日本带回的明刊本排印的。

张元济竭尽全力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行动，却为某些商务股东所不理解。1927年4月一部分股东聚会，批评公司花巨款购进藏书家蒋孟苹的一批古书，以“徇一人之嗜好，购此无益之古书”，影射张元济，并披露于报端。消息见报后第二天，商务召开股东大会，张元济公布了买书的各项文件，力陈得失，回答了那些股东的质问。

正由于张元济等的大力搜购充实，截止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四十六万三千余册，图片、照片五万余幅，其中善本书近五万册。然而，除了少量古籍珍本早先移藏银行保险库外，几乎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这场毁灭我民族文化遗产的浩劫，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重大罪行之一，值得中日两国人民牢记和警惕。此后，1933年3月，张元济曾聘请社会名流，组织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募集图书基金，他本人认捐一万元。可惜收效甚微，东方图书馆复兴计划终成泡影。

1939年上海已沦为“孤岛”，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也遭流散，为了抢救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力邀当时在北平的顾廷龙来沪主持馆务，创办人各自捐出自己的藏书。张元济所捐一大批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计九百三十五部、近三千八百册。“合众”以收藏古籍为主，可称为研究东亚学的专门图书馆，许多学者和青年文史工作者在此得到过丰富营养。1953年该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改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现在是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有些人提倡西学，却对我国文化遗产抱有虚无主义态度；有些人则相反，对外国先进思想文化视作洪水猛兽。张元济从没有把西学与中学两者对立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温故知新，二者并重。”他完全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他在商务主持古籍整理、出版几十年，不辞辛劳，锲而不舍，其根本出发点就是在于“考文献而爱旧邦”。他不仅有史学、文学方面的高深造诣，而且有着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他一生主持出版了五部大书，即《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张元济整理出版这些古籍，鉴于三方面的目的：一是抢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沦亡；二是解决学者求书之难，满足阅读的需要；三是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所未能做到的缺陷。此外，通过校勘和考订，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得到善本、珍本，他常常到处奔波，辗转托人，费尽了心机。为解决影印的修版问题，他亲自与工人们一起作长时间的研究，用各种办法试验修复破损的字或笔画。为早日把书印行出来，他又经常利用在轮船上、火车上以及夏季避暑的时间辑校。这种对待事业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精神，令人崇敬！

夕阳正红

上海解放时，张元济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他感到万分的喜悦。他愉快地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职。1949年9月，他作为特约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住了近五十天。这是他自清末离开官场以后在北京耽搁时间最长的一次。故地重游，引起他许多回忆。19日午间，陈毅来到他的住所，说：“菊老，毛主席让我来邀请您和李明扬先生一起游天坛，车子在外面等着。”到了天坛，毛泽东在祈年殿门外等候，还有程潜、陈明仁以及刘伯承、粟裕等好几位。他们一起浏览了祈年殿、圜丘、回音壁。在回音壁外树荫下，毛泽东请大家坐下休息，喝茶、谈天。张元济年最长，毛泽东坐在他旁边，问他戊戌变法时的情形，问光绪召见时的仪式。毛泽东谈到商务印书馆，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当夜张元济不能入眠，对陪同他的儿子说：“今天看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识。……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希望了。”10月1日，他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面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他激动不已。他对祖国建设十分关心，多次提出建议。在讨论《共同纲领》时，他对第三十六条关于交通建设，建议增加推广水运的决定，被大会采纳。毛泽东邀请中南海座谈，他又向毛建议：“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应酌登确有地址姓名之来稿，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为工业，再次为农业。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在京期间，他会见了许多商务的老同事和老作者，还向出版总署提出了有关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的一些问题。他在这段时期的活动和感受，曾写有《赴会日记》，作了详实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夕阳正红。张元济的晚年“及身已见太平来”。他充满着喜悦和活力。但是，繁忙的公务和社会活动，打破了多年平静的生活规律。从北京回沪后不久，他在一次大会讲话时，因脑血栓病倒，左肢偏瘫。在多年的病床生活中，他仍然照常看书看报，写信谈话，有时还写些旧体诗。1951年8月29日，他为西藏和平解放致信毛泽东，就西藏文化教育问题提出四点建议。信中附《西藏解放歌》长诗一首，热情欢呼这一“民族大团结之伟业”。毛泽东复信说：“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1956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九十高龄的张元济读了报纸，兴奋不已，还想作诗，但脑力衰退，已经做不出来了，可他心中仍燃烧着一团火，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1957年6月，他以浙中父老身份给蒋介石写信，希望早日见到国家的统一。

1959年8月14日，这位爱国老人、杰出的出版家、企业家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三岁。

（本文与陈梦熊先生合撰，原载《中国企业家列传》第2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