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万物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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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总算没有宴席。我坐在我的小房间里处理积压的事务。我给家里和工作室发了电子邮件，列出了明天的待办事务清单。然后开始动笔续写我和女儿安娜正在合写的一本小说。故事发生在苏格兰西海岸。带着咸味的海风，地平线，匆匆攀上火山岩，这些细节都很好。我离开伦敦时，故事情节写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黄昏时分，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狗在山上失踪。所以我必须把我写好的章节发给她，这是我的作业。

此刻是凌晨三点钟。

我在奋笔疾书。今天我将俯瞰一切，我将是一切的国王，我大声说。我把指节按得叭叭作响，伸个懒腰，向这座奇特的瓷器之都空无人迹的街道望出去。今天我要开始给白色之物分门别类。我要像犹太法典的学者那样严谨。我要摸摸这件，捏捏那件，把这件还回去，换那件看看，对，就是你身后的架子上面那件。

今天我要寻访白色。我是白色的评判者，没有什么可以逃过我的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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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意袭来，又消失了。

我听到器物的声音。对器物而言，不仅可能听到它们的声音，给它们命名，用语言为它们赋予意义，还可能听到它们与词语本身的亲缘关系。有些器物给人的感觉像名词，像具有物理属性、具有形状和重量的名词。它们具有自成一体的品质，你把它们放下，它们会置换周围世界等量的空间。还有些器物像动词，变动不居。我看到它们的同时，也听到它们的声音。一摞碗就像一根琴弦。

这声音有时使人难堪，就像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汹涌的情感哗然而来，汪洋恣肆；有时候很酷，如史蒂夫·里奇的一段音乐，声音有节奏地跳跃，图案出现，又倏然不见。

我走在景德镇的小巷里，那么多瓷器，那么多言辞、话语，让我迷失其中；滔滔词语的洪流从一页纸的上方不断倾泻而下。

这就像喧哗，像叫喊。

这个地方瓷器的数量如此之多，它们的叫喊震耳欲聋。我知道，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我从书上读到，1554年，嘉庆皇帝给几座御窑厂下达命令，要求制作26,350只青花龙纹碗，30,500只相同纹饰的盘子，6,900只杯子，内侧为白色，外侧为白地蓝花，680只大号鱼缸，白地蓝花，9,000只茶杯，茶杯的叶状杯沿为白色，10,200只碗，外侧为荷花、水草和鱼的青花纹饰，内侧为龙凤穿花纹，9,800只相同纹饰的茶杯，600只祭酒用的酒杯，带托盘，蓝色海浪纹和云龙纹。

然后，书吏两眼低垂，正要后退着离开时，皇帝也许是临时起意，又加了600只白瓷酒壶。

第二年，他下令制作1,470件器，而再过一年，是34,891件。

宫廷何以需要这么多瓷器？我读过各种史书、专著、学术手册，它们给出了一些答案；但我听到的却只是，更多，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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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不可能每年打碎这么多瓷器，对不对？我想知道，当瓷器千里迢迢从景德镇运抵以后，它们被存放在宫殿的什么地方。皇宫一定有很多占地广阔的储藏室，以及连篇累牍的财产清册。一定有专门存放财产清册的房间。一定有专门设立的“御瓷登记官”。

皇宫里每天都有宗教活动、周年庆典要举办，每天都有祷告祭拜的义务或者葬礼。这些活动需要瓷器，祭酒、焚香和进献鲜花或水果的仪式要使用瓷器。不是单件瓷器，而是成套瓷器，成对、三件套和五件套的瓷器，它们须得妥善摆放，以表明皇帝作为天子的生活和统治是多么完美、平衡、和谐。

记录中有一道命令，要求制作上千只用来种植水仙花的浅盘。我想象走在紫禁城没有尽头的长廊里，稳重踱步，花香四溢。

还有一份皇室档案，下令制作黄釉瓷器用于地坛，红釉瓷器用于日坛，蓝釉瓷器用于天坛，白釉瓷器用于月坛。1587年的《大明会典》规定了在天坛的圜丘坛上摆设各种样式的器皿。坛前摆设三只三足鼎，然后是一条器物构成的中央脊线，两侧摆设香炉和烛台，左边十几只瓷盘，右边十几只瓷盘。可以肯定，礼部的官员查阅了典章中的规定，从储藏室里取出相应数量的瓷器，按照规定把它们摆好。

重要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不出差错。

成双配套的瓷器是掌控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你要让这个并非永生的世界体现另一种秩序，那么事物就必须搭配得宜。人必须妥当地嵌入其中。搭配错误、不合规矩的瓷器会让祖先蒙羞；就好比污渍斑斑的桌布，或者从奶瓶（而不是奶壶里）倒牛奶般冒犯餐桌礼仪。

在礼敬祖先的时候，常常有一条时间线贯穿其中。也许就在这一年，你下令御窑厂制作摆设在祭坛前的香炉，它要与三百年前的器物相像；而三百年前的器物，又是为了呼应九百年前的青铜器，虔敬之心就这样代代传承。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在十一世纪写道。

这可以是个美丽的想法。无穷无尽的循环。

不过此刻，我不是艺术史家，不是汉学家，我当然觉得我也不可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的学者，因为作为法规的瓷器、作为控制手段的瓷器，让我喘不过气来。

因为这数以千万计的瓷碗中，每一只碗——那么完美、平衡、和谐——都让人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价。此种程度的掌控，其代价之大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我可以极尽冷峻，简约，不动声色，可是，这种白色让我悚然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