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景德镇—威尼斯—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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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在江西的景德镇，正要穿越马路。这里是瓷都，是传说中的圣地，一切从这里开始。在皇室的御用工厂，炉窑曾彻夜燃烧，整座城市“就像一座火炉，从许多风眼里喷出火焰”。我跟随内心的罗盘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皇帝曾派遣使者来到这里，订购摆放在宫殿中的深得出奇的鲤鱼缸、举行仪式的高足杯和供皇家使用的数以万计的杯盘碗盏。各国商贩曾怀揣着订单，前来求购帖木儿的王孙们宴会用的大浅盘、阿拉伯酋长沐浴的瓷盆和送给王后的成套餐具。这是一座秘密之城，制瓷工艺传承了上千年，五十几代人挖掘、淘洗、调配白色的瓷土，制作瓷器，通晓瓷器。这里作坊林立，遍地都是制陶工、施釉工和彩绘工，贩夫、骗子和密探混迹其间。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空气湿润，景德镇霓虹闪烁，车流不息，如同曼哈顿。正值夏日时节，天上下起了小雨，我不太肯定住的地方该往哪边走。

我记下的地址是“瓷器二厂旁边”。我本以为能用普通话说出这几个字，可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个小贩向我兜售宠物乌龟，乌龟的下巴用细绳绑了起来。我不想买他的乌龟，但他却并不这样认为。

离家那么远，远得荒诞离奇。几家宽敞的店面里在播放打麻将的电视节目，音量开得很大，店内亮晶晶的装饰物好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迪斯科灯球。面馆里依然人头攒动。一个哭泣的小女孩牵着父亲的一根手指从路上走过。人人都打着伞，只有我没有伞。一个人推着一车瓷猫样品走过，车上盖着塑料防水布，摩托车不管不顾在他周围迂回穿梭。不知从哪里传来歌剧《托斯卡》响亮的曲调，时空错乱得真是可笑。在这座城市，我只认得一个人。

我没有地图，只随身带着一沓殷弘绪（Père d'Entrecolles）的书信复印件，用订书钉钉了起来。殷弘绪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三百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他在信中生动地描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我带着它们，以为神父可以做我的向导。此刻这个举动显得有点做作，而且一点也不高明。

我确信，从这条混杂的马路上穿过我一定会送掉性命。

但我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做什么，所以虽然不确定路怎么走，心里还算笃定。其实很简单，这可以说是一次朝圣之旅——我要想办法去出产白色瓷土的山上朝圣。再过几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已经制作白陶四十多年，制作瓷器二十五年，我有个计划，要前往发明和再造了瓷器的三个地方——中国、德国和英国的三座瓷都朝圣。它们对于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几十年来我早已从陶器、图书和故事中知晓这些地方，但始终不曾亲自前往。我想要去这些地方，亲眼看看瓷器在不同的天空下会呈现怎样的形态，白色的光泽怎样随着天气发生变化。世界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白瓷无与伦比。

这次旅程是为了向过去的一切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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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偿还，听起来好像虔诚得过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我亲身体会到的事实，或许有点煞有介事，但总归是事实：当你用瓷泥制作器物，你就存在于此时此刻。我用的瓷泥产自法国利穆赞大区的利摩日，在它西边的半道上。瓷泥每二十千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每袋又分为腊肠形的两份，每份十千克，已经调配得当。瓷泥本身是全脂牛奶的颜色，表面生出绿霉菌。我取出一份摔在用来揉泥的工作台上，用钢丝弓在它三分之一处一拉，切下一小块放在台板上按压，像和面一样转着圈来回揉捏。瓷泥渐渐变得柔软。我放慢动作，把它团成球形。

我的陶轮是美国货，没有噪音，贴地很低，靠墙摆放在稍嫌杂乱的工作室中间。我看着白色的砖墙，这个地方空间很小，人很多，两个全职助手和两个兼职助手帮忙上釉、装烧，处理各种杂务以及我上一本书引来的潮水般的读者来信。邻居实在很吵，需要再找一间工作室。不过眼下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我刚刚收到了去纽约举办展览的邀请。我梦想独自走在开阔敞亮的美术馆，从作品前移步走出相当远的距离，再转过身来用新的眼光打量它，就像之前从未见过这件作品那样。可在这里伸长胳膊就能碰到包装箱，我顶多只能退开十五英尺的距离，还必须是在不那么拥挤的日子。

大家尽量不发出声响，可是水泥地板上动静还是太大，外面有人在争吵。我得抽时间再跟房产经纪人好好谈谈，在伦敦找到一间工作室实在不容易。过去人们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空间制作和修理东西，如今所有空隙都被用来开发公寓楼。我还得跟会计师谈一谈。

我坐在我的陶轮旁。

把泥球丢进陶轮中心，沾湿手开始拉坯，现在我要做一只瓷罐。右手手掌护着泥球的外缘，左手三根手指伸到泥球中心用力撑住。罐壁竖了起来，罐体成型，好似呼出了一口气，在说着什么。这一刻，我既在此间也在别处。完全在别处。因为这瓷泥既存在于当下，又是穿越历史而来。我的工作室在南伦敦南环路边上的图尔斯山，在一溜鸡肉外卖店和彩票投注站后面，左右是几家室内装潢店和厨房细木工作坊，而当我在做这只罐子的时候，我同时身在中国。瓷器就是中国。瓷器就是前往中国的路。

拿起这只十二世纪的中国瓷碗，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只深井碗产自景德镇，拉坯成型后又用模子按压过，碗内刻花，碗沿无釉，灰绿色的釉面略有淤积。经销商会说它有点瑕疵：缺口、斑点、磨损。这只碗永远呈现为当下这一刻，它本身就是连绵不断的当下，蕴含着一连串活泼流动的动作、判断和决定。你不会觉得它属于过去；如果为了遵从评论界的正统观念，非要把它归为古物的话，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只碗是由某个我不认识的匠人做的，制作时的情形我只能想象，而它的功用我可能猜得并不对。

但把它拿起来进行一番想象，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瓷本身的可塑性。用拇指和食指揉捏一块胡桃大小的瓷泥，直到它像纸一样薄，薄得上面现出指尖的涡纹。继续揉捏，这一小块瓷泥仿佛永远不会枯竭，你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薄，直到像金叶一样可以漂浮在空气中。它给人纯净无瑕的感觉，团捏过它以后好像手指变得干净了。它也给人空白的感觉，充满了期待和各种可能性。这种物质能够记录你每一个念头的转变，你每一步的思考。

你想要创造些什么？

落潮的时候，你站在海边，海滩被洗刷得洁白。你的脚掌将要触碰沙面，留下第一道印迹，但你不知道这一脚踩下去会有多深，脚印会有多清晰。你对脚下这张白纸的迟疑，就像贝利尼的书记员手中举着画笔。八十根水獭毛制成的画笔在空气中凝然不动，一旦落笔就要一挥而就。现在你准备好了，那片刻的迟疑犹如就要亲吻恋人的脖颈。

瓷坯拉好，用钢丝弓在下面一拉，把它从陶轮上取下来。我在围裙上擦干手指，带着片刻的满足把它摆放在右侧的台板上。然后取过另一块瓷泥，从头再来。

它是白的，将归于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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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刻，短暂的停顿中，有着某种庄严。

瓷器的制作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贸易也有一千年的历史，欧洲在其中有八百年。如果我们把现存的碎瓷片也计算在内的话，传到欧洲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中国瓷罐的破碎残片，在笨重的陶罐旁发出诱人的光芒，它们是同时被发现的。没有人知道这些瓷器循着怎样的轨迹来到了英国肯特郡的某块墓地，或者意大利乌尔比诺的某道山坡。在中世纪的欧洲，瓷器零星地出现在约翰·贝里公爵和几位教皇的财产清册中，而皮耶罗·德·美第奇在遗嘱中特别提到了una coppa di porcellana,“一只瓷杯”。

欧洲各国的君王们互赠礼品，在外交使节递交的礼单上，在牡马、瓷罐和金丝织锦的壁毯之间偶尔可以瞥到一抹白色。它是如此的珍奇，以至于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精美的青瓷碗用银饰深深镶裹，隐身于一只圣餐杯中；它镶嵌了底座，在宴会上用作大酒壶。我们甚至能在佛罗伦萨的祭坛画上瞥到瓷器的身影：国王直直地跪在年幼的基督面前，似乎在向他进献装在中国瓷罐里的没药；这敬献显得恰当合宜，因为没药稀罕又神秘，而瓷罐则来自遥迢的东方。

瓷器是远方的同义词。1291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带着丝绸和织锦、晾干的麝香鹿头和鹿蹄，还带回了他的故事：Divisament dou monde，他的“世界见闻录”。

马可·波罗的故事五光十色，每个要素都如天青石般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投下阴影与反光。它们不是离题漫谈就是迂回重复，有时一笔带过有时又百般铺陈。“在这座城市，成吉思汗用大理石和其他奇石兴建了一座恢宏的宫殿。厅堂和房间金碧辉煌，整座建筑装饰得美轮美奂。”一切都与众不同，巧妙又奢华。帐篷里铺满了白色和紫色的貂皮。

马可·波罗提到的数字，要么浩瀚庞大：蒙古人的首都甘巴力克（Khan-balik，大都）有五千只鹰隼、两千只獒、五千名占星家和预言家；要么独一无二：一头巨大的狮子无比温顺地匍匐在汗王面前，一只重达十磅的硕大的梨。

色彩也同样富于戏剧性。宫殿用蟠龙、珍禽、骑士、猛兽和恢宏的战斗场面装点。屋顶则是深红色、绿色、蓝色和黄色的，每一种颜色都明丽璀璨。马可·波罗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二月的新年盛宴：

 

大汗和他的臣民以如下方式庆祝新年：依照习俗，男女老少一律尽其财力，身着白衣盛装打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白衣是吉服，有益身体健康；在新年到来之际身着白衣，全年都将兴旺美满。这一天，在大汗的统治下拥有土地或者贵族地位的一切省份、辖区和王国的长官，全都向大汗进献贵重的黄金、白银、珍珠、宝石和大量精美的白色布帛……王孙公子和所有人互相馈赠白色之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一天，大汗收到十多万匹白马的献礼。

 

马可·波罗到达了“一座叫做Tinju”的城市，这里：

 

人们制作瓷碗，这些碗大小不等，美轮美奂。瓷碗只在这座城市制作，别处没有；它们从这里出口到全世界。在这座城市，瓷碗到处都是，且价格低廉，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三只精美的瓷碗，其玲珑可爱，简直无法想象。这里的杯盘碗盏用易碎的泥土或者黏土制成。土块似乎采自矿山，被堆成高高的土丘，三四十年间听凭雨打风吹，日晒雨淋。此后，灰土变得如此细腻，用它做成的杯盘呈天蓝色，表层晶莹剔透。你们要明白，当一个人把这种土堆积成山时，他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风化成熟需要漫长的等待，他本人无法从中获取利润，也不可能把它派上用处，但他的儿子将继承它得到酬报。

 

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瓷器。

瓷器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美丽事物，其制作过程十分复杂，而且各式器皿不计其数。制作瓷器更需要专注和献身的精神。话到此处，马可·波罗耸了耸肩膀：“何必长篇大论，对它大书特书呢？”那么，“现在我们换个话题”。

他带回一只灰绿色的小罐子，是用这种质地坚硬光洁的白土制作而成，当时从没有人见过。正是在威尼斯，瓷器有了它的名字porcelain，从此开始了人们对它梦寐以求的漫长历史。这种华贵无比的商品，这种白色的黄金，王子们为之破产的心系之物，以及Porzellankrankheit，“瓷器病”——其名称起源于一句表示垂涎的威尼斯俚语，原指对漂亮姑娘粗野地吹响挑逗的口哨。Porcellani（字面意思“小猪”）是货贝的昵称，这种贝壳摸起来和瓷器一样光滑。对威尼斯小伙子们来说货贝显然会令人联想到女子的阴户，为之垂涎的呼喊久久回荡。

iv

马可·波罗可以换个话题，但是我不能。得知这只瓷罐现存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一定要找到它看一看。

一开始我开门见山发出了请求：“我是一名英国作家和陶艺师，我想找一找……”但信函和电子邮件都石沉大海，我只好使出大招：“教廷大使建议我与您联系……”还是一样没有回音。威尼斯那边，电话一定兀自在红桃木办公桌上响个不停。意大利人吃不完的午饭——我闷闷不乐地揣想。大概又开了第二瓶葡萄酒吧，或者在过节，纪念某位共和的殉道者。

我决定带上二儿子马修作引子，亲自去威尼斯碰碰运气。

我们到了圣马可广场最左边的角落，这里游客汇聚，熙熙攘攘，兜售手提包的游商时刻警觉地留意着警察。穿过大教堂的几道玻璃门，我向一位教士说明了来意，他显然受了我的迷惑，高兴地建议这天晚上快要闭馆的时候再来。怎么样？他伸了伸懒腰，叹了口气，做了个表示厌倦的表情，白天的外国游客实在太多太多了。

如果可能的话，去意大利一定要带个孩子在身边。

快要闭馆时，这位教士手里拿着钥匙，领着我们走过大教堂的大理石长廊，经过无数红衣主教的画像，进入昏黑的暗处。大理石地板上的图案回环旋转，发出淡淡的微光。我们走过圣坛灯的红色光晕，终于进入藏宝之地。

房间很小，圆屋顶挑得很高。里面有岩石水晶、玉髓、玛瑙，一只埃及斑岩古瓮，一只嵌在镀金架子上的波斯镀金绿松石碗，全都是吸收光芒的东西；还有几只圣餐杯。一个真十字架圣骨匣醒目地镶嵌着多颗宝石，热烈纯洁得像孩童的亲吻。这里就是拜占庭，是藏宝地，是基督升天的地方，也是征服的炫示，一件件来自遥远他乡的物品被威尼斯人的技艺施以点睛之笔。

我要找的那只瓷罐也在这里，摆放在一对焚香烛台和马赛克基督圣像中间。我估计它有五英寸高，远不到手掌的一拃，饰有一圈树叶纹饰，颈下四个小环托着罐盖，五个凹口便于手指抓握。这件物品凝结着一只手的记忆。我不能把它捧起来仔细端详。瓷胎呈灰色，制作粗糙，修坯潦草，修过的地方有点参差不齐。这只瓷罐走过了很远很远的路程。

我们凝视着它足有十分钟之久，那个拿着钥匙的人不耐烦了，开始轻轻地跺着脚。藏宝室重新上了锁。我们走出门外，整座大教堂空寂无人。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马修和我都很高兴，我们去广场上的花神咖啡馆庆祝，吃了蛋白杏仁饼，喝了热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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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瓷器的痴迷，如同威尼斯小巷的回音缕缕不绝。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由一种在地下凝结的汁液制成，有人从遥远的东方把它带回。”十六世纪中叶一位意大利占星家写道。另一位作家则声称：“把蛋壳和脐鱼壳捣成粉末，加水调和，做成花瓶形状。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一百年后挖出来，这时才算做好，可以摆出来叫卖。”

人们一致认可瓷器的奇异，它一定要经历炼金术的变化，经历再生的过程。约翰·多恩在《马卡姆夫人哀歌》（“Elegy on the Lady Markham”）中动人地描写了夫人在地下的升华；当某样珍贵之物从你眼前消失，它将生成另一样更为珍稀美丽的事物：“如同中国人，经过百年沉淀/他们埋下黏土，挖出瓷器。”

那么怎样才能制作出瓷器？怎样赶在别人前面把它做出来？如何才能拥有瓷器，哪怕只有一件？怎么才能把所有瓷器收入囊中，被瓷器环绕？能不能前往出产瓷器的地方，去那条白色河流的源头看看？

瓷器是奥秘（Arcanum），是一道谜题。五百年间西方无人知晓瓷器的制作工艺。Arcanum这个词由拉丁语的辅音混杂而成，与Arcady和Arcadia令人愉快地相似。我有一种感觉，白瓷最早的秘密，与满足欲望的承诺，与某种“世外桃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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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也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从第一只陶罐开始。

那时我五岁，父亲每周四晚上去本地的美术学院学习制作陶罐，会带我的两个哥哥同去。在那里可以学习如何在T恤衫上丝印图案，在帆布上喷染渐变色；也可以在楼上学画人体素描，一位女士站在拉上的窗帘、红色天鹅绒的背景布前，旁边的铜盆里种着一株绿色植物。如果学做陶罐，那就要去地下室。我愿意下楼去。一个小时后课间休息，可以喝一杯利宾纳饮料，吃一块巧克力饼干。

地下室里灰尘弥漫，泥块周围落满灰土。有人在用白泥做一只小碗，她把小碗拢在手心，小碗在轮车上有节奏地旋转。

我坐在电动轮车前，手里握着一大块褐色泥球，胸前系着红色的塑料围裙。轮车很大，有开和关两个按钮，还有一只控制转速的踏板，得用脚踩下去。我踩得很费力。

下一个星期，我的陶器做好了，质地坚硬，呈灰色。它的颜色变浅，体积也变小了。教室里有十几只釉料桶。老师说，你可以把它伸到桶里蘸一下，让它变成不同的颜色，也可以给它画上彩色图案。你打算怎么装扮它呢？她微笑着问。这个罐子需要什么？我把陶罐伸到白色釉料中，那釉料稠得像浆糊。

过了一个星期，我把这只白碗带回了家。它的外壁是三道手指宽的波纹，挖出的碗心里留有漩涡状的痕迹，显得很笨重，但这确实是一只碗，一只白碗，我的白碗，是我全神贯注的创造物。这是我做的第一只陶器，此后四十多年我将制作数万只，我将微微弓起后背，坐在旋转的陶轮和旋转的黏土前，努力让世界的一小部分静下来，向内形成方寸空间。

我十七岁才第一次接触瓷泥。整个学生时代，每天下午我跟着一名陶艺师学习制陶，他的作坊是校园的组成部分。杰弗里六十多岁，参加过战争，似乎已被往昔的经历摧毁了。他抽不带过滤嘴的白锡包香烟，喜欢引用奥登的诗句，总是喝一种深褐色的茶，像我们使用的泥球的颜色。他做的是日用陶器，他说，这些器皿必须足够廉价，碎了也不可惜；同时足够美丽，可以永远保存。我提早离开学校，跟着他当了两年的学徒。有一年我去了日本，整整一个夏天拜访不同的陶艺家，我们在使用民间工艺烧制陶瓷的名窑附近盘桓，探访仍然使用柴火烧制茶碗和瓶罐的传统村庄。我渴望做出这样的陶罐——注重质地，富于变化，手感好，坚固结实，关注实用性。一个潮湿的下午，在日本最南端的瓷器之乡有田镇，我端坐着观摩一位国宝级大师将花瓶外壁的几厘米见方用金红两色描绘出锦缎纹样。纹样看上去细致紧密，准确无误的落笔造价昂贵，扣人心弦。

工坊里鸦雀无声。大师的徒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拉开纸门，声响轻柔得仿佛低微的叹息，给我们送来了盛在瓷杯里的茶和白色的豆腐蛋糕。

我得到了一小块瓷泥，把它团来团去，直到泥球的湿气散尽，在我手中碎裂。

vii

我是一个陶艺家。有人问我作何生计时，我就这样回答。我也写书，但瓷器——白瓷——才是我的本行。当那位令人瞩目的叙利亚女诗人在一次午餐会上向我询问时，我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当时她就坐在我右手边。

你知道吗，她立刻说道，七十年代初我在大马士革结婚时，收到了这么大一只瓷盘——她张开两只手——是我母亲从她母亲那里得来的。粉色的瓷器。我还得到了两只瓷羚羊，它们像猎狗一样在身下蜷起腿，坐在沙发上。在大马士革，我们都喜欢瓷器。我左边坐着一位政客的妻子，她想插句话，谈谈大马士革的近况——大马士革刚刚传来使人忧心的消息——但是我想知道粉色的瓷器是什么样。我从未听说过粉色的瓷器，听起来不太可能。

但作为结婚礼物听起来倒很合理，瓷器庄重，独特，不远万里被运送过来，向来适合用于馈赠他人。又或者平时好好收起来，在特殊的日子才取出来用，轻拿轻放，生怕一不小心把它摔碎。

大马士革的迷人之处，是它坐落在从也门到伊斯坦布尔的途中，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选择这条路径。不知为何我记得十二世纪有位也门酋长收藏中国瓷器，他曾把前所未见的丰富藏品摆出来庆祝儿子施行割礼。据说在也门首都萨那附近的沙丘上能够找到瓷器碎片。我和女诗人谈论怎么前往也门，谈论她外祖母的瓷盘，那些盘子从何而来。侍者把餐盘收走时，我们还在谈论瓷器。

吃过午饭我回到工作室，马上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我还记下一个地点，大马士革，把它列在我要寻访的地点名单上。中国、德国和英国各有一座瓷山，每当长夜无眠我便在脑海中回想这张名单，希图从中寻出一些规律。我把它们打乱，给它们分组：在哪些地方发现了白土，哪些地方曾经制作瓷器或者再造瓷器，哪些地方发生过大规模的收藏或者藏品失散的轶事，哪些地方船只曾在码头停靠、装卸，商队在客店停驻、歇息。我把景德镇与都柏林联系起来，把圣彼得堡与卡罗来纳联系起来，把普利茅斯与萨克森的森林联系起来。

从德累斯顿的纯白到特伦特河畔施托克城的奶白，可以画一条线索。追寻这条线索，就是跟随一个念头、一个故事、一种节奏。在上海的博物馆据说存有尚未打开的箱柜，蒋介石1945年乘船前往台湾时把它们留在了码头上。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Topkapi）的地窖里，成箱的中国瓷器在五百年过去之后依旧保存着。我可以先去伊斯坦布尔，再越过海峡去往伊兹尼克，那里的人仿照遥不可及的瓷器制作白色器皿，也在精美的瓶罐上描绘随风摇曳的郁金香、康乃馨和玫瑰。

今天我要做几只小瓷盘，直径几英寸，然后把它们分成几组，错落有致地叠放起来。我可以重复这个简单的意象。二十五年前，我和女友苏曾经一起去西藏旅行，在一座寺庙的长长的过道上，细铁丝网围栏后面的储藏柜里摆着几摞宋代瓷碗。我还记得当时许多声响——犬吠，笑声——袅袅的香火盘旋着散入清澈得不可思议的天空。我也记得成堆的瓷器，记得那种随意、凌乱、丰裕的感觉。

或许这会是一次奇异辉煌的美的历程。威尼斯应该还有一件马可·波罗带回的瓷器，收藏在总督宫某个地方，要是我能亲眼见到就好了。

或许我可以循着瓷片发起旅程。

我想瓷器值得为之发起这段旅程。九世纪有位阿拉伯旅行家曾经去过中国，他写道：“中国出产一种精细的黏土，中国人用来制作似玻璃般透明的花瓶；透过瓶壁能够看到水位。这些花瓶用黏土制成。”多数器物都很笨重，瓷器却很轻盈，轻轻叩击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在阳光下微微透光。这是一种物质，它使器物神奇变身，可谓“炼土成金”。

瓷器源自别处，又带你去往别处。谁能不为之着迷？

viii

痴迷日深一日。既然要发起旅程，最早从中国来到欧洲的瓷器向我发出了召唤，毕竟它们是先行者。从威尼斯和马可·波罗那里回来之后，我意识到必须去看一看那只丰山瓶，就是欧洲绝无仅有的那只华贵无比的玉壶春瓶：全称盖涅—丰山瓶（Gaignières-Fonthill vase）。

倘若你想知道它的来历，请看这里：这是一只十四世纪初的中国花瓶，加装了中世纪的银质流、柄、托、盖，先后由匈牙利的路易大帝、那不勒斯国王、约翰·贝里公爵拥有，继而由法国王太子收藏在凡尔赛宫，王太子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古董收藏家，直到法国革命爆发，它由英国作家和收藏家威廉·柏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购得。柏克福德把它保存在位于丰山的哥特式豪宅藏满奇珍异宝的陈列室里。后来他财源断绝，丰山瓶被出售，接着再度转手，此后便下落不明。

如今它陈列在都柏林的一处军营遗址。遗址占地一亩，地面是灰色的沥青碎石，灰色的石墙如峭壁陡立。一百年前，英国人曾在此地驻防、操练军队，几千双军靴齐刷刷的脚步声在营房单薄的墙壁间回响。现在这里是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装饰艺术品与历史部”。

我去时是十一月，博物馆里格外冷清。我被领到楼上的“装饰艺术品部”管理员办公室——地板上整齐地堆放着各类书籍——丰山瓶就装在一只橘色板条箱里，用泡沫材料保护。我们戴上白手套把花瓶取了出来。

这只花瓶是各种想法碰撞堆砌的产物。淡灰绿色的釉面之下饰有花朵和树叶。如果你仔细端详它，也许会看到“古老”、“中国”和“瓷器”。这些都是。但它也是“推陈出新”，是作坊里面摸索和切磋的结果，尝试给一只花瓶增添额外的深度。

它的器型也是新的，很复杂。处理这种器型，要镟去一层瓷胎的外皮——几毫米厚——让这部分瓷胎浅浅凹进去，把它沾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叶和菊花的纹饰按压在上面，扫去镟坯留下的碎屑，把刻线清理干净。这技艺非常有难度，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它碰坏或者弄破。

我握着它，可以清楚地看到瓶壁上曾有细小的瓷泥颗粒滑过，留下了歪歪斜斜的痕迹，这痕迹是不该有的。他们本该在确定器型比例后添加纹理，澄清和界定瓶颈与瓶肩之间的过渡，却用了个不甚高明的噱头，把注意力引向一个出乎意料的部位，致使过于饱满的弧度更加向外鼓出。一条痕线被放弃了，像褶边脱落，没有收起。而且，开窑后，它从匣钵里取出时温度太高——匣钵是用粗泥制成的容器，在窑里煅烧的过程中，用来保护瓷器不受烟火损坏——所以瓶底出现了裂纹。瓷器的制作会遇到诸多复杂的问题。当它从1,300摄氏度——煅烧时白色烈焰的温度——冷却到可以安全搬运的300度时，些微的厚薄不均都可能导致瓷器破裂。倘若使用其他黏土，略有不均都没有大碍，但瓷泥不同，它的风险很大。你的过失，某个潦草粗心的决定，在最后的成品中都会暴露无遗。

伸手摸一摸这只花瓶的底足圈，会发现它的厚度有点问题。但不管是谁做的，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喜欢这些可以感觉到制陶人做出决策的时刻。比如在刚现出裂纹的地方用一块湿泥涂抹，按压抚平，然后继续下一个环节。我慢慢地在手中转动花瓶，菊花和山茶的花纹交替出现，我心中暗想：足够好不是艺术史研究的术语，但是足够好自应享有一席之地。我握着这只盖涅—丰山瓶，想到了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想到了那不勒斯王国和贝里公爵——那位可怜的法国王太子，想要打动他那无动于衷的父亲——还想到了柏克福德，他在威尔特郡潮湿的山谷里，像美第奇家族一样收藏珍宝。瓶身上原有的银质配件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小小的钻孔，表明六百年前配件与瓶体的接合部位。

我脱掉迈克尔·杰克逊式的白手套，把它握在手中坐了下来。这是个不无危险的时刻，我想我可以循着这条线索继续。

它在诱惑我。

循着这条线索，意味着我要踏上一条瓷器鉴赏、谱系研究和收藏史的旅程。天哪，我可不想再来一次。我的上一本书是以一套继承得来的根付挂坠藏品为线索，那套小小的日本微雕工艺品在我们家传了五代。我知道收藏和遗产意味着什么。来都柏林拜谒之前，我读了柏克福德的一本离奇诡异的哥特小说，又查阅了拍卖行的拍品名录，想知道这件精美之物在他藏品中的地位。我明白我可能会在他的幻想中迷失，陷入苏丹、侍妾、猎鹰、形形色色的刺绣和金器的泥潭中无法脱身。我仿佛看到自己在档案馆里花费大量时间，沉思每件物品的归属。那将是个富人与瓷器的故事。

而这只花瓶在讲述别的故事。

我还要坐出租车去赶飞机，时间已经晚了。没来得及吃午饭，情绪又很亢奋，我跟着开朗大度的“古器物部”管理员跑步穿过博物馆的长廊。她要在我离开前给我看最后一样东西。

这是一座佛像，支着胳膊斜躺着，长指甲，光脚丫，镀金长袍的衣纹如水波漾开。温暖的白色大理石。上校查尔斯·菲茨杰拉德爵士（Colonel Sir Charles Fitzgerald）去缅甸执行艰苦的军事探险时把它偷回，1891年送来，与丰山瓶一道，交由都柏林的博物馆收藏。两件藏品都陈列在“亚洲文物”部，挨得很近。

《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鲁姆说这尊佛像“安闲地用一只手托着脸颊”。莫莉记得布鲁姆“把一只手放在鼻子上”呼吸的气息，“就像他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一带我去看的那尊印度神像。在基尔代尔街的博物馆，神像身着无袖长袍，通身黄色，用一只胳膊托着脑袋斜躺着，十个脚趾暴露在外”。

我挨个看完了佛像的脚趾，然后乘坐出租车前往机场回家。不知道布鲁姆、莫莉或者乔伊斯可曾注意到，在那个湿漉漉的下午，在基尔代尔街上那座空荡荡的、红木柜里陈列着帝国劫掠物的博物馆里，佛像对面的展柜里有一只白色花瓶。

谁能不为瓷器痴迷？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然后，在这个憨傻的设问句后面，我给出回答：多数人。随后又添加了一个名字：詹姆斯·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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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瓷器我都喜欢。

随便走进一家博物馆，看看十八世纪瓷器的展柜，一溜“沮丧徘徊”的万塞讷瓷器，两件塞夫勒瓷器，几件零碎的伦敦“弓”（Bow）瓷厂出产的瓷器，看上去珍贵无比。你不仅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大多是为了何种用途——带茶碟的杯子、巧克力壶、烛台——而且，为之投入的精力和结果完全不相匹配。指套顶针大小的茶杯和茶碟上绘有波茨坦风光和侍臣的群像，而且描金，这完全没有意义，看起来好像他们之所以做这些东西，就因为他们会做。

因为会做，所以就做了。国王、王后和王子们使用的成套餐具，本身并无格外的趣味。那东西在市面上多得是，我不想一头扎进去，迷失在有关十八世纪小瓷窑的学问里。

我有一只碗，八边葵口花瓣形，直径十英寸，高四英寸，有编织篮似的凸起纹饰，碗沿扁平描金。它产自德国麦森（Meissen），年代约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矜持地端立在高高的基座上，仿佛期待成为整张桌子的中心，成为所有人注目的焦点。碗的外壁描画着累累果实，梨、苹果、李子和樱桃，内侧也是一簇果实，红浆果、草莓、醋栗，还有半只梨。

这只碗很贵重，但它的寡淡无味也很是彻底。

我不大确定它让人厌烦的地方是不是一切太过丰裕，香甜，如同盛夏给人的感觉。你尝不到任何味道，没有刺激，没有酸涩，只有被加入掼奶油（Schlagsahne）的蔗糖的甜腻。你可以感觉到画水果的人空虚无聊；浆果，浆果，还是浆果。

强迫自己凑近细看的时候，七十年代夏末我少年时那些东西一下子又回来了——百无聊赖的假日，小农舍，几个兄弟，吃不完的李子、黑莓，一遍遍地重读蹩脚的小说——我认识到这件瓷器虽然貌似寡淡，却可以予人冲击。

我确信这是瓷器的一个全新门类。我开始列一份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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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的清单大有帮助，有条理的笔记也一样。笔记要详细列明我查阅过的参考资料，引文出处，在哪里看到某件瓷器等，为旅途充当提示和指引。为上一本书收集资料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次知道怎么做。我全然没有那种“六个月内搞定”的犯傻逞能的冲动。我也不能偏离主题。我要为这次朝圣做好规划。

“朝圣”是个让我五味杂陈的词汇。在教堂林立之地长大，我的童年时代充满了朝圣者。我们家住在教区一栋高大宽敞的老房子里，挨着一座大教堂。那座房子建于六百多年前，后来多次重建，房间富丽堂皇，装有护墙板，墙上挂着历任教区长的画像。我的房间在顶层长廊，与另外三个兄弟的房间一字排开。再过去是一间旧物储藏室，浴室门上贴着“一切战争都是阶级战争”。我们还有一张乒乓球桌。走上几步台阶，就到了另一处相连的高塔，我们躲在那里跟学校里的朋友们抽烟，谋划人生。

我父母以热情欢迎四方来客而骄傲。罗马教皇来过，戴安娜王妃也来过。人们来吃几顿饭，住上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美国修道士流浪了一个夏天，最后停在我们这里，住下来隐居了好几年。他栖居在高塔盘旋上升的楼梯尽头的一个房间，清早起来打扫整栋房子以换取食宿，并且在我们的祈祷室做祷告。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相当奇特。神父、格式塔治疗师、演员、陶艺师、女修道院院长、作家、迷路的人、无家可归却思乡心切的人、时乖运蹇的人、朝圣者，各色人等如起伏的波浪，前赴后继地涌来。

朝圣者终于抵达终点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当年我们家就是终点。朝圣者会继续他们的旅程，并且与人分享这一切。这种风险我也记在清单上，另外一张清单。

我读过《白鲸》，深知白色的危险，我想我也了解沉迷于白色的危险是什么。一股吸引力把你拉向这种纯净的东西，在完全的沉溺中，整个人经历了转型和改变，觉得自己可以从头再来。

时间也是个问题。我有家人，一直按部就班地过着制作瓷器的生活，日程已经排得很满，但我总可以在夜里抽时间写作。

开始这趟前往三座白色山丘的旅程时，我确立了几条基本原则。现在我要做的只是问路，找到瓷器二厂旁边的住处。我闪避着摩托车和出租车，向南走去。

我得在六点钟起床，登上我的第一座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