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起步
i
下了一夜的雨，隔壁有人在聚会。或许是聚会？反正不是我应邀参加的那种聚会。
在去过档案室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在一家工厂的厂房给学生做了演讲。昨天是星期五——此时仍未过午夜——我本以为听众会是十几位兴致勃勃的制陶人，带着笔记本，没想到厂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因为没有人担任翻译，我比往常使用了更多的肢体语言，希望我的热情足以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接着到了提问环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们是一所大学的二百五十名学生，来这里做英语听力练习。
我在谈论制作陶瓷，他们却只想问，你喜欢中国菜吗？你是不是有一个大家庭？
我在房间里辗转难眠。因为雨打在屋瓦上的声音，因为人们的欢声笑语，他们跑进跑出，打着雨伞，避开水坑，喝酒、跳舞，彻夜狂欢，还因为我愚妄无知，来到这里与我的大家庭相隔万里。
还因为演讲过后精神松懈，如同皮球泄了气。演讲时我努力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进行目光对视，保持语气轻松，尽量把点评做得恰到好处。我觉得自己好像做这件事已经很久。早年间我热烈地迷上了东方学，迷上了日本在西方的影响。过了三十五六岁，有十多年我公开谈论器物何以重要，制作器物何以是一件好事。此后有五年左右我过得很辛苦，我向艺术家和制作者们呼吁，器物需要历史，艺术家和制作者需要写作，但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只希望别人替他们做这件事。
接着是刚刚过去的几年，我开始探讨犹太人身份，改变了话题，也改变了听众的构成。我走得太远了，如同使劲吹大一只气球，直到它紧绷、鼓胀，漂浮在礼堂里黑压压的听众的头顶上方。
有过多少次我搞错状况，向黑压压的听众谈论德奥合并（Anschluss），谈论普鲁斯特，谈论伯纳德·里奇
，而他们真正想听的却是中国菜？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我想起了美国隐士托马斯·梅顿，独自坐在肯塔基丛林中的木屋里静静地听雨，“话语倾泻而下，不巧言推销，不臧否人物”。
ii
又是凌晨三点，我试着数我做过多少件瓷器，这是我对付失眠的办法。既然我在这里，我就数一数有多少碗盘和盖罐，那些姜黄釉瓷器、青瓷茶碗和酒杯，还有用作结婚礼物的首尾相接的双鱼大盘，是为了模仿中国瓷器而做的。出于一些诚挚的热情，我想要制作一些器物，使之具有产自这座城市的普通瓷碗所拥有的轻松、灵巧和泰然，却做得很拙劣。我想凭借对中国瓷器的依恋，让自己成为一名陶艺家。
我的计数微乎其微，在景德镇汪洋大海般的瓷器中，不过区区数千件。
我试着数了数我在童年时代、学徒期间和最早在威尔士边界独立开设作坊以后制作的陶瓷器皿。大学毕业以后，我直接搬到了威尔士边界。那时我刚刚起步，二十一岁。
我数了数在赫里福德郡制作的器皿。
赫里福德郡绿意葱茏，古老的苹果树干上长满苔藓，常春藤在林间肆意攀援，地板潮湿腐烂。离我的作坊一英里处有一座小木屋，上一辈有位老妇人曾住在里面，后来去了济贫院。一条小河从它门前流过。窗户上挂着破布条。这里给人的感觉还不错。从木屋后面爬上山坡，翻过那棵老橡树旁边的篱笆，沿着羊肠小道，一路被树枝刮擦，向最高处攀登，你的眼睛须得时刻留心脚底的陡坡，一直走到那条由山楂树和丛生的荆棘构成的树篱线。然后你回转身来，眼前豁然开朗，只见连绵起伏的山峦朗朗铺开，蜿蜒延伸到威尔士边界五英里外的黑山。脚下的湿度足以划分为上千种等级。杂树林里，两只秃鹫悠然翱翔。一只獾之前来过：红色的泥土被搅动了。
我的朋友都在伦敦，工作，写作，参加聚会，发展事业，发展恋情；我却在制作瓷盘，那是不施釉，外壁呈粗燕麦的褐色、内侧为绿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器物。它们没有人买，没有人喜欢。这是艺术家常用的修辞——好比说，没有人喜欢，除了佩吉·古根海姆——但是，就我的情况来说，它们是真的没人喜欢，因为作为器物，它们具有某种使人败兴的东西。它们是贫乏的。一旦你辨别出器物的贫乏，就很难忍受它。因为它干扰你流畅的生活，使之变得疙疙瘩瘩。
它们想要改变使用它们的人。不仅仅是让你早上倒牛奶，或者从罐子里舀出果酱抹在面包上时感到心情愉快；它们还想让你变成更好的人。我本以为这是寂静主义的陶艺制作，通过平衡的处理，在潜移默化中让人改变生活方式，通过赋予器物适当的分量，鼓励人们脚踏实地，珍惜日常生活。既然可以无形无影，又何必显山露水呢？而我的陶罐却在静默中彰显出来，大声地自言自语，到处伸手抓握。
我本以为中国瓷器是安静的。躺在小房间里，回想着三十年前的殷切和笨拙，我难堪得无地自容。我的老天，我本以为中国瓷器是朴素的。我如此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要忠实于材料的艺术创作原则，以至于全然没有意识到，我努力尝试忠实对待的材料，本身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奇异性。用这种瓷泥进行陶艺制作，执拗地给它们施以褐色、灰色和苔藓绿的釉色——隆冬季节的色调，是努力让信念起飞的练习。假如我能顺利地做下去，我就不会注意到，我是在引导一种审美，一种五十年前的审美。
某件事情是你的宿命，这想法在你内心潜移默化地积淀，直到某个时刻，终于让你成为神父、陶艺家、诗人。你会感到局促不安，无法甩手不干。你上了套。T. S．艾略特的《机要秘书》中有一段情节，年老的金融家克劳德·穆尔哈默爵士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原本一直想当一名陶艺家，却由于家庭的压力和自己的担忧而没有做成：“当一名二流的陶艺家，能说是宿命吗？”
我当时的作坊是一间旧谷仓。我买下了一家倒闭的陶艺作坊的几台轮车、一些台架，还有网筛和料桶。我太年轻，把自己积攒的一千英镑，每张二十英镑，一张一张地数给他们时，没有留意到对方如释重负的表情。我买下他们的旧窑砖，用一个漫长的夏天砌起自己的窑。我用锯子锯出木头框架建造窑膛上方的拱顶，琢磨烟囱应该砌多高才能形成适当的气流，使温度达到要求。本地的铁匠给我做了几只金属接合器以固定整体的结构，又焊了几只喷灯，用作基本的燃烧器。我要用丙烷气体做燃料，它们装在高大笨重的橘黄色气瓶里送来。
我的窑看起来像一座小教堂。我爬进去，把我的瓶罐摆放在架子上，后面三排，前面两排，然后用砖头把前面的墙壁封好，留几个豁口作为观火孔，点燃气体，窑里顿时腾起火焰。我拨弄一下通风孔，调一调压力计，调整一下烟囱顶口的砖头。
如今有了电窑炉，外观好似大型炊具。你打开开关，窑炉开始加热，到一定的时间自动关闭。电窑炉也会出错，但它们的错误平淡无奇。你能看出问题出在哪里。还有些窑炉燃烧木柴、煤炭或者天然气，以此产生热量。这会造成另一种程度的不可预测性。
我讨厌烧窑。连着十五、十八、二十个小时，我得小心看护这个窑，让它达到使釉料融化的热度，使素胎从灰色变为其他颜色。烧窑让我感到害怕。火势很猛烈，我的窑砌得拙劣，这一点我心知肚明。窑里传来噼啪燃烧的声音。这次烧制必须成功，以弥补前几个月付出的辛苦。我所知的实在太少。我把测试环抽出，火焰凶悍地舔着我的手套。我望着窑里的颜色从红色变成橙色，再到黄色，再到炽热的白色。我得自己摸索。
我在赫里福德郡的计数是，两年半的时间里烧制了四十二次。十二次一塌糊涂，二十次基本错误，十次还行。结果，两千五百件可以卖给别人，几百件从窑口出来以后，顺手丢到了树篱外的小河里。数千件在烧制时碎裂，成为一堆碎瓷片。我的收入少得可怜。汤碗每只两个半英镑。我的女朋友苏在伦敦，她买了一只硕大的黑色水壶。价格十二英镑，是它的全部成本，她坚持不要任何折扣。
我得离开，得找个便宜偏远的地方。于是我去了谢菲尔德。
iii
那是在1988年。经过十年的钢铁业衰落，矿工罢工，谢菲尔德市经济凋敝，市中心随处可见用木板封起的商店。阿特克里夫拆除了最后一座钢厂，佩奇堂（Page Hall）位于它外缘的一座小山上，背靠背建有多栋联排房屋。我在这里找到一处住房兼作坊，此前是一家木器商店。罗比街128号位于这条路的尽头。再往前去是温克班，一座灌木丛生的山丘，废旧汽车的丢弃之地。站在山顶上极目远眺，透过冷却塔可以望见M1高速公路和罗瑟勒姆。
这座房子从前面看来很单薄，只有一扇无人使用的门，但房后有个院子和一栋两层的附属建筑，赭石色地板，覆船形屋顶，我有足够的空间砌一座窑从事陶艺。我的邻居多半是孟加拉人，第一代移民。谢菲尔德的白人老年居民成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过渡，这种情况马上就让我开始关心茶叶、政治和地理。
我租了一辆货车，把用来制作瓷器的轮车、窑砖和瓷泥，还有我的书装在车上，离开了赫里福德郡。我要做一名都市制陶人。我把房子的地板刷成白色，用松木板和砖头制作了书架，把日式床垫铺在地上。我感觉自己过着美妙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生活，厨房里有锡制的枝形吊灯，还有我祖母的一只平盖旧皮箱，用来装衣服。但如今隔着近三十年的距离，我看到更多的是寒酸，而不是波西米亚。有一次房屋遭窃，窃贼偷走了我用来堆放废料的金属台架、立体声音响和两幅歌川广重的版画。别的东西都没有碰，包括几架子陶艺作品、几架子日本茶碗，还有我收藏的霍加斯版画《苦恼的诗人》（The Distrest Poet）——诗人的假发戴歪了，狗从布满灰尘的阁楼里偷了根骨头。
我谁也不认识。我选择这个地方正因为我谁也不认识。我要工作。既然要从头再来，这次我选择了白色。
我订购了三袋瓷泥。
在这座陡峭山坡的尽头，我制作的第一件瓷器是个瓷罐。我想做一件小一点的瓷罐，一只纸槌瓶，这是宋代的一种器型，每隔一段时间就再度流行。这是一种美丽的器型，形似可以用来捶打衣物的木槌，盘口、长颈、鼓腹。
瓷泥黏性很强。拉坯很困难。我想做一只轻盈得能漂起来的瓷罐，感觉却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十二岁，身穿校服，系着围裙，杰弗里坐在陶轮边，目光犀利地看着我用陶泥拉坯时怎么也无法成型，一次次归于失败。
我做的这只瓷罐高几英寸，沉甸甸的。我给它施了白釉。
我那时二十四岁。相邻的街道有兄弟二人，韦恩和里奇，分别为十二岁和十岁，我搬来的头一天就好奇地跑了过来，看看有没有零活可干。他们帮忙卸下了货车上的东西，问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当年和现在，这都是个好问题，可以询问任何人。
我开始数自己在谢菲尔德制作了多少件瓷器，此刻在景德镇，已是黎明时分。
iv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僧侣，我想起了身穿白袍、想要领悟遥远东方精神的托马斯·梅顿；不过，在这座城市，我的耶稣会神父、身穿黑袍的殷弘绪，似乎更加近在咫尺。
他从这座城市发回的那两封著名的信件，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身为耶稣会传教士，他很擅长细节描写——你听说过懒散、没有条理的耶稣会传教士吗？——他的信使人如临其境，带着揶揄的口吻，往往妙趣横生。他喜欢人，坦率地点评他们，期待被人认真对待，但是我察觉到，阅读时我也在字里行间留心寻找色彩，寻找信息，想验证高岭土的净化方式。
三百年来，这两封信不断地被翻译、引用、误解，人们从中寻求信息，搜索遗漏。殷弘绪的思想和形象一再重现，他的用词也是。他曾在景德镇向陶工们借了一些白墩子和高岭土。这两种材料的名称像哨兵一样，守卫着瓷器的奥秘，欧洲和美洲顽强地探寻这个奥秘，却不得其门而入。
在景德镇，一切活动似乎都是为了把瓷器送往遥远的地方，我在这里遥想当年，殷弘绪是如何思忖着把关于瓷器的想法送回故乡。
v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生活是何感受。一定不是思乡。假如我想象他躺在床上，怀念自己从小长大的利摩日那满眼的碧绿，感叹此地的雨声与故乡如何不同，那将是对他的冒犯。假如我想象他知道自己的家乡也出产白色的瓷泥，那也是一种冒犯。但我知道，他来到中国时吃了不少苦头。
殷弘绪，全名弗朗索瓦·泽维尔·昂特雷科莱神父（Père 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时年三十五岁。
他十八岁成为见习修道士，在被选中执行这次使命时，已经当了七年神父。1699年7月24日，他在厦门登陆。上岸时他已经辗转换船，旅行了十八个月。出发时乘坐的是法国国王的护航队，由“安菲特律特”号率领，途中曾在加纳利群岛停留，接着到达塞内加尔以西的葡萄牙群岛绿角，绕过好望角，到达孟加拉——在孟加拉，他换乘小得多的“乔安娜”号——继续前往马德拉斯，当时叫巴达维亚，最后终于来到中国。其他神父都是中途上船，或者在沿途的港口陆续下船离开。
他给里昂的朋友写信说，比兰神父是幸运的，他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就去世了。
他活着上了岸。利玛窦是第一位前往中国的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比他早了一个世纪。利玛窦警告神父们不要过多地与欧洲人交往，他们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中国人中间。
有些神父被选派去了首都。其他人派往各省。
殷弘绪自己选择了去往距离景德镇几英里的饶州，那里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想买一处“即将坍塌的房子居住”，遭到了当地官员的反对。他写道，第一位皈依的基督徒是兴建小教堂的建筑工。
神父们的当务之急是学会用汉语说话和写字。利玛窦提醒道，学习汉语不像学习希腊语或者德语。汉语是altra cosa，别的东西。利玛窦本人翻译的《论语》和《大学》被用来教导新来的传教士学习汉语。这几本书会让你明白所有的事情。
我想象殷弘绪到达这块新大陆时，它的喧哗、气味，还有黏在四肢上潮湿的空气，迎头给他造成的冲击。他听着人们的话音起起落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站立，怎么鞠躬，不知道是该注视对方的眼睛，还是把视线移开，不知道摇头是什么意思，饭该怎么吃，这是什么食物，上一顿饭又是什么食物。但既然身在此地，就该安心留在这里，把回家的想法彻底抛在脑后，不管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亲人。七月的夜雨带着节拍落下，告诉你，你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vi
“一雨百花休，三更万籁寂。触耳不成眠，风枝堕残滴。”
我首先想到了殷弘绪要学会的这门新的语言。梅顿把他的夜雨叫做“这美妙、难解、纯净无邪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