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革命洪流(3)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占据湖南、湖北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占据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部，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的自成一派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共有20万人。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六个军外，又加上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10万人。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席卷江南半壁河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从珠江唱到了长江。8月下旬，北伐军连克武汉外围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江西战场的国民革命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中国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声从城市传遍山乡。在共产党人的发动和组织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带路、送信、侦查、运输、扫雷、慰劳、担架救护、扰乱敌军后方等任务，并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

工农群众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空前高涨。

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处处燃起农民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到1926年11月，湖北省的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20万人。到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激增到200万人。毛泽东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誉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20]

这样的农村大革命，在过去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广大农民的这种革命发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1]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建立了总工会，并仿效省港大罢工，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武汉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英勇的上海工人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第三次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于3月21日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上海工人以鲜血和生命为北伐军换来了一个不流血的入城式。

在南方几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倒段（祺瑞）的斗争。这样，就形成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汇合成工农兵联合作战的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屡破强敌，英勇善战，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血雨腥风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不能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并没有掩盖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也有可能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却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力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定蒋介石等是一股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随着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同时，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的身边。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早已下定反共决心的蒋介石迫不及待了，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发表反共演讲，并开始镇压工农革命力量。3月6日，他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会。由于国民党在武汉的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由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所以这次全会否决了关于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把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上撤销了。但由于蒋介石这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权力，单靠通过“提高党权”一类的决议，已经无济于事。随后，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他在16日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红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接着，他乘军舰东下安庆。3月23日，他指使的暴徒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事实表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进行压制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