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玛丽亚 ·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他的邻居，同样也是作家的路德维希（Emil Ludwig），有一天晚上曾经邀他到提契诺（Tessin）的家中小酌。他还记得：“我们打开最老的那批莱茵酒，转开收音机，火炉里火焰跳跃，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在收音机里演说——我们为未来举杯。”焚书活动在柏林歌剧广场举行——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身处安全之所。万幸。1933年1月29日晚上，当拥护希特勒的人要庆祝胜利之际，在柏林已盘桓几个星期的他，坐上他的兰吉雅（Lancia），一刻不停地开向瑞士，往波尔托龙科（Porto Ronco）去，他住在当地美丽的历史建筑勃克林别墅（Böcklin-Villa）里。雷马克确实非常需要赶快离开德国。他是纳粹“最亲爱”的敌人，没有任何一本书像《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9）那样，让纳粹焦头烂额。雷马克的名字永远会和这本书一起存在。《西线无战事》，是德国20世纪销售最成功的一本书。全世界共卖出两千万本，在它出版后十六个月，光在德国销量就已经破百万。围绕这本书的争议，是魏玛共和时期最尖锐的文化政治辩论。辩论得愈激烈，各政党愈是毫不退让替自己的处境辩护，书就卖得愈好。它描绘的是共和的基础，争论的焦点是“一战”战事的解释权，是英雄之举，还是战败。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过程，在共和开始时用“刺刀论”和“战无不克”论争时，是决定性的问题。现在无端出现一个人，刺骨地描绘苦难、无聊、战争的无意义，这种露骨的描述让人们相信，这才是真相。“战争的真相”，出版社从一开始就这么宣传。这是一个仅参战一个月，只经历前线后端挖战壕的工作，但战后却穿着少尉制服到处夸耀，完全不明白他右派敌人的责备的人的“真相”。这个“真相”是学校老师的，是文案人员的，是从德语雷马克（Remark）改名法语雷马克（Remarque）的人的，所以他的敌人鄙视他“眼界狭小”，认为他是说大话、逃避工作、戴着单眼镜片的纨绔子弟。然而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说出“真相”，说出同袍其实死得并不光荣的“真相”。如他的小说有名的结尾：“他战死于1918年10月，在那一天，前线的平静一如往常，甚至当日的战报上也只有一句话——西线无战事。”当根据这部小说拍成的电影上映时，纳粹第一次倾尽全力，绞尽脑汁想策略，要如何杯葛、阻止和破坏这个艺术作品。有些部分确实起了作用。很多电影院为了以后还能继续生存，很快便让这部电影下档，电影法在右派的施压下改款。魏玛共和第一次示弱。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兴奋地写信给他的法国友人，是和平主义者也是作家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德国的国家主义者受到挫折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十二个星期内印行了六十万册，还继续往突破百万的数目上蹿，让他们阵脚大乱。这部简洁又真实的书所传达的信息，比和平主义十年宣传所说的还多。”

对这本书而言最糟的，是它的成功。它的敌人害怕现在和以后的世界会真的把这本书当成战争的真实文献，这令他们颤抖。他们对这本书的畏惧是真的。

雷马克也感到恐惧，虽然表面上他仍不改游戏人间的态度。他尽己所能帮助流亡者，提供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在旅途上落脚休息。犹太记者费利克斯·曼努埃尔·门德尔松（Felix Manuel Mendelssohn）被发现死在他的土地上，谣言传说，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才是始作俑者。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让人惊讶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日记中写下：“德国境内甚至境外，新的丑恶和谋杀不断。年纪轻轻就不幸遇难的门德尔松，大家可能会误以为他是雷马克。”十年后雷马克的姊妹被拽上德国国民法庭，因为“冲动的言语和降低民心士气的言语”被判刑上断头台，法庭首席弗赖斯勒还大喊：“我们判你死刑，是因为我们抓不到你的兄弟。”

雷马克静默以对。那个时候他对针对他的书的愤怒言论、对电影以及之后纳粹夺权都保持沉默。他不发一语，在无数的流亡杂志中也找不到他的只字片语。这种毫不回应的作为，让这个被右派恨之入骨的人，也受到左派的鄙视和愤慨。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早就扬言：“自从雷马克轻易地向戈培尔的走狗认输后，我们根本就不能把他算成斗士。”而卡尔·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就杯葛电影的事件写道：“雷马克先生对关键性事件保持沉默，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文学权势降级。”

雷马克一直自认不是政治作家，一直声称自己与政治无关。那个为德国人及世界写出和平主义小说的人——至少这个世界是这么理解他的，那个在他所有的小说中都为德国人写出他们1914—1945年的编年史的人，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无战事》），到从前线返乡（《回家的路》，1931，Der Weg zurück），到通货膨胀时期（《黑色方尖碑》，1956，Der schwarze Obelisk），20世纪30年代初期（《三个战友》，1937，Drei Kameraden），四部有关流亡命运的小说（《凯旋门》等，1945，Arc de Triompbe）以及东方前线和轰炸战争（《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Zeit zu leben, Zeit zu sterben），最后写到集中营（《生命的火花》，1952，Der Funke Leben）。这些是短短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史书，作者是一个不想过多参与政治的人。“书上都有了。”他一再反复地告诉我们。

正因为如此，德国人总觉得他很陌生。但是美国人却真心爱戴他。他的风采，不论是生活方式或者写作风格，都是上世纪美国式德国作者的代表。他的自我定义是“我手写我心”——和他所称托马斯·曼的风格“写故事的作者”，完全两极，因此美国人认为雷马克是自己人，是有水准的“直接叙事者”、不作秀的杂志作家、没有前卫野心的现代作家。他在美国好莱坞写小说和剧本，他成功的故事像传奇一般。1929年，刚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写完《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的海明威，写信给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说：“很奇怪，我一开始并没有办法进入《西线无战事》，但是我一旦读进去，就发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菲茨杰拉德也一样，当他编写雷马克《三个战友》的电影剧本时，也被德语版本感动不已。

上个世纪没有一位德国作家活得像雷马克一样精彩。他的夫人和爱人包括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娜塔莎·佩利（Natasha Paley）、波利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以及其他很多很多女人，都是传奇人物。他拥有最美的房屋、最快的车子，集闪耀于一身。只是，一翻开他的日记，里面却是无尽的黑暗——孤独、寡欢、忧闷。他恐惧书桌，恐惧工作。他害怕孤独：“独自一人——真正的孤独，没有任何幻想——这已经是疯狂和自杀的前兆。”这是他在《三个战友》中的句子。当他在瑞士豪华的别墅中度过40岁生日时曾写道：“爱玩的、小小灰色的猫咪，等人帮它刷毛的狗，花。但是，我在它们之间做什么？……迈入40岁。就要比30岁整整多10岁了。浪掷的生命……音乐在响。房间被留影。奇怪：好像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个夏天，最后的房子，最后的安宁，最后的幸福，最后的欧洲，最后的生命，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