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房中樂的陶冶功能與儒家修身之器

1．房中樂的陶冶功能

古代的宮廷音樂，自周代到漢代都有房中樂的設置，用於後宮。衹是其名稱屢有變遷。《漢書·樂志》載：“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關於房中樂的最早記載。殊不知《房中樂》爲楚聲，並不始於漢高祖。《宋書·樂志》說：“周又有《房中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更追溯到周代《房中樂》爲楚聲之史實。其實這一點不難理解，《房中樂》爲後宮的小型樂制，多用琴瑟類樂器演奏，而琴瑟都是極盛於楚地，爲楚聲的代表性樂器——出土文物已充分證明瞭這一點：近幾十年出土的一百餘張瑟絕大多數出土於湖北，少量出於湖南和河南南部，都是屬於楚文化的地域。《詩經》最重要的組成爲《周南》、《召南》，皆屬南音。周代禮樂集其大成，既然是“禮不忘本”, 《房中樂》採用楚聲自然是最佳選擇。而湖北隨州擂鼓墩周系的曾侯乙墓竟出土了十二張瑟就足以證明琴瑟在王侯的音樂生活中的地位。

琴瑟都是屬於房中樂的主要樂器，古樂書記載說房中樂是歌後妃之德，其實，“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琴瑟起著安定後宮的特殊功用，才是房中樂所要達到的效果。清代的李漁《閒情偶寄·聲容部》說得更直白：“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 “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溫柔鄉，不可無此陶融之具”。而其始作俑者卻是早他兩千多年的周天子！周代曾以實施“士無故不撤琴瑟”的樂教制度而成爲儒家向往的最高典範，在後宮更設立了房中樂這種陶冶的工具，而爲歷代帝王所效法。在隨州出土的曾侯乙墓東室出土了一張十絃琴，五張瑟，一個五絃準，一面懸鼓，二隻笙，正是一個《房中樂》樂隊編制。春秋晚期禮崩樂壞，連侯爵也敢僭越享用房中樂，這些琴瑟正是曾侯乙後宮生活的眞實寫照。

2．君子修身的必備之器

琴瑟在遠古時代功能相似，都是巫者用以溝通上天，與神對話的法器。到了周代以後，逐漸普及到士的階層。《禮記》載“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撤縣，士無故不撤琴瑟”反映了琴瑟與周代士人生活的密不可分的關係。

孔子學生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中，多次記載了孔子與瑟有關的生活場景。有一次孔子批評子路的瑟彈得不好，說仲由（即子路）的瑟彈的這麼差，還算得上我的學生嗎！（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此話一出，學生們都瞧不起子路了，老夫子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就又解釋說：仲由也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衹是還沒有入室罷了（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從此可以看出瑟在孔子的教學活動中佔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

還有一次，孺悲求見孔子，孔子稱病不見，傳話的人一出門，孔子馬上彈瑟唱歌，故意使孺悲聽到，讓他明白，我哪裏是有病，衹是不要見你。這個事情，後世所畫的“聖跡圖”有圖示，標題爲《瑟儆孺悲》。

可見瑟與孔子生活息息相關，遇事隨手拈來皆成文章，竟可以拿來懲儆學生，又超乎瑟的社會功能之外了。

然而由此也引發了一個疑問，前文曾論及，瑟的文化屬性屬陰，在周天子的《房中樂》中作爲後妃陶冶性情的工具自在情理之中，但在孔子的樂教中爲什麼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大男人整天鼓瑟，其中又有何玄機呢？

這裏面還有一個儒家理想的重要的原因，《史記·樂記》上說：“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這段話則洩漏了其中奧妙：這才是君子鼓瑟所要達到的最佳目標。聽了琴瑟怎麼會和忠義之臣扯上關係呢？因爲琴瑟表現的是一種秩序與和諧，小者可喻爲夫妻，故孔子刪詩，以關雎居首，爲人倫之始。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個推己及人的次序。琴瑟自夫妻引申開去，對儒家的理想來說，要治國平天下，最重要就是君臣關係了。所以君子聽琴瑟，所思並不總是窈窕淑女，而是志在能成爲輔佐明君名留青史的忠義之臣。忠臣當然是維護封建秩序的重要環節，也是儒家出世理想的最佳定位——如“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就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座右銘。

前文已經詳述，上古琴制是王者溝通天地人神的法器，自然不是一般庶民所能擁有，即使是普及到士的階層的周代，琴瑟作爲一類樂器的通稱，二者也沒有發展到可以分庭抗禮、平分秋色的地步。我們僅看曾侯乙墓出土十二張瑟而衹有一張琴就可以知道它們的比重了，琴仍然多爲王侯所專享，這似乎還是上古積習的延續。

瑟的陰柔與厚德載物的品性，當然更適用於臣民身份與修養。因而瑟“所以懲忿也”，就是要平息臣民胸中可能存在的憤慲不平之氣。所以雖然琴瑟並稱，而士所用以修身理性的主要還是依賴瑟，不但《論語》裏記載瑟的場合還是遠高於琴，出土文物中琴與瑟的比例更是不及什一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