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毛泽东品开国帝王(2)

尽管如此折腾，不死之药毕竟没有得到。这时候，侯生与卢生商量说：“秦始皇这个人，刚愎自用，并吞天下以后，意骄志满，自以为天下第一。亲信狱吏，博士70人不过是摆设而已。又好用刑杀，大臣们畏惧，只得阿谀逢迎，不敢直谏。大小事都独断专行，甚至每天都要定量批阅一百多斤重量的竹简文书，不完成决不休息。一个人贪恋权势如此，怎么可以求到仙药呢？”于是他们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秦始皇获悉后，龙颜大怒：“我前些时收聚天下书籍，把没用的尽行烧毁。又召集了许多文学方术之士，想让文学之士为我兴太平，方术之士为我求仙药。现在，韩终去而不返，徐巿耗费巨万资财，也没见仙药送到。天天听到的都是作奸谋利的消息。卢生等人，受我优厚的赏赐，竟敢诽谤我，夸大我的过失。对那些还留在咸阳的诸生，我将派人查问，看看有没有人还在妖言惑众！”于是秦始皇派御史拘捕诸生，严加拷问。诸生互相攀连，共有460人违犯了禁令。秦始皇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并且诏告天下，以儆效尤。随后，又有一批人被流放于边疆。秦始皇的长子、太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顺服。诸生都是研读、效法孔子学说的，父皇都处以重刑，恐导致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大怒，把扶苏赶出皇城，让他到上郡蒙恬的部队去监军。

几千年来，人们众口一词，无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持批判、痛斥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的评价），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1958年8月30日，在谈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问题时，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提起了秦始皇：“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唐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59年，毛泽东曾经请康生查核章碣生平以及此诗是否为其作品。康生在12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碣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于是又请秘书林克再查。12月11日在康生的报告上写了致林克的信：“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为）浙人章碣（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66年4月14日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毛泽东又引用了这首诗，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清初学者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引明人陈眉公诗：“雪满前山酒满觚，一编常对老潜夫。尔曹空恨咸阳火，焚后残书读尽无？”叶圣野诗：“《黄鸟》歌残恨未央，可怜一夕葬三良。坑儒旧是秦家事，何独伤心怨始皇？”吴景旭又引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评论，认为秦始皇所坑者，不过是少数儒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说明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如世人所传那样残酷。毛泽东在读《历代诗话》时，在这些地方，都加了圈画。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孔”的同时，又强调“不能大骂秦始皇”：“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的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从毛泽东的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促使应该衰亡的社会制度加速衰亡，应该兴盛的社会制度加速兴盛，这种客观作用是应该肯定的，简单否定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同样处在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之际，孔夫子主张返回到西周旧制，与秦始皇的立场正相反。后世有两部论著的观点也是正相反的：一是柳宗元（字子厚）的《封建论》，拥护秦制；一是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主张尊孔。毛泽东曾将柳文与郭文相对照而予以评论。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历史上，大凡一种旧社会制度的灭亡往往是拖着尾巴的。分封制刚被秦朝废除，紧接着的西汉就重新出现，以后几乎不曾断过。唐朝后期的藩镇，拥兵割据，摇撼中央政权，无异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有鉴及此，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撰写了《封建论》，反复阐明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历史必然性即进步性，用他的语言来说，“势也”，并不是“圣人”的主观意志。柳宗元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提问题，只能从国家政治制度提问题，但是他不自觉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反映出社会制度更迭的历史必然性。《封建论》言简意赅，文理缜密，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成为毛泽东重病缠身、视力衰退的暮年中，在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这两三年间，用大字本阅读的86篇古诗文之一。

与柳宗元相反，郭沫若认为，秦始皇的立场是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秦始皇时代“是奴隶制的大逆转”，奴隶制的“回光返照”。郭沫若又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激流的”，“大体上”是“站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或者说，孔子是“袒护乱党”的。“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郭沫若还讲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什么“秦始皇对儒家这样过不去呢”？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在一些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郭沫若尊孔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明显地不以为然的。所以，毛泽东是赞同《封建论》，反对《十批判书》的。

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不可抹杀的政治实绩。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说：“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有关“教育革命”的谈话中，也曾经提到过秦始皇。他说：“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里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秦始皇再次被作为“没有上过大学的”杰出人物的典型。

毛泽东诗句所谓“焚坑事业要商量”，其实在历史上是可以听到共鸣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近代的梁启超认为“坑儒”的对象，大都“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认为“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胡适认为虽然“焚书坑儒”的手段很残忍，但是肯定了李斯反对崇古思想、进行改革的精神。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客观上摧残了文化，但对于当时的秦朝，实际上是为了肃清政府中的残余旧贵族势力及作为其政治思想指导的旧文化。

但是，应该看到毛泽东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味地肯定，是他将“反右倾”扩大化，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贬低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根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据《史记》记载，统一六国的伟业，使秦始皇无比陶醉，同时也促使他的欲望无限膨胀。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大兴土木，南征北战，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为修造骊山墓和阿房宫，征发人力70万。征伐南越，调发士卒50万。北筑长城，调派民力40万。派蒙恬戍边，派遣士卒30万。此外还有修驰道、直道和其他徭役征发。大批徭役征发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秦始皇实行重租苛赋政策，田租、田赋、口赋、户赋、更赋……赋税名目繁多，仅田租一项就高出古代20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繁重的徭役与重税苛赋的后面，必然是严刑峻法。秦始皇本来就是一个崇尚法家统治思想的独裁者。他亲政不久，读到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孤愤》《五蠹》时，慨然表示，“若能与此人游，死不足恨”。统一六国后，他便把法家的统治思想推向了极端。他任用了一批精通刑法的狱吏，制定了严密残酷的法律，实行轻罪重罚，迫使人们不敢犯法。严密残酷的刑法，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激化了本已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

公元前210年，梦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一病不起，客死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终年50岁。

秦始皇尸骨未寒，中车府令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始皇长子扶苏死。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加重剥削压迫人民，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在二世元年（前209年）激起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项羽、刘邦也加入到起义的洪流之中。不久，秦朝灭亡。

如此强大的秦帝国就被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推翻。原因是什么呢？

秦始皇做的事情中，修长城、戍边、派大军反击匈奴的侵略、修驰道、修水利、凿灵渠、开发岭南，等等，可以说都是应该做的。但修阿房宫，修陵墓，这属于骄奢淫逸，是应该反对的。即使应该做的事情，也不见得非那样急切地堆在一起做不可。但是不管该做不该做，他都在那样短促的时间内雷厉风行地堆在一起做了。每一件事情所投入的劳动力（而且都是壮劳力）都是十万、数十万，简直像驱赶羊群似的。据历史学家范文澜估计，当时全国人口不过千把万，如此沉重的劳役、兵役，民力何堪？秦始皇刑法极为峻刻，动辄残杀生命，坑杀、黥面、割鼻、刖足，等等，不一而足。显然，秦始皇实行的是摧残社会生产力的暴政。毛泽东对秦始皇的暴政一贯是持批判和谴责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