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碎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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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街市似乎已经繁忙了几个小时。此刻是早上六点钟，货摊已经开张，西瓜堆成金字塔，修理自行车的人坐在成套工具旁等待生意。自行车成群结队，行人川流不息。卖鲤鱼的小贩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绑着泡沫箱，斜插到我们的车前面，转过身破口大骂。我们要向北走，驶出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到山上去。汽车在狭窄的街巷穿行，两边是高高的砖墙、开着窗户的工厂，还有垃圾。天空灰蒙蒙的，这将是灰蒙蒙、热烘烘的一天。

汽车驶离新修的公路，驶上一条旧公路。下了旧公路，又驶上一条旧马路，穿过两栋民房继续向上行驶。两栋房子都是三层，砌了山墙，左边那栋建有镀金的科林斯柱式门廊。

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变得这样有钱？

四四方方的稻田里，禾苗还嫩。我们一路颠簸着上了山，停在另一栋民房前面。这是一座现代房屋，半用灰泥粉刷，半露出轻薄的中国墙砖，几间旧谷仓，周围树木丛生。一辆废旧汽车停在焦渣地面上。我们在一座小山的背风处，海拔几百英尺的高度，一片竹林努力向山脊的方向生长。再前面是一座山。我们下方是几块农田，打理得漫不经心。还有一汪小湖，泥泞的斜坡上长了一圈芦苇。

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朝我们喊话。我的向导跟她做了解释，也是喊话，说我是个考古学家，一位学者，我的行动是合法的。

我们的汽车轮胎下面杂草丛生，其间可见破碎的匣钵，有褐色的，有黑色的；粗糙的拉坯成型的器皿，拉坯纹高高隆起，直径五六英寸。还可以见到许多碎瓷片，灰白色的弯月形瓷片埋在红色的泥土中。我捡起了第一块碎瓷片，它只有拇指宽，是一只十二世纪的酒杯的杯底，曾有收得很细的手柄连着花瓣状的杯体。它薄得不可思议，并不是白色的，而是极轻盈浅淡的青绿色，通体有褐色的网状细碎裂纹，数百年埋在土中，把它弄脏了。

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时刻，我恭敬地捧着它，好像找到的是基督的圣杯。周围的人看到我圣灵附体般陶醉的样子，全都笑了，因为再往上走，整片山坡都是碎瓷片。瓷片倾泻而下，犹如一本词典，写满了瓷器可能出错的所有方式。这不是个胡乱丢弃、各不相干的废品堆，这是一道瓷器的完整风景。

我弯下腰又捡起一块瓷片。这一块的底部太薄，而且凹陷扭曲，像新艺术风格的女孩形象。另一块漂亮的秸秆色瓷片，是烧造时吹进了气泡，导致瓷器破碎。还有一大块板结的疙瘩，是三个匣钵与三只白碗紧压在一起，显然烧制时温度太高，加热太快，时间太久，结果生成了这块奇特的地质产物。

天知道这里还发生过什么。高大的荨麻丛中有一小堆瓷碗的碎片，青绿的橄榄色，恍如某个犯罪现场。

夏天的雨水使泥土如此松软，每走一步都会踩到一只瓷罐的外壁，一个底足圈，一只深绿色瓷碗的碗心，外壁饰有篦划纹，漩涡纹釉面之下绘着牡丹花。

我捏着这块碎片，用食指滑过它的纹饰。要做这种纹饰，你必须把握好碗坯如皮革般柔韧的时刻，使篦状工具与碗坯能够紧密咬合。碗坯若是太软，就会出现钩丝，变得毛糙；碗坯若是太硬，刻具就会滑脱，或者使碗坯破裂。如此精准的技艺、如此之多的残品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使时间概念对我而言彻底坍塌。我想我了解这只碗。它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用了一分钟，也许更短，在像今天这样的上午晾晒了几个小时，然后修坯。条板上也许排列着十几只这样的碗。修坯后再把它交给彩绘工，中午时分完工。

因为怕有蛇，我们用木棍拨拉着，飒飒地从灌木丛中走过。我感到自己与这里的一切声气相通，一阵狂喜中我把几个碎瓷片抛回到山坡上。十分钟后，我想要找回属于我的产自十二世纪的陶瓷酒杯碎片，掂掂它的重量。但是其实无从掂量。这遍地的碎瓷片让我望而生畏。

这样的废品堆，在附近的山峦有数百处。这里并不是一处重要的窑址，它在艺术史上平淡无奇，没有文字记载。只有周边的农民知道它的存在。他们不得不清理垃圾，把碎瓷片铲到一边以平整豆田。这里近年来稍稍为人所知，零星有人来碰运气，不顾农舍里老太太的制止，又是挖掘又是筛选，想找到一些宝贝，带去十二英里外的城里，在星期一的集市上叫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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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前，这座山坡上一定出现过数十名陶工的身影。冬天，他们在泥水中艰难跋涉，夏天，在像今天这样炎热的上午忍受蚊虫叮咬，而一年四季都有蛇出没。原来的瓷窑早已无影无踪，砖头被回收，用于搭建棚屋和猪圈，或者敲成碎块充当地基，也许经年累月日晒风吹，早已归于尘土。但这些斜坡曾经是适宜的窑址，人们砍伐竹子，割下又长又扁的野草，用来包装做好的瓶罐，再把它们背到山下的河边，送到船上，运往城市。

残次品可能一出窑炉口就被随手向身后一扔，年深日久，碎瓷片混杂在石头中间，在春雨中随着泥土发生位移。数以千万计的盆碟杯罐烧制失败，每只开裂的匣钵都要重做，每摞发生变形的茶碗都要再用几个小时加以调整，半天的工夫就白费了。这里的陶工想必是以做好的成品计件付酬，而不是领取薪水。一千年前的一首诗写道：“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这就回答了我的疑问：既然瓷器这么容易烧制失败，而且如此频繁地烧制失败，你要怎样维持生计？答案就是：更加辛勤地工作。做得更多，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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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向南望去，越过山谷依稀能够看到那条河流。它穿城而过，河面宽几百英尺，自北向南流向长江。周围山峦的溪流蜿蜒而下与之交汇。在我身后三十英里开外，就是那几座构成高岭的山丘。群山连绵，向四面八方延伸，山上森林密布，呈现一片浓墨重彩的绿色。我能看到远处的公路，但耳边仅有的声响是风吹竹林和茂盛的蒿草间蟋蟀的鸣叫声。

我查阅了所有相关的地图。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是标明了房屋、瓷窑和河流分布情况的简图。还有一个世纪后耶稣会神父们绘制的地图，最早执着地尝试向西方介绍这个国家。还有关于此地的考古学著作中呆板古怪的地图——各种各样的名字标注在山峦和河流上。

我最喜欢的是1937年绘制的一幅地图。年轻的英国人白兰士敦（A. D. Brankston）先生爬上这里的山坡，按照“约一英寸比三英里”的比例绘制了一份简图，图上用歪斜的小碗样符号表示窑址。他的地图留有大片空白，因为风闻土匪出没，他未能深入腹地。从他的地图看起来，这里的地形与英国的汉普郡颇为相像。

但我对于眼前这般景致依然毫无准备。这是一块山河秀丽的拼图，土地、森林、河流和村庄在我面前豁然展现。地利与人和、贸易与品位偶然在此地凝聚，把它变成了世界瓷器的中心。

我已经有了打算，我要登上那座山，重走瓷器的原料被带回城里的那条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