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为《太平天国诗文钞》校正增补

太平天国史料，长期以来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禁毁，流传甚少，而且常常由于各种原因真伪混杂，叫人未敢轻信。民国后，有一批学者致力于太平天国史料的辑轶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193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编者罗邕（鸿涛）、沈祖基（础成）花了七年之功，从大量清代文书、野乘笔记、碑文真迹中，钩稽爬梳出太平天国文130篇，诗百余首，联语50首，编成此书。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为该书撰序，李济深题诗，吴稚晖题签。由此可见此书身价之高。于右任在另一篇题词（印有手迹）中称：“一尘之星不可灭，一缕之电不可绝。元精耿耿易千劫，诗耶？文耶？是为革命之魂，民族之血，读者苍茫肝胆热。是非成败，史家著论如一辄。当时记载多残阙，兹之存者什一与千百，以扬我先民作始之大烈。”反映了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崇。

诚如编者自述，此书缺点不少。体例不一，重要阙遗甚多，赝鼎伪作，时有采入。不久，“一·二八”战事爆发，商务印书馆被毁，此书底版及成书均成劫灰。为用实际行动回答日寇的浩劫，编者加快了此书修订的步伐。张元济（菊生）先生作为董事长，此时虽忙于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的公务，为复兴商务日以继夜地工作，但他也关心着《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的修订再版。1932年7月，他病倒了，在家人和同事们怂恿下去庐山休养。说是休养，其实是换一种工作而已。读书、校书，仍然手不释卷，握管不辍。在庐山，他见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工署长的俞大维。俞为担任过商务几届董事的张元济友人俞明灏（寿丞）之子，曾留学德国，从德国图书馆摄回一批太平天国文件照片。张元济闻讯喜出望外，立即借来与《太平天国诗文钞》校勘。据罗邕在该书“国难后第一版”序中说：“复承张菊生先生不鄙拙著，取俞大维君在德国图书馆所摄太平文件照片，逐一为之校正增补，蝇头细书，钩乙涂写，想见其致力之劬。其有造于拙著良非浅鲜矣。”可见张元济当时把校正增补的文字，是书于《太平天国诗文钞》初版原书上的。这部“张先生校补本”列入后来再版书附录三“本书引用书目表”的第一种，并注有与上述序文中相类似的感谢之语。同年8月初，张元济又据俞大维携回的照片，抄录了长达五六千字的《天父下凡诏书》。这是记述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东王杨秀清假扮天父下凡、惩处叛徒周锡能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太平天国刊印本，为当时国内所未见。文字虽不佳，还充斥着封建等级思想及宗教说教，但对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与典章制度，无疑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史料。近观电视连续剧《洪秀全》，就见到这段东王惩叛徒的情节，显然采自此诏书。张元济抄录全文后，还撰有一则跋文：

原书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句读圈点及人名旁加直竖，提行格数悉依原式。文字有不通处，亦不改动，惟确知其误者，则标注于下。又第一叶后半二叶前半跨钤旨准大方印，广约方四寸，“旨准”二字广约方二寸，外环龙文。本书十五叶又半零一行。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四日在庐山录竟。张元济。

这篇跋文，《涉园序跋集录》与《张元济诗文》均未收入，《张元济年谱》也未提及，实为张菊老的一篇轶文。罗邕收到张元济精心抄录的《天父下凡诏书》后，于1932年11月30日致信申谢：

前得王君云五函，知猥以拙编《太平天国诗文钞》，辱承不弃，为之校补。拜读尊稿，其取材之精确，校阅之周密，其有造于拙编真无涯涘矣。乃顷得赉馆秘书处来函，知先生近又抄得《天父下凡诏书》一种，属令补入拙编。仰见先生之继续资助，迄无已时，感佩之忱，何可言喻。用肃此函，藉申谢悃。

1934年2月，《太平天国诗文钞》“国难后第一版”出版，线装两册，内容与编排较初版大有改观，注有“张先生校补本”的文献有七种，连同“补抄”形式编入的《天父下凡诏书》（包括张氏跋文）共八种：

1．《天命诏旨书》（洪秀全）。

2．《太平诏书》（洪秀全），包括《原道救世歌》《百正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四种。

3．《太平礼制》（洪秀全）。

4．《奏准颁行诏书》（杨秀清），包括《奉天诛妖救世安民之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种。

5．《天条书》，包括《解罪规范》《悔罪奏章》《朝晚拜上帝》《食饭感谢上帝》《灾害求上帝》等礼拜祷告用语。

6．《太平条规》，包括《定营规条十要》《行军规矩》二种。

7．《三字经》。

8．《天父下凡诏书》。

这些都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张元济为之校正增补，使之得以传世，其功不可灭。说到张元济对太平天国文献传世的努力，在校补《太平天国诗文钞》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尝试。他知道李秀成供状于近代历史极有关系，曾国藩后人收藏着一直秘而不宣。张曾托俞明灏（俞为曾氏亲戚）恳借，以期流传，数年未得到确复。1931年5月，曾任商务编译所编辑的瞿宣颖（曾国藩的孙女婿）向张元济建议借印李秀成供状和曾国藩日记，并表示愿意从中缀合。张闻之立即复函，表示“告之馆中当局，均极赞成。即乞转询曾君，欲得酬报几何，以为所办女校经费之助。即祈示下，再议进行办法。文正日记亦愿快睹，能先送下拜观，尤所感荷。”可惜此事终因曾氏不允未能实现。

《太平天国诗文钞》“国难后第一版”调整了编排，按人名排列，每人有一篇小传，均注明资料出处。有许多诗文注有编者评判或考释按语，有观点，有证据，比一些仅仅罗列材料的文献汇编要好得多。试举一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篇后，编者写有这样一段按语：“太平军疾视旧有之经史，目为‘妖书’，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上列《原道醒世》《原道觉世》两训，除略有耶教之门面话外，居然引经据史，亦一异也。是岂此训系太平初起时之作，出于南王冯云山之手，故与其他各文有所不同乎？”类似这样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之按语很多，对于初涉太平天国史料的人颇有启发。

当然，此书还有不少缺点。比如李秀成供词当时因为没有公布全文，收入此书的也仅仅属节录残文，“存者才及十之二三”，这不是编者之过。但继续混入赝品伪作，那是编者考订欠周的责任了。罗尔纲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于《图书副刊》上发表过一篇《读〈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书评，对混入此书的伪作有证据确凿的考辨。最重要的是考出石达开诗二十余首，均为后人推伪之作。后来柳亚子撰文揭开翼王赝诗之谜，原来大部分乃其好友南社诗人高旭（天梅）为鼓吹革命而托名所作。最早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的五首，伪托之意“与天梅不谋而合”。另外，附于李秀成供状后的“十要十误”，也是坊本伪作，罗尔纲撰有专文为之考辨。罗的有关文章收于《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一书（商务印书馆1950年11月初版）。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诗文钞》在收集与传布历史文献方面的作用及其影响是不能抹煞的。张元济先生为此书的校正增补所作出的贡献，应该载入太平天国研究史册之中。

1992年5月于上海
（原载浙江省出版总局编印《出版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