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中)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人类的历史:一个新层次的复杂性

前文我们已讲述过类似的跃迁。人类的历史标志着一个新层次的复杂性的出现是突如其来而不可预计的,就像最早的恒星、地球生命或是多细胞生物体的出现那样。我们看到,复杂实体比简单实体更加罕见,它们更加脆弱,而且由于不得不在熵的下行电梯上往上攀爬得更快一些(参见附录二),所以它们不得不获取更为密集的能量流。我们还看到,随着那些多少相互独立的实体合并为新的更大的结构,创造出了一种新形式的相互依赖,这种方式导致了更大复杂性的跃迁。最后,我们还看到,随着新层次复杂性的出现,它们似乎按照某种新的规则(“突现属性”,用复杂理论的术语来说)而发生作用。

人类的历史同样标志着地球上一种新层次复杂性的出现。 例证参见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厄尔什·绍特马里:《生命的起源:从生命诞生到语言起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较早的跃迁中,人类的历史将曾经独立的实体联结成为更大的相互依存的范型,这个过程是与造成深刻变化后果的大量能量流密切相关的。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我们能够估算其中的一些变化。人类由于集体行动而学会了掌握迅速增长的大量能量流。尽管这些变化的重大意义直到最近两个世纪里才显现出来,但是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最优秀的人类能量利用简史参见斯米尔:《世界历史中的能量》(布尔德:韦斯特韦尔出版社,1994年)。

表6.1说明了人类怎样从环境中汲取远远超过他们生存和繁殖所需的能量。他们显现了一种全新的“生态创新”能力。从人类早期历史开始,如用火之类的技能提高了每人所能分配到的能量数量。在过去1万年里,农业提高了人类在一定范围内的食物能量,而过去6000年中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则提高了牵引动力的能量。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使用矿物燃料使人均分配到的能量成倍增长。随着人口总数大致从旧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发展到1万年前的几百万,直到今天的超过60亿(参见表6.1),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掌控的能量,其数量至少增加了5万倍。对于一个物种所能支配的能量的数量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这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人类对于整个生物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要想衡量这种影响的一个有力方法就是估算一下日光所提供给生物圈的能量有多少是被人类所吸收和利用的。净初级生产力(NPP)是指从日光中吸收的能量,通过光合作用进入食物链而转化为植物。然后,它们喂养了许多其他生物体。这样,净初级生产力能够用来粗略地衡量生物圈的能量“收入”。现代的计算结果认为,我们这一物种通常本身消耗了至少是净初级生产力提供给所有陆上物种总能量的25%,而有的计算出来的结果竟达到了40%。保罗·埃利希概括了这些值得注意的数字背后的故事:“作为千千万万种物种之一,智人吸收了大约所有光合作用的产品的1/4供自己使用。” 保罗·埃利希:《自然界机械论》(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86年),第287页。陆地上人类适当的NPP数据来自于I. G.西蒙斯:《地球外貌的变化:文化、环境和历史》(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61页,他采用的是J. M.戴蒙德(J. M. Diamond):《人类对世界资源的利用》,载《自然》,1987年8月6日,第479—480页。

表6.1 从历史上看人均能量消耗(能量单位=1000卡路里/每天)

资料来源:I. G.西蒙斯(I. G. Simmons):《地球外貌的变化:文化、环境和历史》第2版(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人类对能量的控制能力的逐渐增长,塑造着人类的历史以及许多其他物种的历史。它也使得人类能够以加倍的速度增长。表6.2、表6.3和图6.1总结了过去10万年里的人口增长。随着数量的增长,我们这一物种的生态范围也在扩张;人们发现,到1万年前,也可能早在3万年前,人类就居住在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历史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人类居住范围的不断扩大。在过去1万年里,不断增长的人类居住密度极大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式,人类学会在越来越大的共同体中生活,从农村到城镇、城市一直到国家。

图6.1 人类的数量,10万年前(距今)至今(根据表6.2制)

表6.2 世界人口及增长速度,10万年前至今

资料来源:比拉本(J. R. Biraben):《论人口数量的发展》,载《人口》第34号(1997年),第13—25页;马西莫·利维——巴奇(Massimo Livi-Bacci):《简明世界人口史》,卡尔·伊普森(Carl Ipsen)译(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6年);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和罗宾·麦凯(Robin Mckie):《走出非洲》(伦敦:凯普出版社,1996年)

表6.3 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表6.2

顾名思义,人类利用过的资源,其他物种就无法再利用。所以,当人类的数量上升时,其他物种的数量就会萎缩。驯化的动物,如羊和牛,以及从蟑螂到老鼠这些在无意中驯化的动物生养众多。但是更多的物种境遇都并不好,大量物种先后消失。这个过程同样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那时人类的活动导致如尼安德特人那样的亲缘物种灭绝,也导致许多其他的大型物种灭绝,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猛犸、美洲的马和巨型树懒,以及澳大利亚的巨型袋熊和袋鼠。今天,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速。被认为正在受到“威胁”的物种有:4629种哺乳动物中的1096种(24%)、9627种鸟类动物中的1107种(11%)、6900种爬行动物中的253种(4%)、4522种两栖动物中的124种(3%)、25000种鱼类动物中的734种(3%),以及27万种高级植物中的25971种(10%)。 《世界资源报告2000—2001:人与生态系统:正在破碎的生命之网》(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2000年),第246、248页。可以预想,由于物种灭绝速度加快,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物种消失。这些颇具说服力的数字可以衡量人类历史对这个星球的影响,因为古生物学家研究了过去超过6亿年的时间里的物种灭绝速度,而现在的灭绝速度似乎类似于那段时期中5—6次最激烈的物种灭绝的速度。 参见理查德·利基和罗杰·卢因:《第六次生物灭绝:生命的模式和人类的未来》(纽约:达布迪出版社,1995年)。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影响至少在今后10亿年中仍将可以看到。换言之,如果有外星古生物学家在这10亿年中造访这个星球并利用现代古生物学家的工具解读这个星球的历史,他们将会发现,我们这一物种的出现与其他物种的大灭绝,二者是同时发生的。

这些数字同样能够帮助我们衡量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再也没有其他的大型动物像人类那样繁殖、占据如此广阔的范围,或者说控制数量如此巨大的生态资源。(可能的例外是例如牛或兔之类作为人类生态队伍一部分而增殖的物种。)我们的历史甚至与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的历史也完全不同。尽管黑猩猩无论在遗传上、身体上、社交上和智力上都和我们非常相近,我们依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数量、所占据的范围,或是它们的技术在过去的10万年里发生过巨大变化。事实上,这也正好是为什么人类能够说自己有“历史”,而认为黑猩猩也有历史的想法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许多动物物种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它们完成进化后,就会停留在最初的生态龛里,直到从化石记录上消失。整个物种的科或目,如恐龙或哺乳动物,能够说是有历史的,因为它们之中的不同物种能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化,因而整个科的数量、范围和生态“技术”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单个物种来说通常并非如此。人类繁殖、行为的多样化,不仅是该物种,也是整个科或目所绝无仅有的——而且竟是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短时期内实现的。显然,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出现,意味着某个重要门槛已被跨越。人类的历史标志着历史变化新规则的出现。所以,关注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我们在谱系上自我炫耀。人类这一物种的出现标志着地球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麦克迈克尔写道:“每个物种都是大自然的一个实验品。而只有这样一个实验品——人类——以此方式进化:他们逐渐积累的文化适应能力能够补充其生物上的适应性。通常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某些收获(食物、领地和交配)的生物学驱动力,与通过不断增长的复杂的文化活动以满足这种内驱力的理智活动,二者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人类这个‘实验品’与众不同之处。” A. 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健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