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读完刘树祯、张金龙、张燕娥三位学者的《四库全书目录新编》，欣喜异常，感慨良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堪称目录学史上的煌煌之作。
《总目》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纂修，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武英殿付梓，其间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有300余位著名学者和目录学家参与了纂修工作，乾隆皇帝亲自督办并钦定编纂原则，由纪陶、陆锡熊、翁方纲等综合改写成初稿，并复经纪的审阅定稿。
《总目》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收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弘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目录学巨著。
编纂《总目》的缘起，要上溯到《四库》开馆之前。乾隆三十七年，皇帝发布第一道中外搜访遗书诏令，命令各省督抚着力购访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乾隆皇帝特别指出：“各省蒐辑之书，卷峡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摺奏闻。候会齐后，令廷臣检核。”这是《总目》编纂的缘起，同时也大体上提出了编纂框架和基本原则。
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诏访求遗书之机，提出了开馆校书的奏折，其中第四条提出编纂目录的构想：“著录校雔，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入，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察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
这个奏章经大学士刘统勋等多次廷议，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对关于总目录编纂方面，提出如下意见：“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伦次得失，使读者一目了然，实为校雔良法。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加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查宋王尧臣等《崇文书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其例。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订，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诏策府大成，自帙唐宋而更上矣。”
这个建议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同，当日下旨谕示：“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粘帖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当时大学士和皇帝的初衷，是为阅读查询之便，编一部简明目录，并没有明确意识要编纂出一部卷帙庞大的解题目录来。
《总目》的成书，大体上经历了三种形态：
第一是各省送书时报呈的简单提要，除江浙较为简略地概述了本书著者、卷数、特点之外，其他省仅注明作者、卷数（或册数）而已。
第二是馆臣撰写的提要。前期，《四库全书》馆中“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分校官”和“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分别负责辑佚和校阅各自分管的书籍内容，编写提要，叙列作者爵里，记述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并提出应刻、应抄、应存的建议。在编写提要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编写标准和总负责人，原有的提要及后来新编写的提要繁简不一、条理纷繁，问题很多。
第三就是总纂完成最后的修改审订。纪昀和陆锡熊到任后，在纂修官编写各篇提要的基础上，笔削考校，或增删、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润饰，有很多需要重新撰写。原本体例不一、行文详略悬殊，表达观点亦各异的提要稿，经二人特别是纪的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体例整齐，灿然可观。
关于《总目》的分类原则，纪昀说：“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之上也。”《总目》总结了自汉刘向父子、班固以来历代分类目录的得失利弊，进一步充实了分类体系。其所采用的分类法，实为中国四部分类法之集大成，所收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共分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其中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有些类下又析出若干小类，同一类书籍以时代先后为序。如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其中“礼”又下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子目；“小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子目。史部分为“正史”“编年（附起居注）”“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又分“诏令”“奏议”两子目。“传记”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子目；“地理”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十子目；“职官”分“官制”“官缄”二子目；“政书”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子目；“目录”分“经籍”“金石”二子目。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又分“推步”“算书”二子目；“术数”类又分“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子目；“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子目；“谱录”类则分“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三子目；“杂家”类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子目；“小说”类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子目。余不分子目。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其中“别集”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清初至乾隆”六子目，系编年分目。“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子目。余不分子目。
这样的分类体系严密完善，将上万种书籍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脉络清晰，源流井然，形成了一种既能反映书籍版本、内容、文字、著作事迹，又能表达作者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的全新提要形式。可以说，《总目》集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之大成，又成功开创了目录学的新领域。
乾隆皇帝于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颁谕，《四库全书》各部著录次第由此确定：“谕：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于编排体例，实属未协。⋯⋯俱者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
应该看到，《总目》虽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相对严密、完善的分类体系，把上万种书籍组织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有些类目的设置不尽妥当，如《总目》因袭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设“谱录”一类。该类是依据图书体裁设类，而并非依图书内容设类，“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将许多不同学科和内容属性的著述归之于一类。
其次，有些书目的归类亦不尽合理，最明显的是金石类图书，《隋志》《唐志》附人小学，《宋史·艺文志》附人目录。又如《山海经》，本应属古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以来多人地理类，《总目》却将其归人子部小说家类，等等。
后世学者也提出了其使用不便的问题，《四库全书大辞典》的编纂者杨家骆先生即指出：“（《总目》）由于不太考虑其阅读，难以领会书籍的要领”，因而影响到《总目》作为一部目录学工具书的使用。
笔者曾倾二十余年之心力，撰写《四库全书总目疏正》一书，在对《总目》全面、系统地考辨过程中，对此亦多有同感。
所以，我读了刘树桢、张金龙、张燕娥三位学者的《四库全书目录新编》，顿觉耳目一新。
《四库全书目录新编》将《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打破，调整为文化、思想、政法、科技四编，其文化编又分为文学、史学、其他三个部类；思想编分为儒学、佛道两个部类；政法编包括诏令奏议、政论、职官、典礼、邦计、时令、军政、法理、法典诸类；科技编包括了《四库全书》子部的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数术、谱录诸类和史部政书类考工之属。
这样的分类，使《四库全书》的书目检索更加方便，更具实用性。
其次，其书籍介绍以节录《总目》为主，并引据正史充实对作者的介绍，对读者理解作品大有裨益。同时，对《总目》的考辨订误，亦多有精辟见解，立论极为严谨。
应该说，《四库全书目录新编》也是一项人海算沙的学术工程，是“四库学”学研究的一项了不起的学术成果。
张金龙教授年过七旬，早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受教于李光璧、漆侠等史学名家，平生治史谨严，著述丰厚；刘树桢教授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在担任院长之职的同时，勤奋治学，致力于教育学和汉语研究，成果丰硕；张燕娥老师是法学硕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三位学人正好形成老中青梯次学术团队。他们虽不以治四库专学为主，但这部《四库全书目录新编》却不失为一部有分量的专著。
因此，我们有理由向刘树桢、张金龙、张燕娥三位学者致敬！
是为序。
2013年12月5日凌晨4时38分改定于渔书楼
何香久：国家一级作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现任沦州市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王蒙文学院院长。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等。有创作及治学成果1.2亿字行世。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从事纪昀学术思想及“四库学”研究，著有《四库全书总目疏正》（10卷）等，主编40卷本《纪晓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