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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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早期记忆

因为人对优越感的追求是其整体性格的关键因素,所以他精神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能折射出这种追求。了解了这一点能够为我们了解人生态度提供两种帮助:一,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种行为入手,因为每一种表现都会把我们引入同一个方向——即人格建立的动机。二,我们手中拥有大量资料。每字、每句、每种感觉或手势都有助于我们的了解。我们仓促之下做出对表现的评价都会出现错误,但这些错误可以在他的其他众多表现中加以纠正。所以,只有将一种表现放在整体中去解读,才能最终确定它的意义。但是,每一种表现都在反应同一种事实,每一种表现都将我们引向同一个答案。

我们就像那些考古学家一样,在陶瓷碎片、古老工具、断壁残垣、破损的纪念碑和残缺的古书中寻找已经消失的城市的印迹。但我们研究的不是消亡的东西,而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能够展现异彩纷呈世界的活生生的个性。

要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

在所有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学也许是最难学习和运用的。我们必须对整体加以研究;必须从始至终持怀疑态度,直到最终破解问题;必须从细枝末节——比如一个人走入房间的方式,打招呼、握手的方式,微笑或走路的姿态——寻找线索。在某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出现错误,但其他部分总是立马对其加以纠正或进行肯定。治疗本身实际上就是对合作的运用和检验。只有真正关注他人,我们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他也必须积极配合,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必须将他的态度和出现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即使我们自己感觉已经充分了解他了,也并不证明我们就是对的,除非他也了解了自己。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不是真正的真理;这表明我们的了解还不深入。

也许正是因为个体心理学对此并不了解,心理学的其他学派才提出了“负转移和正转移”的概念。但个体心理学却从不提及这个。纵容一个娇惯成性的病人,可能是一种赢取其好感的简易方法;但这样只会让他的控制欲更强。只要对他稍有怠慢或忽视,就极易引起他的敌意:他会停止治疗,或者即使继续接受治疗,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是变相惩罚我们。不管是纵容或是忽视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必须让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这是最真实、最客观的方法。为了他自己和别人的利益,我们必须与他展开合作,帮他找到自身问题。给予这点考虑,我们便不会冒险让他“转移”,摆出权威的姿态,或者置其于依赖或不负责任的境地。

在人的所有精神表现中,最能透露人本性的就是个人的记忆。记忆就像影子,时时提醒着自身的局限性和所处环境的意义。记忆并非出自偶然——记忆是一个人从他接触的、多的不计可数的印象中选择出来的结果;不管清晰与否,记忆都是其所处环境的承载之物。因此,记忆代表着他的“人生故事”;他反复用这些故事告诫或提醒自己,促使自己集中于所定目标,并依据过去的经验用检验过的方式去迎接未来。在日常行为中,利用记忆强化情绪的做法随处可见。一个人遇到挫折变得沮丧时,就会想起以前的挫折。如果忧郁成性,所有记忆就都会蒙上悲伤的色彩。心情愉快时,选择的记忆也定会大不一样。如果他想起的是那些快乐的事,就会增加他的乐观。同样,遇到困难时,他就会唤起各种记忆帮他准备出应对困难的心境。

因此,记忆和梦的作用异曲同工。很多人在需要做决定时,会梦到自己曾顺利通过的某次考试。他们将做决定看成考试,试图再次建立以前成功时的心境。人生态度中有关情绪的诸多变化,情绪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大抵都是如此。即使忧郁的人,想到那些快乐时光或成功的事情,也不会再那么忧郁。如果他常常告诫自己,“我的一生非常不幸”,并只会回忆那种自己生命中的悲伤之事,其注定一直犹豫。

记忆和人生态度绝不会背道而驰。如果一个人追求优越感目标的方式是认为,“别人总是侮辱我”,那么他就会记住那些在它看来被人侮辱的事。人生态度的改变会导致记忆范围的变化;他会记住不同的事,或者对记忆中的事做不同的解释。

早期记忆极为重要。首先,这些记忆表明形成人生态度的原因及其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根据早期记忆,我们能够判定:这个孩子是否被溺爱或被忽视;他合作能力培养的程度;他喜欢与哪种人合作;他遇到的难题和解决办法。在一个先天弱视却想要看得更为仔细的孩子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有关视觉的印象。他的回忆会这么开始:“我望望四周……”或者描绘颜色和图案。一个身体有缺陷想要正常行走、奔跑和跳跃的孩子,其回忆必然会涉及到行走、奔跑和跳跃。一个人在儿时就记起的事情,肯定与他对事物的兴趣有关;如果知道他的兴趣所在,就能知道他的目标和人生态度。正因为此,早期记忆在就业指导中作用重大。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孩子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至于记忆是否准确,倒也无关紧要;记忆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代表了个人的判断:“我小时候,就是这种人了。”或者“我小时候,就知道世界是这个样子了”。

最具有启发性的是他们讲故事的开始方式和最早的记忆。最早的记忆能够表明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是其人生态度的雏形。早期记忆为我们提供机会从而了解一个人自身发展的出发点。

我在了解一个人的人格时,必会问及其最早记忆。有时他会拒绝回答,或者说不知道哪个记忆在前。但这种表现本身也蕴含着一定意义。我们可以判断,他们不想被人了解自己的人生态度,还没做好与人合作的准备。一般而言,人们还是很愿意谈论他们的最早记忆的。他们只是把最早记忆当作单纯的事实,没有意识到其背后隐藏的含义。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最早记忆的意义;因此,大部分人都会通过描述他们的早期记忆,以自然、中立的方式说出自己生活的目的、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周围环境的评价。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这些最早记忆浓缩和简要了很多信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可以要求一个班的学生写下他们的最早记忆,如果知道如何解读这些记忆,就为深入了解这些孩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举几个最早记忆的例子来进行说明。除了他们的最早记忆外,我对他们都一无所知——甚至连年龄范围都不知道。我们在他们早期记忆中得到的意义应该用他们的性格加以检查,但在此我们只把它们作为训练之用,加强我们推测的能力。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应该对记忆进行相互比较。尤其是我们能够从中知道一个人所受的训练,使其愿意接受合作还是反对合作;这个人是勇气十足还是胆小懦弱,是希望受人支持、被人照顾还是自强自立,是喜欢付出还是只懂得接受。

案例一:“因为我妹妹……”我们必须注意在早期记忆中出现的那个人。既然提到妹妹,我们就能看出此人受妹妹影响极大。妹妹对他的成长造成了阴影。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敌对关系,就像他们在比赛中相互竞争一样;我们也不难理解,这种竞争关系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很多麻烦。一个孩子心中充满敌意,就无法对他人产生更多兴趣,也就无法顺利合作发展友谊。不过,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也许他和妹妹是好朋友也说不定。

“因为我和妹妹在家里排行最小,所以一直等到她够上学的年龄,我才上的学。”此时,敌意表现了出来:妹妹妨碍了我的生活!因为她小,我就得等着她。她限制了我的成长!如果这是这段记忆的真正意义,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个孩子会认为:“有人妨碍我、限制我自由发展,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危险。”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一个女孩。如果是男孩,等到妹妹上学的年龄再入学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同一天上学。”站在她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不是对女孩子最合适的教育。这样做可能会给她一种印象:因为她年龄比较大,所以就得等着后面的人。我们会发现,这个女孩会在任何情况下运用这种解释。她觉得正是因为妹妹,自己才受到了冷落。她还会将这种冷落归罪于某个人,这个人很可能是她的母亲。如果她更依恋父亲,希望得到他的宠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仍清晰地记得,母亲在我们上学的第一天,逢人便说自己多么孤单。她说,‘那天下午,我跑到门口好多次,盼着女儿早点回来。我觉得她们好像永远都回不来了。’”这是对她母亲的描述,这一描述显示目前的行为并不得体。这是那个女孩对母亲的描述。“觉得我们好像永远都回不来了”——这句话将母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个女孩也能感受母亲的爱意。但同时,这里面又包含着焦虑和紧张。如果和这个孩子深入交流,定会听到她说母亲更偏爱妹妹。但这种偏爱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家中老小总会得到更多的偏爱。通观这一整段最早的记忆,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姐姐因为和妹妹对立,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阻碍。在之后的生活中,姐姐的身上就会有嫉妒和不敢竞争的烙印;如果她不喜欢比她年轻的女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有的人一生中都感觉自己太老了,很多嫉妒心重的女人也总是自觉不如那些比自己年轻的女性。

案例二:“我最初的记忆是爷爷的葬礼,那时我才三岁。”这是一个女孩写下的。她对死亡的印象极深。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认为死亡是人生中最不安全的事。她从童年的经历中得出下面的结论:“爷爷会死去。”我们可能发现,她是爷爷的心头宝,爷爷对她十分宠爱。祖父母对孙子辈一般都很溺爱。因为相较于孩子的父母,他们对于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少;他们希望孩子们时刻围在身边,并以此表明他们仍能赢得别人的喜欢。我们的文化总是很难让老人家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因此他们会用一些简单的方式肯定自己的价值——比如喜欢动怒。从这一事例中,我们不难相信,这个女孩从小深受爷爷的疼爱,这种爱被她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爷爷的去世对她是沉重的打击。一个盟友就这样离开了。

“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我不知道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看尸体是否是明智之举。至少也应该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我听很多孩子说过,他们对死人的印象非常深,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女孩就是这样。这种孩子会极力消除或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常常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他们觉得相较于其他人,医生能受到更好的训练,更能与死亡进行抗争。当问到对医生的最初记忆时,一般都会含有对死亡的记忆。“躺在棺材里,脸色苍白”这是对可见之物的记忆。这个女孩可能视觉感更强一些,喜欢观察周围的世界。

“然后我们来到了墓地,棺材被放了下来,我记得那些绳子从棺材下拉了出来。”她又提到了所见之物;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她的确是视觉型的女孩。“这次经历让我后来一听到有朋友或者亲人到另一个世界时,就心存恐惧。”

我们再次看到死亡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有机会和她交流,我定会问她:“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她的回答可能是:“医生。”如果她回答不出或者避而不答,我则会加以暗示:“你难道不想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吗?”她提到“另一个世界”,其实就是对死亡恐惧的一种补偿。从这段记忆中,我们了解到,她爷爷很疼爱她,她是个视觉型女孩,死亡在她的心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从生命中获得的意义就是,“我们都会死去的”。这句话确实没错;但我们发现绝不会每个人的兴趣都如此。还有很多事能吸引我们的注意。

案例三:“我三岁时,父亲……”她最先提到了父亲。由此可见,这个女孩对父亲的关注要大于对母亲的关注。对父亲的兴趣常常属于发展的第二阶段。孩子最先关注的人一定是自己的母亲,因为在孩子一两岁时,和母亲的合作是亲密无间的。孩子需要母亲,依附于母亲;其整个心灵活动也和母亲紧密相连。如果孩子在这一阶段转向父亲,就表明这位母亲不称职。孩子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满。这种现象的产生通常是因为家里有了弟弟或妹妹。如果她在回忆中提到比她小的孩子,我们的猜测就得到证实了。

“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对矮种马。”家中不止一个孩子,我们对另一个孩子的状况很感兴趣。“他牵着缰绳把马拉回家。我姐姐,比我大三岁……”在此,要纠正刚才的错误猜测。我们原以为这个女孩儿是姐姐,实际上她是妹妹。也许妈妈更宠姐姐,所以这个女孩才提到父亲和那两匹小马。

“姐姐手持缰绳,牵着马威风凛凛地上街。”这是姐姐胜利的表现。“我的马紧跟着另一匹马跑,跑的太快了,我根本跟不上。”这是姐姐走在前面产生的结果!“我脸朝地面摔倒了,马拖着我往前跑。本来是兴高采烈的开始,却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

姐姐胜利了,出尽了风头。我们可以肯定,女孩的意思是:“我要是不小心,姐姐就总是会胜利。我就只会是失败者,一败涂地。求取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胜过姐姐。”到此,我们也能明白:姐姐已经赢得了妈妈的心,也正因为如此,妹妹才倾向于父亲。

“后来,我的骑术超过了姐姐,但却丝毫弥补不了那次遗憾。”

现在我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可以看出两姐妹之间的竞争。妹妹认为:“我总是落后,我必须赶上去,我必须超过别人。”

我前面说过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次子和最小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经常有个竞争对手,所以总想着超越他们。这个女孩的记忆强化了她的态度,让她觉得:“前面的人会对我造成威胁。我必须永远第一。”

案例四:“我最早的记忆是被我大姐带去参加各种宴会或社交活动。我出生时,姐姐已经18岁了。”这个女孩记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也许从这段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合作能力比别人强。姐姐比她大18岁,对她似乎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姐姐是家里最宠爱她的人,但却用了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培养了妹妹对他人的兴趣。

“在我之前,家里只有姐姐是女孩,另外四个都是男孩,她当然喜欢带着我到处炫耀了。”这看来可能不像我们先前想象的那么好。当一个孩子被“炫耀”时,所感兴趣可能是“受人欣赏”,而非为社会做贡献。“因此,我很小时,她就带着我到处跑。我对那些聚会的唯一记忆就是常被要求回答‘告诉这位小姐你叫什么’等等。”这是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如果这个女孩因此患上口吃或出现语言障碍,也就不足为奇。孩子口吃常常是因为别人过于关注她的话。她不能自然、轻松地与人交流,反而要过分关注自我,获得别人的欣赏。

“我还记得,我要是不说话,回家后肯定就得挨训,所以我就开始不愿意出去见人了。”我们之前对她下的定论完全错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女孩的最初记忆隐藏着这样的含义:“我被带出去与人交往,可是我并不喜欢。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我才讨厌与人合作。”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她至今也不喜欢与人交往。我们也可以想到,她在与人相处时会觉得尴尬、拘束,内心认为必须炫耀自己,同时又感觉这一要求过于沉重。她的经历使她在与人相处时难以做到平易近人。

案例五:“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我四岁左右,曾祖母来看我们。”我们知道祖母一般对孙子辈都十分疼爱,但还不知道曾祖母对她的曾孙又怎样呢。“她来看我们时,我们要拍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这个女孩对家族门第很感兴趣。因为她对曾祖母到访和拍全家福这件事记忆犹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她很依恋自己的家。如果我们的猜测没错的话,就会发现,她的合作能力很难扩展到家庭成员之外。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开车去了另一个镇。到照相馆后,他们给我换上了一件白色绣花裙。”这个女孩也许也是视觉型的人。

“在拍全家福前,我和弟弟先拍了张合影。”我们又看到了她对家庭的兴趣。弟弟是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也许还会听到她和弟弟之间的事。“他坐在我旁边椅子的扶手上,手里拿着一个红球。”

在此,她又提到了视觉之物,“我站在椅子边上,手中什么都没有。”

这里我们明白了女孩争取的东西。她告诉自己,她不如弟弟受宠。我们可以猜测,弟弟的出生夺走了她在家中老小和受宠的地位,对此她难以接受。

“他们让我们笑。”她意在告诉我们,“他们让我笑,可是我笑得出来吗?他们把弟弟摆在座位上,还给他红球拿;他们给我什么了?”

“接下来拍全家福。除了我,每个人都想照出最好看的样子。我才不会笑呢。”她要和家人作对,因为她感觉家里人对她不够好。在她的最初记忆中,她没有忘记告诉我们家人对她的态度。

“家里人让我们笑的时候,弟弟笑得很甜。他的确很可爱。至今我都很讨厌照相。”这种记忆让我们领悟到很多人的人生态度。

我们内心存有某种印象时,总是用这种印象去解释所有的事。我们从中得出结论,把这一结论当成明显的事实。显然,拍照片时她很不高兴,现在她也不喜欢拍照片。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人厌烦某件事时,往往会为他的行为找到理由,并从过往的经历中找到事实去加以证明。我们可以从这一最初记忆了解她的两方面性格:第一,她是视觉型的人;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她很恋家。她最初记忆的全部情结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她可能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

案例六:“我的一个最初记忆是大约三岁半时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父母帮忙的一个女孩把我和堂弟带到地窖,让我们品尝苹果酒。我们都很喜欢喝。”发现地窖里有苹果酒是个有趣的经历。这是一次发现之旅。让我们现在做出结论,可能会有两种猜测。也许这个女孩喜欢遭遇新环境,生活中充满勇气;也许恰恰相反,她的意思是有主意的人常会引诱我们,让我们误入歧途。

剩下的回忆会帮我们找到答案。“过了一会儿,我们决心要多尝些口味的,就自己动手了。”这个女孩胆子很大。她要自己做主。

“不一会儿,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我们撞翻了酒桶,酒洒了一地,地窖中变得很湿滑。”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禁酒主义者的诞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我才不喜欢苹果酒或者含酒精的饮料。”

一件小事再次影响了整个人生态度。按常理推测,这点小事似乎不足以产生此种结果。然而,这个女孩儿却把这件事当成不喜欢酒精类饮料的原因。我们也许会发现她是一个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她也许确实是个自立的人,在犯错之后懂得如何改正。这一品质也许会伴随其一生。这就好比她说:“我也犯错,但当我意识到犯错的时候,会及时改正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她会展现良好的一面:积极向上,勇敢面对一切,不断进取,一直寻找更好的生活。

在上面的案例中,我们都只是在训练推测的能力;在确定结论是否正确之前,需要多方面了解其性格表现。接下来我们举几个实际发生的例子,说明性格在其所有表现中体现的一致性。

一个患有神经焦虑症的35岁男人来找我诊治。他只要离开家,就会感到焦虑。他曾数度找到工作;但只要到了办公室,就开始唉声叹气,整天以泪洗面;只有晚上回到家,和母亲坐在一起才好一些。

当问及他的最初记忆时,他说道:“我记得4岁时,坐在窗前,看着街上很多人工作,很有意思。”他想看别人工作,自己却只想坐在窗前观望。要想改变他的状况,只能让他摆脱自己不能和别人一起工作的想法。他一直以为自己只能靠别人养活。我们必须改变他的这个观点。责备于事无补,药物治疗或切除分泌腺也不能使他悔悟。然而,他的最初记忆让我们能够较容易地给出能够引起其兴趣的工作。他的最大兴趣是观察。我们发现,他近视,正是因为这一缺陷,他对事物的关注力更强。所以在面对工作问题时,他也是只想着观察,而不是工作;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

他痊愈后,找到了一个与其兴趣相符的职业。他开了一家画廊,以此方式,在社会分工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还有一位患有失语症的32岁男人前来治疗。他没法正常讲话,只能嗫嚅发声。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两年。患病的原因是他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撞上了出租车车窗。他吐了两天,得了偏头痛。可以肯定,他得了脑震荡;但是既然喉咙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脑震荡不足以解释他为何患上失语症。整整八周,他完全不能言语。为此他打起了官司,不过到现在也没有裁决。他把事故责任全部归咎于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公司索赔。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他能拿出伤残证据,就有把握胜诉。我们不能说他意图欺骗;但他没有大声说话的刺激因素。也许发生事故后,他确实发现了自己讲话困难,也没有找到需要改变的原因。

这个病人找到喉科专家就诊,但是专家也没找到任何毛病。被问及最初记忆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中,来回摇晃。我记得看到摇篮的挂钩脱落了。摇篮跌落了下来,我受了重伤。”

没有人喜欢跌跤,但这个人却过分强调摔伤这件事。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跌落的危险上了。这是他的主要兴趣。“我摔下来时,门打开了,母亲跑了进来,被吓坏了。”他用跌落这件事吸引了母亲的关注力;但这个记忆也包含对母亲的谴责,“她没有照顾好我。”同样,他认为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也有错。他们对他照顾不周。这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其人生态度是:总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他的另一段记忆情况基本相同。“我5岁时,从六米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一块很重的木板压住了我。有五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我说不出话来。”可见,此人很容易丧失言语能力。他能控制言语能力,并把摔跤归为失语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不是理由,但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对此,他经验丰富;因此,现在只要跌倒,就会自然而然地失语。要想治愈他,就需要让他明白下面的做法是错误的:跌倒和失语毫不相干;尤其要让他知道,车祸后没有必要在两年时间内都低声细语地说话。

然而,这一记忆揭示了他无法意识到自己错误的原因。“我母亲又跑了出去,”他继续说道,“看起来很激动。”这两次摔伤的经历吓坏了妈妈,吸引了妈妈的关注力。他是个想要被宠爱、想要吸引众人关注的孩子。我们能够理解,他想让别人为他的不幸付出代价。这种事发生在其他被宠坏的孩子身上,也会有同样的结果。不过,他们可能不会采取失语的手段。失语是这位病人的特点,是由他的经历建立起来的他的人生态度。

一个26岁男孩来我这里就诊,抱怨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八年前,父亲帮他在经纪行业找了份工作;但他根本就不喜欢,于是最近辞职了。他还试着找其他工作,但并没找到。他还抱怨自己失眠,经常有自杀的念头。他放弃经纪人的工作后,曾离家在另一个镇上找了份工作;但是后来他得知母亲生病,就又回去和家人生活在了一起。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能会想:他的母亲对他非常溺爱,父亲却对他非常严厉。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一生都在和严父进行对抗。当被问及在家中的排行时,他说自己最小,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大姐总命令他,二姐也有同样的毛病。父亲不断对他吹毛求疵,他深深地觉得除了母亲之外,全家人都在控制他。母亲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14岁才上学。后来父亲把他送到一所农业学校,好在毕业后能帮父亲打理农场——父亲当时正打算买个农场。这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可是他不想当农场主。是父亲给他在经纪公司谋了一份工作。让人吃惊的是,他干了八年却退出了,原因是想帮母亲多做点事。

他小时候很邋遢,胆子小,怕黑,也怕一个人待着。我们听到某个孩子邋遢时,自然就会想到那个帮他收拾的人。当我们听到某个孩子怕黑、不想一个人待着时,自然就会想到那个关注他、安慰他的人。对于这个孩子,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他觉得交朋友很难,却能在陌生人中相当自在。他没谈过恋爱,对恋爱没有任何兴趣,也从没想过结婚。他认为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为什么逃避婚姻。

父亲曾给他施压让他继续从事经纪人的工作。他自己想去做广告,但他很清楚,家人是不会为他提供经济支持,让他启动这一事业的。我们能发现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与父亲对抗。他做经纪人时,虽然能养活自己,却没有花钱来学知识。现在之所以想学,不过是在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

他的最初记忆明显表明了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对严厉父亲的反抗。他记得在父亲的餐馆里打工的情形。他喜欢洗盘子,把盘子从一张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上。他摆弄盘子的做法惹恼了父亲,父亲当着所有顾客的面给了他一耳光。他用这一早期经历证明父亲是敌人,他的一生也变成了反抗父亲的一场战争。如今,他依然没有心思去工作。如果能伤害到父亲,他就完全满足了。

他自杀的想法也很容易理解。自杀是一种谴责,想到自杀,就是在表达“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的错”。对工作的不满他也同样归咎于父亲。父亲的任何建议,儿子都不会接受;但他娇生惯养惯了,又无法独立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并不想真的去工作,他只想着玩儿,但他还能和母亲很好地相处。所以他又想找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么他对父亲的抗争又如何解释其失眠现象呢?

如果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肯定就没有精神。父亲希望他好好工作,可他却疲惫得无法动弹。当然,他可能会说:“我不想工作,强迫我也没用。”但他又得考虑母亲和家里的不良经济状况。如果他就是拒绝工作,家人会认为他无可救药了,也就不会再养活他了。他必须找个理由下台,结果他找到了这个表面看来无懈可击的毛病——失眠。

最初,他说自己从没做过梦,但后来他想起了自己常做的一个梦。他梦到有人往墙上掷球,球又弹了回来。这个梦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我们能找到这个梦和他人生态度的关系吗?

我问他:“后来呢?球弹回来后你什么感觉?”他告诉我:“每次球弹回来,我就醒了。”

现在,他已经勾勒出了自己失眠的整个框架了。他把这个梦当作闹钟,唤他醒来。在他的意识中,所有人都要推他向前,驱使或强迫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他梦到有人往墙上掷球,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醒来。结果,第二天,他就疲惫不堪,累得无法工作。父亲急着要他去工作,所以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击败了父亲。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他对父亲的抗争,那么就会觉得他能想到这种抗争武器很聪明。但是,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于别人,他的人生态度都是不完善的,我们必须帮他改正过来。

我解释了那个梦的含义,他就再也没做过那个梦,但他告诉我他还是常常半夜醒来。因为意识到了别人知道这个梦的目的,他不再有勇气继续做这个梦,但第二天他还是会让自己疲惫不堪。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与父亲和解。如果他仍然把所有精力放在惹怒并击垮自己的父亲上,问题就不可能好转。

最开始,我依然按惯例赞同病人的态度。“你父亲似乎完全错了,”我说,“他总是发号施令,这真不是个明智的做法。也许他自己也有问题,也需要治疗。但你能怎样呢?你不能指望改变他。如果天要下雨,你能怎样?你可以打起雨伞或坐计程车,想着和风雨抗争或打败它,可是没有用的。现在的你就是在竭尽所能和风雨抗争啊。你以为自己很强大,你以为自己在战胜它。但你的胜利伤害的只是你自己。”我告诉他,他的所有表现——对事业的犹疑,自杀念头的产生,离家出走的行为,失眠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告诉他所做的这些,都是在通过惩罚自己去惩罚他的父亲。

我还为他提出了一条建议:“晚上睡觉前,你要想自己会随时醒来,这样第二天就会疲惫不堪了。要想第二天你累得无法好好工作,你父亲就会怒火冲天了。”我想让他面对事实。他最大的关注点就是惹怒和伤害父亲。如果我们不让他停止这种抗争,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他被宠坏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现在他自己也知道了。

这种状况很像所谓的恋母情结。这个年轻人只想着伤害自己的父亲,他对母亲异常依恋。然而,这一案例与性无关。他母亲溺爱他,父亲却极为冷淡。他受到了不良待遇,对自身定位的解读也不正确,并深受其害。他的问题和遗传毫无关系。这一问题并非来源于杀死部落酋长的野蛮人的本性,而是通过自身经历逐渐形成的。只要孩子有一个宠他的母亲、一个严厉的父亲,就像这个年轻人的状况一样,那么这种态度就可能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如果这个孩子反抗自己的父亲,自己又无法独立解决遭遇的问题,我们就能理解,他采用这种人生态度是件多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