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星火燎原(2)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红军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个决议指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

毛泽东是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同旧式的农民战争加以区别的。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各地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红军和地方领导机关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赣南地区山峦起伏，地域宽广，物产比较丰富。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进军途中屡次陷入险境。红四军经英勇战斗，于2月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从3月到10月，又先后歼敌三个旅，并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农村环境中建设党和红军，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对于如何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存在认识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中共中央在得到报告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九月来信”。

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2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真正出现了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也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3个军，6.2万多人。

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党的六大后，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数量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12.2万人。到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这样，在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了。

■峥嵘岁月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从1929年4月起，以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再加上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24]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重新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目前确已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已发展到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克湖南省会长沙（8月5日退出）后，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并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各地区也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为此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受很大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同时受到一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会后，三个月“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造成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坐镇和干预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根据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根据地贯彻“反右倾”的斗争。在四中全会各项“左”倾政策尚未来得及贯彻到各根据地时，这些根据地仍取得了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胜利。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转枪口，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对红军的估计十分不足，因而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时，在同年8月间由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约有4万多人。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深入革命根据地后，果然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军近1万人，活捉了张辉瓒；乘胜东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打破了。

不久，国民党当局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鉴于上次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中央局举行多次会议研究对策，反对“分兵退敌”和退出中央根据地两种错误主张，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红一方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选择敌军薄弱环节，保证每战拥有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五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