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黑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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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你的见证者。
这话听起来太直白了。殷弘绪不是一个脚注。他见证了什么,因何见证,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想让他从引号里走出来,从文化史页脚的学术考据中走出来。耶稣会士与中国的接触,已经被科学史家、汉学家和耶稣会的护教者再三肯定。这是个精彩的故事。但上述学者对耶稣会几十年传教生涯的重新梳理,摆满几个书架的旁征博引、激情澎湃的著作,与汗牛充栋的原始资料相比,与身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自己的写作规模相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耶稣会士的著作是大部头——要用脚步丈量它们的厚度。它们是档案——深不可测。
他们还做别的事吗?这是真正要紧的问题。耶稣会士的核心使命是写作,写作是重中之重。不管你在哪里——是困在僻远的乡村,还是生活在城市——都要定期写信,面面俱到地向上级汇报你的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动向。写作是自省,是在上帝面前扪心自问。你写信,寄信,等待。
但是,派你到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让你对自己的信仰发生疑问(虽然神父们有足够务实的头脑,知道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而是为了让你对知识保持敏锐,认真观察、记录和学习,整理思路,使之连贯统一。在异国他乡的这片新天地,你是上帝的耳目,你是见证者。要把它写下来。一丝不苟地写下来。
我在尚蒂伊的耶稣会档案室找到了殷弘绪仅有的已知存世的手稿,又是几页纸。我欣然看到,这是一份清单,他想对自己在景德镇度过的岁月加以总结,单子上列出了所有要点,还有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索引。他的笔迹优美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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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弘绪结交了许多朋友。他在景德镇的陶工中间传教,让他们皈依。他办了一所学校,“班级很小,以开展儿童教育”。他在给巴黎的信中写到他多么渴望有更多资金,多建几所学校:“必须花钱聘请好的老师,上学要免费;老师很受家长敬重和礼遇。”殷弘绪既监督老师,也监督学生。“这位老师与学生的家庭接触,也会鼓励他们领会基督教的奥义。”孩子们叫他“博士先生”。
郎廷极的丝绸卷轴画像,吕学绘,1697年
他的汉语很流利,曾写道他驻在此地,研究了本地一些古籍,还有描述其历史和经济状况的地名录,并在笔记中记下了所见所闻。他小心谨慎,受人爱戴,以至于1707年3月20日,虽然他远离首都,却依然被选为耶稣会中国使团总会长。
在别的事情上他也是幸运的。他的运气来自他与“景德镇满大人”的友谊,“我有幸与之结交”。1706年夏,郎廷极被任命为江西巡抚,任职七年后升迁到别处;这七年与殷弘绪在景德镇驻留的时间重叠。现存一幅郎廷极的丝绸卷轴画像,他坐在凌驾于沟谷的岩石上,身穿浅蓝色长袍,挺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肚子,一手撑地,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搭在膝盖上,体态舒展从容。你看着他,会想到交谈时的闲适。再看一眼,又看出他的机敏睿智。他知道自己的左边不远处就是断崖。
郎廷极精明老练。每年三月和五月,他都向康熙皇帝进献优质墨作为礼物,墨是该地区的特产,这份礼物与勤奋好学的天子十分相宜。记录表明,皇帝给郎廷极的礼物是一年一度的狩猎活动中收获的鹿肉,以表达善意的回馈。1709年3月2日,殷弘绪通过郎廷极送给康熙皇帝六十六瓶葡萄酒,“和其他进口的西方珍品”。皇帝很高兴,告诉郎廷极今后所有礼物都应该详细记录下来。他用御笔做了批示。
皇帝收到的礼物很多,精巧的科学仪器,精美绝伦的工艺品,镶金镀银,流光溢彩,却要一名身在外省的法国神父给中国皇帝送去一些葡萄酒。
郎廷极出身包衣,皇帝会把复杂难办的任务交给这个阶层的人。他是一位总督的儿子,但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郎廷极喜欢瓷器,他“本人有制瓷的才华,为自己在宫廷的保护人制作了几件古香古色的瓷器作礼物。我可以说,他发明了制作仿古瓷,或至少是近代仿古文物的技术。为此他使用了几名工人”。殷弘绪写道。
满大人和传教士看着这座城市。一个看到瓷器。另一个看到了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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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满大人看到了可以做的事情。
既然皇帝懂得瓷器的妙处,那么就有了打动皇帝的机会。这座城市正蒸蒸日上,发明了新的釉色、新的器型和新的彩绘方法。
每位皇帝都有专门为他制作的瓷器。有的皇帝在乎,有的不在乎。不管艺术史家怎么说,御瓷既可能格外稀罕,十分重要,也可能粗俗、怪异、庸常。康熙瓷的特点则是旁征博引。
为了庆祝皇帝的六十大寿,郎廷极被委托制作瓷盘。倘若有人不如他老道,也许会选择比方说鲤鱼纹,郎却提出在瓷盘上画一只喜鹊和三只柿子。一只凶巴巴的喜鹊,泰德·休斯诗中的喜鹊,瞪着红红的眼睛,守护着果实。有件瓷盘画着四只鹅,两只鹅在啄食,一只鹅抬头张望,还有一只鹅飞在空中。另外有些瓷盘和小茶碟画着仙桃,仙桃的颜色深浅不同,生动逼真,让你情不自禁想要伸手去摘。
这些瓷盘借用了诗词的典故。皇帝写过很多诗文。你直接或者间接地引用诗词典故,便是努力使自己与他接近。所以,康熙年间的瓷器包含大量典故,人们瞥一眼诗词、小说或者哲学典籍,坐下来描摹勾画。有的大花瓶上,叙事持续地展开——想象一下,如同展开一幅卷轴,每次看到故事的一段情节。一只大凤尾瓶,图案从靠近瓶底的渔夫开始向上延伸,经过云雾、山峦、河流、瀑布、飞行的大雁,直至瓶顶在嵯峨的山崖间退隐的文士。还有的器物分为几面,或者留出空白,可以把场景补充进去,像漫画的边框。
康熙瓷向复古风格回归,不过势头温和适中。郎廷极鼓励提升工艺。铜红的釉色——西方叫做“牛血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郎窑红。这种釉色从技术难度来说几乎达到了极点,它以铜为着色剂,釉层清澈明快,能够呈现浅淡不一的色泽。
用这只笔洗来举例说明。这件器皿制作于他们相遇的那一年。笔洗是文人摆放在书桌上的八件套中的一件,为实用之物。你滴几滴水在砚台上,磨墨,举起毛笔沉吟半晌,然后落笔。这套书房用具均为弧形,其质感好似夏末熟透的水果,一碰即软。
这种釉色,中国叫做“醉美人”,西方学者叫做“桃红”,它使器型更显柔美。我不愿想起深夜时分醉鬼脸上泛起的暗淡红光,所以,还是想一想桃子的颜色吧。好好想一想,桃子如何由黄色变为粉红,焕发全部光彩,宛如黎明到来般不令人察觉,在手指的触摸下微微变软。这种釉色极难实现,难得出奇。颜料必须用一节长竹筒吹施,竹筒一端蒙以细纱,形成一层清澈的釉面后,再反复喷吹,然后才能加以煅烧。
这样的效果献给皇帝,十分完美。
这是姗姗来迟的瓷。器型缩短或伸长,或者把民间用品——鸡窝、萝卜、马蹄——升华为沉思冥想的高雅器物。康熙瓷要么繁复错杂,一只盖盒绘有上百个嬉戏的孩童,一只花瓶通体布满缤纷的蝴蝶,要么过分朴素,反而显得奢华。
部分是由于器物表面十分光洁的缘故。瓷器看起来就是这样:具有象征性,装饰性,色泽缤纷,成熟醇厚,而且造价高昂。
康熙瓷是姗姗来迟的瓷。它很聪明,它知道这一点。我意识到,它代表的是瓷器的一种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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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耶稣会士纵观这座城市,看到了劳作。
他看到人们那么贫穷,他们的骸骨被埋入土坑,而不是坟墓。他看到揉土工人脱不开身去教堂做礼拜,除非找到人帮忙代工。研磨钴料的老人为能拥有这份工作而心存感恩。
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真正的主题是同情。
他是见证者。他在中国居留了四十年,直到去世。但他把信寄回了故国。
带他来中国的那艘船“安菲特律特”号满载而归,踏上了返回法国的旅程。它航行九个月,抵达路易港,带回了耶稣会使团的信件、大捆丝绸、漆器,还有167箱景德镇瓷器。《风流信使》(Mercure galant),一本专门议论凡尔赛宫廷秘闻的八卦杂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并且要举行一场拍卖会。
拍卖来自中国的新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