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怀古幽思(1)
草堂情思
说来奇怪，在如今的大小城市里，高楼大厦比比皆是，精巧玲珑的建筑也难以胜数。但在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并非什么桂殿兰宫，也不是什么琼楼玉宇，而是一所平凡不过的茅草屋。它就是始终占据我心一隅且挥之不去的杜甫草堂。
对杜甫草堂的心仪，始于少时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于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受冻死亦足！”这荡气回肠的诗句，至今震撼着我的心灵。从那时起，杜甫便成了我所景仰的诗人，杜甫草堂也成了我此生始终向往的地方。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郊，我一早乘车来到这里，只见公园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里早已不是一个幽静的所在了。公园里面，更是庭院深深，颇有气派，也没有了杜甫笔下那种悠然自得的氛围。时光荏苒，沧海桑田，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我的心情有点失落，但当跨入公园之后，依然感到激动，因为这里毕竟是养育过“诗圣”的土地。公元759年，饱经流离颠沛之苦的杜甫从陕西辗转到甘肃，年底进入四川，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了一间茅草屋，获得了暂时的休憩和安宁。这是杜甫的幸运，也是这块土地的幸运！
曲折的石板甬道是通往历史的幽径吗？我时而踽踽而行，时而踯躅徘徊，试图寻找到一点历史的陈迹。突然发现了一些桃树，不由得喜出望外，因为诗人在这里曾写下“奉乞栽桃一百根”的诗句，也顾不得时隔一千多年，这些桃树早已不是当年的桃树了。其实杜诗中还有“饱闻桤木三年大，马饮溪边十亩阴”的句子，说不定眼前这些参天古树中，或许还真会有当年的桤木呢！可惜我的植物知识有限，一时也无法分辨出来。至于杜甫喜爱的南竹倒是随处可见，只是和当年“有竹一顷余”的规模相比，就有些相形见绌了。
终于来到了那间称为“杜甫草堂”的茅草屋，跨过一扇陈旧而斑驳的大门，进入这所古朴而又简陋的建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是在社会上“只给富人修房子”的鼓噪声中重访杜甫草堂的。此时深感如同人类的历史是曲折的一样，人类的思想也是起伏的。它有时处于巅峰，有时也会滑落。站在杜甫的塑像前，重温《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些震撼人心的句子，真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杜甫草堂不但为杜甫遮风挡雨，而且是诗人进行创作的幽静场所。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杜甫，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叛军的残忍和人民的苦难。他在草堂安顿下来之后，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于是又开始构思和创作诗篇。文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据估计，他在草堂创作诗歌达200多首。这些诗歌有反映“安史之乱”的名篇，也不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正是这些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使他的诗有了“诗史”的美誉，并奠定了他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地位。
诗歌创作的丰收，却不能使杜甫摆脱生活上的窘境。“忧我营茅栋，带钱过野桥。”尽管有亲友赞助，尽管自己对草堂苦心经营：“鹅鸭宜长数，紫荆莫乱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但生活仍然十分拮据。“百年粗粝腐儒餐”、“恒饥稚子色凄凉”、“布衾多年冷似铁”、“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赌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便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迫于生计，他在草堂居住了五年零五个月之后，又不得不开始了辗转的生涯。我从草堂走出来，真想对门前郁郁葱葱的草木追问：目睹当年的情景，你们曾黯然神伤吗？
与杜甫草堂毗邻的还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和工部祠等建筑。虽然它们使草堂更有气势，但却减少了草堂的神韵。这永远是矛盾的：人们一方面希望历史古迹能保持原汁原味，显得古色古香；另一方面又希望历史古迹不至于寒碜，甚至要有些气派，才足以表达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和敬仰。何况草堂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已经有过17次兴废。而每一次修葺，难免会夹杂一些修葺者的主观色彩和打上时代的印记。但杜甫草堂能屡毁屡建，已是一件幸事，足以表达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之情。我为草堂能得以保存并成为缅怀“诗圣”的场所而庆幸！
离开杜甫草堂，驱车前往市区，街道两旁的楼房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其气势不能说不恢弘。然而在我心目中，无论是哪一栋高楼大厦，都不及杜甫草堂高大和更有分量！
韩愈与潮州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正值潮柑收获季节，我来到心仪已久的潮州。吸引我到这座粤东古城的，自然并非因为潮柑，而是一位历史文化名人——韩愈。
韩愈来潮州，完全是历史的偶然。韩愈所处的年代，社会乱象丛生，当时部分人对佛教的崇拜近乎狂热。有些地方的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投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甚至连皇帝也走火入魔。昏庸的唐宪宗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居然要将凤翔县法门寺存放的佛骨移至宫中供奉，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哗然。于是韩愈贸然进《论佛骨表》，指出古代并没有佛，也有许多长寿的帝王；而佛教传入后，也有许多尊佛的帝王是短命的。可见佛能保人长寿纯系无稽之谈。唐宪宗对此大为恼火，不但不采纳韩愈的意见，反而歪曲韩愈的进谏意在咒他早死，当然罪不可赦。幸亏宰相裴度大力援救，韩愈才得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死里逃生的韩愈来到潮州，居然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了光彩的一笔。据《新唐书》记载：“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日：‘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劲，民以穷。’”于是韩愈写下了义正词严的《祭鳄鱼文》。警告任意肆虐的鳄鱼必须限期迁徙，如若“顽冥不灵”，不肯迁徙，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鳄鱼从事，尽杀乃止”。虽然这是讨伐鳄鱼的檄文，但对鳄鱼来说，恐怕只是对牛弹琴；可是对长期遭受鳄鱼肆虐而无可奈何的潮州百姓来说，却从中受到莫大的鼓舞，从此他们树立起与鳄鱼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有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誉的韩愈，在潮州办的另一件流芳千古的事就是兴学诲民，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蛮荒”之地，把当时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到了“民不知学”的地方。并且注意培养和启用当地人才，推荐本地品学兼优的进士赵德为专司州学的推官，引导年轻人人学。自此潮州学风渐浓，进而成为文风鼎盛的“海滨邹鲁”。
我伫立于韩江之滨，凝视着这条当年的“恶溪”，江水静静地流淌。为了防洪防鳄，韩愈曾率领潮州百姓在韩江筑堤七百丈；为了蓄纳洪水，又在低洼处辟金山溪，从而完成由“恶溪”到韩江、由为害一方到造福潮州的蜕变。眼前的韩江碧波粼粼，宛如一条青罗带绕城而过，滔滔江水滚滚流淌，这个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仿佛在无止无休地诉说那位刺史大人的恩惠……至于潮州的百姓，则更是将韩愈奉若神明。他们兴建了气势恢弘的韩文公祠，称其“功不在禹下”。似乎此举还不足以表达敬意，于是索性将那条“恶溪”命名为韩江，将笔架山改称韩山。由于相传“八仙”中的韩湘子为韩愈后辈，甚至将广济桥也改称湘子桥。
告别美丽的韩江，我在市区盘桓。在那条又与韩愈有关的昌黎路上，坐落着潮州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前面，一座刻有“昌黎旧治”的石牌坊格外引人注目。据说以往潮州的石牌坊如林，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都拆除了，唯独保留了这座与韩愈有关的石牌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深情又一次得到了印证。此时我想：韩愈仅治理潮州八个月，就赢得如此好的口碑，深受潮州人民的拥戴和缅怀。联想如今有些官员信誓旦旦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倘能从韩愈那里得到一点启示，做个好官也是不难的。当然韩愈虽然功不可没，但毕竟时间较短，作为毕竟有限。对此潮州人民未必不知，然而他们却独具慧眼，看重先贤的精神财富，大肆渲染，世代发扬光大，终使后人受用无穷。
春临贤令山
风和日丽，草长莺飞。我乘一缕春风来到贤令山。摆脱了城市的喧嚣，告别了冬天的禁锢，沐浴着明媚的春光，欣赏着秀丽的山色，我真想和年轻人一样大吼几声，或是猛跑一阵。但我终于没有这样做，我怕唐突了贤令山的主人——韩愈老夫子。
贤令山乃广东阳山境内一座小山，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韩昌黎的韩愈何以与之有关？原来阳山也是韩愈人生之旅的一个驿站。那是唐贞元十九年，京畿大旱，当时刚刚擢升监察御史的韩愈出于对灾民的同情，上奏了《论天旱人饥状》，建议减免赋税，并揭露了京兆尹李实聚敛进奉、谎报灾情的罪行。结果为幸臣所谗，被贬为阳山令。后来阳山人民为了缅怀韩愈，便将县城附近的牧民山改称为贤令山。
眼前的贤令山山路蜿蜒崎岖，林木葱茏幽深，几疑山穷水尽，却又峰回路转。树影憧憧处，似有人在踽踽独行，步履蹒跚而沉重，那是昌黎先生的身影么？古代的岭南乃“蛮荒”之地，而阳山更是“天下之穷处”，虎豹出没，人迹罕见，“县无居民”。从繁华的京城贬至偏僻的山乡，对韩愈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虽然他是一位先贤，但何尝没有常人的感情？面对如此糟糕的处境，怎么能够无动于衷？这在他的名篇《进学解》中，便不难找到印证：“暂为御史，遂窜南夷……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懑和无奈。
客观地讲，韩愈的不满，主要是针对颠倒黑白和倒行逆施的当权者，而并不是嫌弃这里是穷乡僻壤。“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他一到阳山，便被这里秀丽的山水所吸引。不但捷足先登，饱览了连江三峡的水光山色，对与县城近在咫尺的牧民山更是情有独钟。
我在贤令山上盘桓，寻觅着韩愈当年的足迹。山麓的游息洞，深邃而幽静，淙淙泉水穿洞而流。韩愈在这里留下了题咏：“所乐非吾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里，浅酌一泓清。”不过石壁的诗刻已经漫漶不清了。山背有“鸢飞鱼跃”的摩崖石刻，但并非韩愈真迹，而是按清代潘元春的临摹而镌刻。而韩文公读书台，显然建造的年份不会太长。正当我有点彷徨之际，山难峭壁上“千岩表”三个斗大的字跳入我的眼帘，落款为草书的“退之”（韩愈的字）二字，严谨清晰。我不但为能见到韩愈手迹的石刻而感到兴奋，而且能为找到一个可以反映昌黎先生精神的载体而万分感动。
“山是千岩表，人是百世师。”韩愈来到阳山，不但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技术，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面貌，而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设法倡学兴教，吸引阳山及周边的青年远道前来学习，培养出一批文化人才，为传播中原文化、改变阳山文化落后的面貌作出了贡献。我久久地凝视着“千岩表”的摩崖石刻，不禁对这位时隔千余年的一代宗师肃然起敬。
面对“千岩表”的摩崖石刻，我也意识到，韩愈的社会角色不只是一个文人，他还是一名官吏。一般来说，封建时代的官吏与人民是对立的。但其中也有少数人，他们遵循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安身立命原则，也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甚至可冒遭贬、丢官、杀头的风险。其最终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客观上也为民办了一些好事，也许可以用“贤臣”、“清官”来称呼他们吧？纵观韩愈在阳山，后来在潮州乃至整个为官生涯，无愧于是他们之中的表率。
登上贤令山巅，我重新对她进行审视。春之贤令山，艳冶而如笑：红花彩蝶斑斓的色彩是她的笑靥，黄鹂乳燕婉转的呢喃是她的笑声，淡雾轻烟柔曼的舞姿和着她笑的韵律，青枝绿叶凝聚的雾珠是她笑出的泪水……转而眺望阳城，更是今非昔比。那鳞次栉比的楼房，纵横交错的街道，郁郁葱葱的树木，欣欣向荣的景象，昭示着所谓“蛮荒”已是历史！我忽然想，倘若昌黎先生真能旧地重游，不知又会有何感慨？
邂逅柳柳州
春夏之交，我来到广西工业重镇柳州。准确地讲，我是路过柳州。因为我只是在这里中转，仅能逗留数小时。等车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我在车站前的广场徘徊，来到一块公共汽车站牌前，站牌上“柳侯公园”四个字倏地映入眼帘。于是便有了我穿越时空与柳柳州的一次邂逅。
原以为柳侯公园是一处幽静的场所，谁知这里和一般的公园也没有什么不同，充斥着各种娱乐设施，似乎将柳侯祠挤得偏居一隅了。公园里的热闹景象是反衬当年的冷清吗？
为纪念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而建的柳侯祠，是一幢三进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呈长条状。房屋依地势构筑，显得后高前低，但每进之间都有回廊相连。祠内布置简单，气氛也还宁静。我来到正殿，向祠主表达了酝酿已久的敬意和问候。在祠主的塑像两旁，还有韩愈和刘禹锡的塑像相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韩愈和祠主一道推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刘禹锡与祠主更是莫逆之交。只是许多唐代文学家的塑像也分列回廊，像是天堂里的聚会。如此盛况空前是反衬当年的凄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