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首次试炼

我想在塞浦路斯一试身手。然而，在到达尼科西亚，走进雷得拉皇宫饭店的酒吧时，我对自己仍没什么把握。我和这群自视为精英的国际媒体大军素不相识，他们看起来当然也没什么兴趣认识我。有几张脸带着期待转过头来看，又一下子撇开了。他们是在找老朋友，脖子上挂着相机的无名小卒新来乍到，他们可没兴趣搭理。当有个家伙走过来找我说话时，我松了口气，心生感激。他说：“刚到吗？”然后就开始帮我恶补。塞浦路斯自我当兵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而我只略知一二。塞浦路斯已经独立，希腊裔主教马卡里奥斯当上了总统，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从很差恶化到糟透了。当地还是看得到大批英国士兵，但已不再是大英帝国强权的延伸，而是担任内战的调停者。偏远的土耳其村庄发生了很多暴行，而且，我这位新朋友认为情况还会更恶劣。

我们又聊了一阵子，我忽然明白我这位指导者对我的兴趣不只在专业方面。他是同性恋者。这么一个肌肉发达的专业战地记者竟会有性取向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还是很蒙昧的），我毫无心理准备。我后来才知道，不是只有异性恋者才具有能力与勇气，但当时我匆匆结束了对话，另外找别人聊天了。

我找到一位瘦高个儿，名叫唐诺德·怀斯，《每日镜报》的摄影记者。另一个好人是《观察家报》的伊凡·叶慈。叶慈一直在写希腊东正教教会的报道，冲突忽然爆发，打断了他虔诚的研究，他也立即就地成为采访记者。就这样，我和教会记者一同踏入我第一个战场。

正牌的战地记者都受到刻意误导（我后来才发现，正牌战地记者经常如此），在英国皇家空军安排下参加导览团，从空中环岛一周。

伊凡和我被留下来，得自己想办法。我看不出来会有什么大事，动乱地区似乎都如此，同样地，我是在日后发现了这件事。除了回我以前服役的埃皮斯科皮与拉那卡皇家空军基地等老窝闲逛，好像也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伊凡得赶回去赴晚餐约会，但光是可以看到阿波罗神殿，就足以让他兴致勃勃地跟来了。

利马索尔与埃皮斯科皮附近没什么看头，除了屋顶上瞪大眼睛的大批英国伞兵。他们侦查到希腊人正在动员，担心会出事，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事发之时，我们正从利马索尔的郊区赶回，好让伊凡来得及赴晚上的约。

我们经过土耳其区，就在这时候，听到可怕的“啪啦啪啦”声。

“该死的，排气管坏了。”我火气来了。

我们下车走到车后，却发现排气管完全正常。我听到的是两挺布伦机枪从车顶扫射而过的声音。

“天哪，伊凡，我们陷入战火了。”

当时已接近傍晚，而我们还在土耳其区的深处。我对伊凡说：“我想留在这，这里看来像是会有事情发生。”

我把车开出去，让伊凡搭上出租车，然后回到原地，正要停车时，看到一群人手持武器蹲伏在马路上。他们穿着老旧的英国大衣，头戴蒙面毛线帽。我走向前问警察局在哪，他们朝我扑来，我在土耳其护卫的严密监视下进入警局。经过几个小时的讯问，警察放了我，在半夜把我带到医院。这原本是小区活动中心，在战时改建成医院。

一夜睡不安枕，我很早就被叮当声吵醒，原来是一颗子弹打中我床后的窗户铁栏杆。接着枪声大作，越来越频繁。子弹呼啸而过的音量远比我预期的大，枪林弹雨的真实感远远超过了好莱坞电影胆敢表达的任何东西。

畏惧、害怕与某种兴奋混在一起，令我浑身颤抖。当时我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约有五千个武装希腊裔民兵偷偷包围了利马索尔镇上这个小型土耳其聚居区，并从街角和屋顶开枪。为了安全，土耳其居民已经疏散到公共建筑物里，并计划反击。

我走出来，进入这场枪战的中心，躲在装甲车后面，误以为它可以掩护我。这个位置很有利，我拍到了那张日后引起很多讨论的照片：一个土耳其枪手跑步现身，影子清楚印在墙壁上。

我当时冒了个险，日后再也没胆这么做。我下定决心面对恐惧，不为其所动。战场一转移，我就跟着往这儿跑，往那儿跑，到处跑。我绷紧了神经，感到自己完全被猛烈的战况给围住，肩上扛着沉重的责任感——我是现场唯一的记者，一定要把眼前的事记录下来，传到全世界。我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设法不漏掉每幅重要画面，并想办法尽量靠近。结果是，我卷入了记者（尤其是拿相机的记者）绝对不愿面对的处境中。我有几张照片是在狙击手的射程内拍到的。

那实在很疯狂。战斗持续一整天，我觉得好像过了一辈子那么久。在某条街上，我看到收容无辜居民的电影院遭到猛烈射击。我看到有人误入战场（这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跑进街角的商店。有些人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有个老妇人困在交战双方的火网中，旋即倒地，一个老人出来救她，我想是她先生，那看起来有如她只是提着菜篮子跌了一跤。她躺在血泊中，而他也被同一个狙击手射中，倒在她身边。

我看到妇人顶着床垫挡子弹跑来跑去，就像她们戴着头巾挡雨。

我心惊胆战地看到一栋建筑物抵挡不住战火，里头防守的土耳其兵与居民如洪水涌出。妇女和儿童也开始跑了出来。我记得自己放下相机，冲过火线，把一个三岁小孩抱到安全的地方，他母亲在他身旁尖叫。几年后，我发展出一套守则，好在战场上把自己拉回去拍照。但当天工作时，我没有理论可循，一切全凭直觉。

我了解塞浦路斯冲突的部分起因，也想借那张枪手照片表现出来。那只是东地中海地区大胡子式、半黑道的种族仇杀暗流，或人们所说的男子气概。在这里，情况非黑即白，只有情绪上的事实，没有值得怀疑的灰色地带，或需要考虑、同情的问题。这种易受挑动、以侵略与复仇为自豪的男性骄傲与尊严，原本就已一触即发，如今全都在艳阳的炽热中付诸行动。

然而，跟那场枪战比起来，更令我永志难忘的是我与战争大屠杀的首次平静相遇。事情发生在一座土耳其小村落，名为阿伊欧斯－索左梅诺斯，离尼科西亚约十五英里，里头都是石屋与泥屋。我在村落外下车时，看到牧民正把牲畜赶出村子放牧，四周非常安静。我拍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大约十八岁，戴着头巾，手上拿着双管霰弹枪。她庄严地走开，头抬得高高的。我听到远处的哭声，也闻到烧焦味，察觉出附近有人死了。我听到人声，便爬上小丘找人。几个英国士兵站在一辆装甲车旁，我走上前去说“嗨，嗨”，仿佛我是在萨默塞特乡间散步后遇到他们。

其中一个士兵说：“早，想看看死人吗，兄弟？那边有一个。被霰弹枪打中脸，不是很好看。”

我心想，天啊，我有胆子面对这个状况吗？

我走到那人脚前。他双脚张开，而我的眼睛顺着他的身体看到他的脸，残存的脸。我看到深棕色的眼睛直瞪着，有如看着天空。我回想起父亲过世时。我心想，死亡就是这样。我心想，这很糟，但还不算太糟，我还可以忍受。

我走开时，那个士兵说：“喔，那屋子里还有两个。”

我走到那石屋边，敲了敲窗子。一片死寂。我转了门把，打开门。温暖湿黏的热空气被清晨的寒意给赶了出来。我看到的是场黏糊糊的屠杀。地板上布满了血，有个男子趴在地上，另一个直直仰躺着。他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或者说，看不出有伤口。现场悄无声息。我进到屋内，关上门，闻到有什么东西烧了起来。在另一个房间，我发现第三个死人。有三人死去，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出头，另一个稍微大点。

大门忽然打开，有个女人领着众人进来，我稍后才得知她是最年轻那名死者的妻子。两人几天前才结婚，礼物还放在前面的房间，全在枪战中给打烂了。破掉的杯子、盘子、玻璃器皿和饰品，都是亲友带来的结婚贺礼。

现在我的麻烦大了，我想。他们会认为我闯进他们家。我已拍了照，我的罪行不只是法律上的私闯民宅，还冒犯了死者及大家的情绪。那个女人捡起一条毛巾覆在她丈夫脸上，然后开始哭泣。

我记得自己说了些笨拙的话：原谅我，我是报社派来的，而我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我指着手中的照相机，请求他们让我记录这场悲剧。有个老人说：“拍你的照片，拍你的照片。”他们希望我拍下来。我这才知道，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希望能表达和记录他们的哀伤。他们非常强烈地表达哀痛。不只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如此，这是地中海住民的习俗，一种表现得非常外放的哀悼。

知道自己获准拍照后，我开始用非常严肃且具尊严的方式来构图。这是我第一次拍摄这种意义非凡的题材，让我觉得仿佛有张画布在我面前，我一笔笔画出，致力于讲述一则控诉的故事。

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是想按照戈雅为战争作画或素描的方式来拍照。

最后，那女人跪在她年轻的丈夫旁，抱住他的头。我当时还很年轻，却也了解那种痛苦，我发现自己很难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我走出屋子时失魂落魄。我脱水了，嘴唇黏在一起。

我想，在那一天我长大了。我稍微能够摆脱个人的怨恨。我觉得生命对我特别苛刻，让我被迫疏散，给我芬斯伯里公园，在我还小的时候夺走我父亲，等等。那天在塞浦路斯，当我看到别人失去父亲，失去儿子，我觉得我可以在这经历中看到自己，我的遗憾不再只是我个人的东西，而变成普遍的情绪。于是我可以说：“好吧，我并不孤单。”

第二天，在另一座村子，我拍了一个土耳其家庭，他们家的牧羊人在山丘上遭到射杀。可怜的牧羊人当然是好欺负的活靶。他们正在做一副勉强堪用的棺材，牧羊人的儿子在一旁看着，那是个小男孩。我当年迎接从医院送回的父亲遗体时，年纪大概就这么样大。在仪式般的奇特庄严感中，他们把那颗打穿牧羊人的子弹送给我。这类经验是一种试炼，但我同时也觉得是种恩典。他们用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教导我如何去成为一个人。

塞浦路斯为我带来自我认识的启蒙和所谓同情心的萌芽。我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情绪体验能够感同身受，并静静地接纳、传递出去。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我能够分辨、瞄准其本质，并在光线、色调与细节中看到这个本质。我也发现自己有极强的沟通能力。

在我的照片中，我希望捕捉到一种不朽的画面，能够代表整个历史，并具有仪式或宗教画的影响力，好烙印在世界的记忆中。虽然当时我还无法实现这种想法。

不久后我便知道，我第一次拍的战争照片有某种冲击性。这些早期的照片获得录用，《观察家报》在往后几周又两度把我派到塞浦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