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览，朕知道了，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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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归期在一天天迫近。

我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但我被带到了城外一处窑址。我没有要求再看一座窑址。实际上，我请求不要再看窑址，但他们只是冲着我微笑。此刻，我身处树林茂密的野外，一座土丘附近，牌子上画着一幅瓷窑图。这里距离城市几个小时的车程。

这座窑址在河畔。我看见一只翠鸟，使人愉快，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在别的地方。

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博物馆停留。它与世界上一切地方博物馆别无两样。我相信这家博物馆有位孜孜不倦的主人，他买下这只摇篮，几只搅拌桶，一些竹架，三把形状各异的大镰刀，本地渔民的外套（它们不同于下一道溪谷、下下一道溪谷的装束），他把照片装裱在相框里，把煤球送入厨房的灶膛。

博物馆的建筑原是一户人家的祖宅，这个家族在当地一直很有势力，直到二十世纪悄然来临。这座房屋有五百年的历史，建于明朝晚期，庭院四周有回廊，尽头有一处举行歌舞表演的戏台，高高的屋檐下画着喜鹊图案。房屋的木头已经腐化为烟灰色，这种色调格外美，总的来说，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忧郁。向导不紧不慢地向我介绍柜子里的陶瓷展品，从汉代到清朝都有。这时候，我一眼瞥到了排在最末的柜子。

那里面是文革瓷，但不是我以前见过的四平八稳的瓷塑，毛泽东的半身和全身像，工厂女工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等。这些是高八英寸的瓷塑，釉面光洁莹润。

三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人，聚拢在一个女孩身边，女孩头戴高帽。她垂着头，似乎在哀求。另一件瓷塑是一个男孩站在椅子上，伸直胳膊，挺直身体，他在控诉。

它们制作得很仓促，人物造型谈不上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匆匆赶工或者干脆忽略。我问他们，这些瓷塑是谁做的，我的意思是，谁会制作它们，在什么时候；可是我的问题在拍照、议论行程、大手一挥指向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等事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问题折磨着我。我起身要走，但是我的向导想谈谈翠鸟。你认识那个用来表示“翠”的美丽汉字吗？她在手心里把那个汉字写了一遍。翠鸟羽毛是献给皇帝的贡品，她说，有一种釉色以翠鸟命名。

但你会怎么捕捉翠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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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到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档案室，已经很晚了。这是市中心的一栋建筑，据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与埃里希·昂纳克恢复友好关系的短暂时期，由东德人建造。

楼梯间堆着垃圾，名副其实的垃圾——一台废旧电视机，两袋撕裂的水泥，一堆乱丢的可乐罐。档案室设在顶层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没有空调，所以窗户开着，正对着一堵潮湿的墙面。当清朝瓷器的五十卷皇室公函中的第一卷摆放在我面前时，我们还分到了几瓶水。

这是乾隆四十五年的一卷公函。我问档案管理员，能不能随便翻看。可以。我们翻开一页。

这是给唐英的一道命令，他是景德镇御瓷厂的督陶官，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他们想要一对双福香炉，仿湖北Lo窑。一对同样的香炉，仿定窑。一只仿钧窑瓷盘，用来盛放洗过的水果。一只仿汝窑笔洗。这张清单从右到左，用无可挑剔的皇室手迹写成，最后用两个汉字“上品”收尾。

我们又翻开一页。

这是内务府总管写给景德镇地方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收到了九百件瓷器，其中五百件不可接受，因为釉质低劣，出现缺口或者碎裂。所以皇室扣除了部分款项。

谈起钱的话题，我们这群热烘烘挤在一起的人变得活跃起来。颐和园里使用的金鱼缸交由景德镇制作，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我的喜悦被人们热烈的议论压倒，关于北京朝廷要求的恶意折扣。

与其说是要求，毋宁说是命令。

档案室里十分热闹。我们又翻开一页：

 

今年是雍正五年，在我担任钦定督陶官的五年间，我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为此我使用了自己——和其他官员的三万银元填补亏空。冬天景德镇天气恶劣，没完没了地下雨，又冷又湿，瓷胎无法晾干。我不得不搭建遮篷。用我自己的钱。

 

就在这个痛苦的角色恳求解脱的语句之上，塞进来两行答复的御批，笔迹潦草、仓促：“览，朕知道了，再议。”

这又引发了一阵议论。这批语是皇帝本人所写，还是皇帝口授、私人秘书所写？

我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要求看看最后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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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档案，他的统治是从1908年到1912年。

我们查找皇帝给景德镇下达的最后一道制作瓷器的命令。翻了大半天都没找到。这卷档案的许多页码是凌乱、马虎的清单记录，有的被撕破了，污迹斑斑。笔迹不再是宫廷书法，而是白话草书。当年写字时，房间里有人在计数。这一页记录了遗失情况：一名皇室成员试图阻止已成家常便饭的盗窃行为，以遏制皇室威仪缓慢丧失的势头，因为殿堂和储藏室有很多东西不翼而飞。在这些关于瓷器的清单中，再无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档案记录了如下事件：

 

守卫永宽和文牧称，1908年10月11日，五号瓷器库房东边的第一储藏室有破门而入的迹象。调查表明丢失了六十六件瓷器，包括五十件康熙款识的黄地绿龙碗，六只绿地紫龙纹碗，十只嘉庆款识的云鹤碗。当时值班的守卫交由慎刑司查办。

 

偷窃瓷器的贼叫李德尔，已经被捕。他的财物中有几件破损的瓷器。

李德尔一伙头戴官帽，乔装打扮混入宫内，藏在暗处。等到天黑以后，他们撬起瓷器储藏室松动的屋瓦，得手后又顺着一根绳子爬了出来。他们分了赃物，把瓷器卖掉。

1909年5月24日发来一道命令，要求景德镇制作“一只白瓷花瓶，四件白色钧瓷，一只白瓷碗，十二只白色大瓷盘。这些瓷器要摆放在已故的孝钦显皇后的画像前用于祭祀仪式”。

接着是最后一道命令。

其实不是命令，而是1911年3月3日对时年五岁的皇帝的答复。上面写道，我们收到了您的谕旨，但是我们无法满足您制作一百只七尺红釉瓷盘的要求。我们不再具备这种工艺。所以，我们送出一百件白釉红彩龙纹盘。

此刻，这份手稿旁围着九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话。这是一间档案室，但有一名图书馆员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他像奥登那样衔着烟。

答复中没有道歉，只是申明他们送出了什么东西。这个举动被分析、破解和翻译，在它的含义被领会的那一刻，实现了无言的道歉。

千年御瓷，就此终结。我不抽烟几十年了，今天第一次，我很想抽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