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毛泽东品开国帝王(4)

关于中央与地方、统一计划与分级管理、集权与分权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后有不少思考和论述。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的基本看法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我们受苏联体制的影响，统得太死，集权过多，妨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要进行改革。他主张适当放权，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做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1958年在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放权改革时，又出现了另一倾向，放权过多、过急，出现了分散主义和一定的无政府状态。针对这种情形，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转向强调统一计划，强调集中，强调纪律。但总的看，毛泽东还是认为，我们的体制统得太死，集权过多，影响地方积极性，妨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将欧洲与中国做了比较。他说，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地方上没有独立性，经济发展很慢。他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又统一，又独立。这在原则上是非常正确的。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从更深层次理解，还包含领导方法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即民主集中制。对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有大量的论述。他的基本思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将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结合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片面讲民主或片面讲集中。当然，根据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侧重，有时强调民主，有时强调集中。“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话是针对“只讲民主”而发的，要求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在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强调的重点则在充分发扬民主。

因此，无论从经济管理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而言，还是从领导方法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而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本义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皇帝”“暴政”均挨不上边。

有人根据“马克思加秦始皇”一语断言：“毛泽东就是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把自己对“马克思加秦始皇”解读强加给毛泽东，进而再把它作为批判毛泽东的“黑材料”。殊不知，这种引用和解读与毛泽东原话的本义无关。这种武断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尊重被批判对象的原意。

但是，在毛泽东的晚年，过分强调“集中”的一面，或多或少地受到秦始皇“专制”思想的影响，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今日，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要一分为二”

毛泽东虽然推崇秦始皇，但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秦始皇晚年的错误有着清醒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人大吹大捧秦始皇，认为他十全十美，反对对其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为他侍读古籍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曾就此请教过他：对秦始皇到底怎么看？

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

现在，有些文章和传言称，毛泽东对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专制政治很是赞赏。这颇使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困惑，乃至发生错误的联想。前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撰写了《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这本著述征引了作者亲聆毛泽东教诲的笔录内容，提供了有关毛泽东对秦始皇评价的较完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应当说是真实可信的。现将有关文字征引如下（书中引语未加引号，现照引）：

谈到秦始皇，毛主席说，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人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

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原来的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兴盛的大事，能说不是好事吗？秦始皇还在陕西关中开凿了有名的郑国渠，长三百余里，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直接于生产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国也因此富强起来，终于把六国吞并了。能说这不是好事吗？

秦始皇是一个大独裁者，有些历史学家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认为，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有分析。秦始皇有独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积极因素。当全局的情况看准之后，秦始皇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而且在实行主攻任务的时候，有很大的决心，很大的气魄，很顽强的毅力，敢于力排众议，不听那一套动摇军心的话。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提出：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毛主席说，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什么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到三年就灭亡了？古来许多政治家、历史家作过多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对汉朝贾谊的《过秦论》最为赞赏。他说，贾谊是政治家、历史家，他写的《过秦论》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为基本立足点，来观察国家兴衰、帝王成败的。所以，《过秦论》最后的一句话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人民施行暴政，丧失了民心。这是值得后世汲取的深刻教训。

上述引文，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对秦始皇功过的评价，并没有一概否定或肯定。评价的立场是十分正确的，观点是辩证的、符合历史实际的，采用的是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首先，评价秦始皇等历史人物，毛泽东最根本的出发点是：看其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即是否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相通的。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褒贬，就是按此标准来衡量的。这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历史观上的“人民本位”思想，也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总原则。

其次，在总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秦始皇的具体作为加以分析。正面的，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使车同轨，书同文字，变分封制为郡县制，这些事关中华民族的兴盛；又如开郑国渠灌溉农田，有利生产，有益人民等。这些都是大功劳，应充分肯定，所以要给秦始皇翻案。反面的，如秦始皇滥杀人，“焚书坑儒”太过火，破坏了文化，当然是坏事；他又实行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是“重大的过错”。这些都应否定。但是，上述否定并不是一概否定，还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如“焚书坑儒”是坏事，但秦始皇只杀孟子一派“法先王”的四百六十个儒生，不杀荀子一派“法后王”的儒生；只焚“以古非今”的书，不是什么书都焚。因为秦始皇要推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他“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可见，秦始皇的这些“坏事”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因素，难以避免。再如秦始皇搞独裁，是重大过错，但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目的是要吞并六国，统一中国，这又有进步性，而且从领导方法上讲，也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毛泽东上述分析法，很辩证，是有说服力的。比起某些历史学家评价人物好则皆好、坏则全坏的做法，显然要公允得多，高明得多。

最后，毛泽东评价秦始皇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古为今用，为的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的事办好，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认为“焚书坑儒”滥杀人是坏事，由此引出教训，即文化上要提倡“双百”方针，目的在于促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批评秦始皇独裁，要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使之与集中统一的领导相结合，为的是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粗暴作风，造成生动活跃的政治局面。这些都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对现实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这一评价历史人物注重现实价值取向的观点，仍然是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根本出发点。

二、“封建社会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毛泽东评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刘邦

在中国古代开国帝王中，毛泽东对大汉王朝的缔造者汉高祖刘邦品评也较多。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用了“高明”这两个字来评价刘邦，这在毛泽东品评历史人物时是罕见的，可见他对刘邦这个“布衣皇帝”的推崇。

据《史记》载：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一说原名季），沛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泗水亭长，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称“沛公”。

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义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而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底层出身、无明显一技之长，且有些流氓习性的刘邦，为何在秦末群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对此，刘邦当皇帝后，和群臣讨论过，自己也总结过。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五月，一日，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刘邦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刘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认为“与天下同利”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关键，而刘邦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能用人杰”。然而，后人在分析刘邦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时，也大多偏重于“能用人杰”。

事实上，“与天下同利”绝不亚于“能用人杰”，对刘邦终成帝业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泽东在谈到刘邦的成功原因时，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这里，“决策对头”，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与天下同利”，“与天下同利”可以说是刘邦一切决策的宗旨；而“用人得当”，是对刘邦的“此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