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思想变迁的理解

什么是思想（thought）？牛津辞典中给出的一个定义是：思想就是人类运用心灵与智慧（mind）去观察外部的客观对象，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意见与决定。在汉字里，“思”和“想”这两个字都从“心”，古人说，“心之官则思”，那么，“思想”的历史要讨论的就是人类思索问题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与怎么想。可见，思想的形成需要主体心智的参与，需要对外部客体的感知与洞察，思想是具有敏锐心智的主体与外面社会环境的客体相关联在一起的互动关系，即思想生活是随着同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一起持续发展的。因此，在波澜不惊的社会环境中思想是单一的、缺乏的，而在动荡不安与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想就会纷纷涌现盛行，处在该时代的人们对外界环境与生存状态特别的敏感，“像随风摆动的芦苇”，思想显得特别地活跃易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时代大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伏尔泰曾言：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思想，要比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行动更为重要。思想是每个人最直接感受到的事情，但也是每个人所处时代变革的终极密码。个体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时代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对于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取决于找到一块适用于目测的玻璃碎片与取景框。

一、时代与思想

现代中国可以标指中国和中国所处的世界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刻，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刻不是由静止的时间刻度所标识的，而是蕴含着与外界进行互动的强大的思想之光。在这一段尚未结束且还处在变化中的时段里，中国人不断地遭遇到许多有别于传统中国不同的生存与发展矛盾、困境与疑难。例如，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政治制度冲击，传统秩序的瓦解，民族危机、社会的落后，新科技对社会的重构，等等。面对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与挑战，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在面对它们的过程中，不得不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观念、理论、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选择与文化选择，这些内容构成思想的生发、碰撞、传播与选择。诚如学者所言，国民“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在一种特有惶恐和向往、激进与保守、希望与失望的心情转换下，对所处时代进行思考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思考归结为现代中国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秩序的解析、定位、剖析与诊断，从而把握思想中的时代，时代中的思想。这种时代中的思想演变的本质方面不在观念、理性、思辨的思维，而在于对“现实”的真切认识，或曰对现实的直观感性，从而构建起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自我意识。

萧功秦在分析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时，有意地避开认为将思想理解为有心智的主体所形成的一套论点、信念、设想、态度和见解等抽象的定义，而是用相当明白通俗的表达指出，思想是对人类适应新挑战与新压力经由人的理性心智作用下的解决问题的“大办法”与“大手笔”。这种对思想的理解恰好地反映出现代化中国所牵扯出种种矛盾体验，思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重要问题的看法、设想与见解，而是在面对时代的变局中，积极主动地对各种时代命题、矛盾、问题、压力与挑战做出回应性的思考，关键是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形成可以付诸实施、影响行动的解决之道、主张与办法，然后将根据这些对策、主张与办法去适应、行动，推动时代向前发展，回应时代的需要，构建对具有时代性或曰历史性的具体现实的建议性方案，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是被动地追赶时代。思想是人类在处理其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时才被迫做出的思考的结果。

萧功秦对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曾经给出这样一个比喻，“思想，如同湍急的河流中，撞击在水中礁石上激起的浪花”。在这个比喻中，河流，就是历史上的特定时代；水中礁石，就是这个时代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矛盾与问题。而思想就是由时代与社会问题与矛盾所激发起的思考，它们如同浪花一样，五彩缤纷，层出不穷。这个形象比喻的深刻性就在于，它以河流、礁石与水花的这三者的关系，来比拟社会、困境与思想的关系。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困境与矛盾，只要有困境，就会有思想。而只要有思想，我们就可以逆向地考察到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虽然，面对同一礁石，不同角度上可以激起不同的水花。礁石可以是同一个，但击打在它上面的水花则可以不同。正如同一困境，可能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应对办法一样，作为解决之道与“大办法”的思想、主义此起彼伏，相互冲突、碰撞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思想的历史。因此，时代与思想的关系表明，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的出现直接原因就是来自于时代所面临的现实矛盾与问题，反之，通过对特定时代的困境与问题的准确揭晓，可以去掀开时代历史迷雾背后的思想演变的脉络与线索。

对于现代中国的种种矛盾体验，思想的作用似乎愈发地强大，思想虽然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存在，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时代的演进过程中似乎愈来愈受到一股潜在的或显现的“思想”乃至“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时期，人们是按前人的经验、习俗、习惯与古人的先例，来安排处理利益与安排命运的，习俗与经验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路径依赖”，它们就凝固为类似于本能一样的东西。习俗与传统可以部分代替独立思想，至少不太需要独立思考。但在现代中国转型变革的时代，则是一个诊断现实、质询现实、重建思想支配中国人命运的时代，是“观念先行”“主义之争”极度扩张与丰富的时代。

思想是如何与时代进行互动的？甚至能动地改变历史的进程的节奏？思想是抽象的东西，思想往往是身处时代环境中个人心智的产物，它又如何超越带有一定“先知”色彩的思想家个人的身体力量之外，去影响乃至改变历史变化的方向？在无数种思想中，某种思想之所以成为历史变化的动力，其关键在于它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许多人共同信奉并执着追求的东西。一旦到了这时，它就变成为思潮。思想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变为推动一代人或一大群人走向历史行动的思潮。思想在“公域”发挥国家社会战略性导向功能，又在“私域”内发挥个体的行为决策指导作用，对所处的时代与时代中的人们而言具有一种生活方式设定的蓝图威力。

某个单一的思想转化有一股思潮，是某一种通过竞争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从萌发、生长、扩散、集聚之后的最终结果。在这个时程中，所处特定时代的现代中国人面对环境的刺激，形成的特定的群体性的看法、态度、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并不约而同地形成大体相同的思想倾向性与价值倾向性。一种社会思潮存在着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方面是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共同面对的挑战与刺激，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这种加之于他们的外部挑战与刺激，受制于某种内在的文化因素与社会条件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做出反应，具有了共同性与定向性。换言之，人们是运用某种既定的有意无意中接受的范式、理论、概念这些文化因素来思考问题并根据这种范式来做出反应的。正是这种范式规定、制约、支配、牵制了人们做出反应的方式。

思想一旦变为思潮，它就会使千百万人以同样的方式去行动，去争取改变历史。于是历史就真的被改变了。思想与思潮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变化，有的思想失去了对这一时代的吸引力而逐渐走向衰落，另一种思想，或某一种思想中的某一种派别，却由于种种具体的原因，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信奉者，成为主流思想，这种主流思想获得的信奉者越多，它在关键历史时期成为叉道上的历史扳道工的可能就越大。韦伯曾把思想比拟为“铁路轨道上的扳道工”，这位扳道工可以使一列火车在利益驱动的动力的支配下，向着一个理想所确定方向驶去。因此，有些极端的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

二、思想书写方法

思想史的研究是在西方哲学转向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二是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进而言之，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近代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20世纪以来哲学注重的是语言学。所谓本体论是指人对世界本源、本质的追问与思考。当西方哲人观察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就会想知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本源是什么，最终落到上帝是存在的思辨之中。所谓认识论的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就是回答世界是否可知的，或者说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世界。比如，康德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受一些纯粹理性制约的。笛卡儿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将“思”放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个突出的位置上。

到了20世纪，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现之后，现代人的世界观又发生了一次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现代人发现所有的认识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述，不清楚语言问题，就不可能谈论认识问题，更不能涉及本体问题。例如，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历史学从公正客观的记录的本源意义的历史哲学，到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到海登·怀特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历史最后与语言学中的能指/所指、叙事、诠释、符号、象征、意义、文本等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语言论上的历史了。现如今的我们眼中的历史，是被书写语言说出来的，类似于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并非镜子式的真实反映。当所谓的“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均衡性、渐进性、线性关系”等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被“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断裂、突变”等后现代观念所颠覆与替代的背景下，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竞相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后学咄咄逼人的解构之势，使得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辨与方法论辩显得更为繁杂无序。

现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语境”“互文”“文本”“象征”“符号”“话语”“传播”等新兴的概念术语都可以说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从语言哲学中寻找灵感。因此，更为激进的说法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处的世界看作一个被人类语言层层建构的文本与符号体系。显然，根据怀特的思想体系加以推论，他眼中的历史是完全不可知的，是主观虚构的文学作品。语言成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口语、文字、符号、标记等都可以归入其中。语言学转向后，人们不再问本质是什么，也不问认识能力能否把握这个本质，而是首先要问语言能否表达我对世界本质的认识。

语言变成一种携带了人类文化思想基因密码的媒介。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内容，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指的是心智；后者的“思想”（thought）指的是观念，或观念体系。前者的面宽，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思想是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进行传承与传播的，思想的研究与语言哲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在语言哲学背景下，对于思想的载体的选择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对精英思想家的文本研究，重点关注时代中的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观念与思想；另一种则对普通大众思想的整体性提取，也可称为对社会整体语境的考察。传统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基本观念或观念单元。1936年，观念史研究的创始人诺夫乔伊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提出思想研究中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个概念。“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即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固定不变的概念或者意义。观念史考察的就是各个观念单元出现、孕育、发展和组合进入思想体系的过程。观念是暂时集聚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母体，而依靠自身就逐渐地达到成熟的过程，与不同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一些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剑桥学派认为，不能将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在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的同时，需要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某个特定思想家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英国哲学史家梅尔茨将思想看作是隐蔽的世界，在他看来，“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着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相对应的使用哪些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思想的传递开始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加以进步与完成。当然单独的语词本身也许没有很深的意义，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因此，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思想成为研究经典文本与个别思想家的一种挑战。

对于思想所处的语境的关注，余英时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的写法。“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是针对思想史的“外缘”提出来的，“外缘”是指过于强调思想史的演变与外界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对传统中国的冲击与挑战造成的，将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与演变看作是一种受到外力推动的被动过程。余英时认为，这种研究思想与方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而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单纯地用外缘来理解思想史是不完备，例如“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的提出，旨在指出将思想史本身看作是有生命的，有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思想史的研究还需要从一个更加微观的、细致的、个体化的心理角度审视思想诞生与演化的内在过程。余英时认为，“内在理路”虽然不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唯一途径，但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尽其全功。当然，“内在理路”的新解释更不能代替各种外缘论，“内在理路”是“外缘论”的一种补充、修正，思想的发展不可能不受种种外在环境的刺激，而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忽视“内在理路”，思想史终无法讲得到家，无法讲得细致入微。

除了关注少数精英思想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语境之外，随着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普通民众的心态的研究成为思想史研究的一股重要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代表普通民众的文化史成为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则是普通民众的文化史的内层。新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从而得出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的研究思路。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普通人在生活中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体现着普通民众一定的价值观念。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所有能够体现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研究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普通人的思想观念作为一种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

葛兆光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写法，批判质疑了精英与经典的思想史的写法存在的三个问题：思想的非连续性（断裂）；脱离真正的生活世界；回溯性追认。这些问题表明精英和经典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非像思想史著作中所说的影响巨大与深远，只是后人追认与强调而已。对于中国思想史，葛兆光直接发问：思想史是否过于偏向上层文化而被过去层层积累的旧说束缚？因而，相对于经典与精英而言，还存在一种类似于底色或基石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发挥着作用，这个“一般思想史”较之“精英思想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从而指出文献资料的扩充，包括童蒙教材、家训、族规、通俗印刷品、雕塑、建筑、日常生活、器物等，而不应仅限于经典文本与精英语录。葛兆光认为他所描述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构成与影响大体在三个方面，一是启蒙教育的内容，它将作为每一个受教育的人的经验而存在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二是生活知识的来源，由种种无意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字、图像、印刷品等材料构成，这些都是每一个人面对陌生的世界时，可以动用的经验与知识；三是思想传播的途径，主要是指普通生活场景中的通俗化精神交流活动，以及所流传下来的档案物品，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可供艺人阅读的唱词，说书等。

在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演进过程中，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语言被看作是政治的、权力的、历史的、心理的一种内层折射。每个词语或概念的流行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历史与文化之中。“思想的历史”在微观研究层面的演变，让位于某个语汇、词语、流行术语、关键词等具体思想语言单元的历史。事实上，对词语的辨析、考释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考据学的研究，在西方，则有所谓经典学的研究（classical studies）。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舍勒（M. Scheler）、韦伯（M. Weber）、曼海姆（K. Mannheim）等人对知识、思想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法国学者福柯（M. Foucault）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英国学者威廉姆斯（R.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术语》等作品，更引发人们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下去认识词语——既考虑词语与语境或上下文（context）的关系，也考虑词语形式及意义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而发生的更动，同时还包括对词语背后所牵涉的民族、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的追问。正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为一部文化史。与此同时，由于复杂的历史语境的介入，从词语的角度“以小见大”，本身是一个相当具有难度的尝试。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领域，金观涛相应地提出并付诸研究实践的“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以他为代表的研究团队认为，历史沉淀于词汇，试图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换言之，他们坚信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能够使他们抓住思想变化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并历经10年建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将历史文献向数据化方向发展，采用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法，把表达某一观念所用过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核心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从而将以关键词标识的观念的起源与演变作为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基础，“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任何观念的起源、社会化和演化，也就是表达该观念的相应关键词的起源、传播和意义变化。

某种意义上，这种关键词研究与数据库方法其本质是力图以实证方法求证思想史，观念是解剖各种复杂思想演变的基本元素，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再是文章与人物，而是句子。正如金观涛所言：“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们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进而言之，作为组成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观念，可以由固定的关键词来表达，通过对固定的关键词的统计、频率、数量的分析，从而对抽象与含混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定位与揭示，因此，以关键词组合而成的观念比思想更确定，更易于实证性操作。

上述的三种思想史研究思路与方法都非常有启发性，提出了“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思想中的关键词与观念因子”等三组命题，让我们从更为丰富的视角与手法来求索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从而避免研究方法与框架的机械化，而忽视了问题的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层面。“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的提出，让我们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流传后世的经典、人物、事件之外的普遍社会所保存与承系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观念与行动给予一定的关注，第一次将视角转向一般人的知识与信仰这个领域，并将后者作为对前者的有益的补充，弥补精英思想、经典文本的强势主导地位，很明显，这种“社会史转向”的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我们还需更进一步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合与交叉的，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转向就突破了原先主流观念史的研究框架。在“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的研究框架中，思想演变的方向路径可能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①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接下来是下层人民如何接受启蒙思想家的思想；②思想可能在下层人民中酝酿，由低层文化向高层文化上传；③思想的内层，向思想的外层突进；④思想的外层刺激思想内层的迸发。

“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的提出旨在提醒我们克服在西方冲击论的模式之下，对近现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过于强调西方这个外来物的刺激性影响，而无视思想变迁内在的规律与动向。“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是对西方冲击回应的现代中国研究范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增加一条传统中国的现代化演变的内在逻辑的线索，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大的叙事模式中挖掘潜藏着的思想演变的自我动因，从而避免忽视本土化视角下的思想活动者、思想主体们内在的心理、精神与经验的微观特质。“思想中的关键词与观念因子”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王尔敏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三、跨语境思想交流

每段特定的思想可能都会经历一次萌动、生长、传播、共振、沉淀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思想会对时代产生作用力，有些思想会悄然消退。思想演变的过程离不开经典思想家的洞察与书写，离不开普通人的观念接收、传播与实践，离不开孕育的社会语境与文化心态。与其他历史时代不同的是，在现代性的时刻里，思想的生成已经突破原有的地理限制、民族限制，而是处于一种全球化态势下的跨语境、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的状态之中，而且这种“跨”交流以一种中心-边缘的优势扩散的流动方式展开。

在跨语境交流的思想演变的视角下，“思想”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形成即是中西哲学、政治、文化等思想流入后混杂生成的结果。跨语境交流就是指思想的交流与传播不局限使用在常规的语境之下，它既可以在原来的语境运用自如，又能跳出这个范围切换到另一语境。思想要自如地表现出跨语境的功能，那么它的原有意义与衍生的新义必须通过某种手段来建立关联，否则毫不相关的含义就缺乏互通有无的桥梁。“不同语言之间是相通的，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一思想当然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徒劳无益地试图驱散的一个共同的幻觉”。跨语境交流中语言的转译带有一定的隔阂与折射，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由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时传播方向发生偏折的现象。思想的跨语境交流是一个既呈现变异又必须适应，同时又催生新的适应的辨证过程。

思想变迁的喻说是新词语或者新词语的建构，语言的变化与延续反映了中外观念融合与思想碰撞的结果。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流动的介质，正是这种流动的介质记载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并且任何一种思想都必须选择某种相对应的语言加以呈现与传播。如果将跨语境传播与交流比喻为词语、概念、范畴和话语的“旅行”时，我们发现这种“旅行”不像想象中那么纯真无邪，或者浪漫清新，更多地被批判成为一种西方“强势话语”的导入。例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声称的，“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做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这一种看法透视出中国与西方的跨语境交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列文森进一步论述，只要一个社会在根本上没有被另一个社会所改变，外国思想就会作为附加的词汇，在国内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当外国势力的侵入而引起社会瓦解开始后，外国思想便开始取代本国思想。一个社会的语言变化，从客观方面看，它不仅仅是外国全面入侵后纯粹的思想渗透的背景下做出的新选择；从主观方面看，它还是在日益增长的思想紧张的背景下做出的新选择，这是一种迫使外国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强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紧张，一种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性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的背离所造成的紧张。

因而不禁设问，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跨文化、跨语境“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西方向东方旅行的思想和理论，如何触发了扩张、启蒙、进步、民主、理性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爱德华·萨伊德试图建立一个普世性的框架去考察这种全球化-现代性模式下的跨语境交流与思想演变的现象，他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将历史、语言与传播三者进行了有机的结合。萨伊德的“旅行理论”细分了四个“旅行”过程，它们分别是：变迁的初始环境；传播的通道；接受与抵抗；变异与新生。变迁的初始环境指的是存在着出发点，或者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在传播的通道方面，即是指思想的旅行存在着被穿越的距离，一个通过各种语境之压力的通道，思想从较早一个点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新的重要性。接受与抵抗是一线条件，抵抗是接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也使得对这种理论与思想的引进和默认成为可能。最后，旅行过来的思想获得一定程度变异与新生，可以出现已经完全或者部分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

根据萨伊德的“旅行理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可以投放到跨语境交流的历史观照之中。现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势汹汹的西风东渐、欧风美雨，对传统中国文明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与瓦解。也就是说，中国学人被纳入到剧烈变动的全球文化格局之中，不得不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不得不开展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研究。舆论思想变迁的研究需要与跨文化传播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方面，已有学者做出积极的尝试。李陀在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中论述到：“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写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对重要思想家重新评述，或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诠释的方法，而是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特别是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过程中，试图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为思想史写作寻找新的理论框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研究必须充分考察跨语境实践的历史，跨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象中是相当重要的。

本书首先预设了中国舆论概念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么，一旦结合了中西方异质文化的基因之后，舆论概念是否会摇身一变成为全新的语词，被层层涂抹而携带了多层的复合思想？这本身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本书将尝试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从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深层结构入手，运用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以及语言学中的翻译理论重新考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例如，文中将涉及以下论点：①中国舆论概念的出现以及舆论思想的形成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处于近现代转折点的中国人如何赋予舆论新的意义？②舆论思想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近现代中国人心理、思维、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传统文化等内部与外部各种环境要素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是如何施加给舆论的建构过程的？③舆论作为一个语词、概念以近现代中国进程中是如何演变成为一种思想理论的，特别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与日常语言之中？④采用语言哲学视角，并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反思与人类观念言说与意见表达相关的舆论思想，探讨舆论与真理、理性、认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