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和谐信息生态环境研究概述(2)

（三）和谐信息生态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和谐信息生态环境的构建既是社会和谐的必要组成，更是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只有包括信息生态环境和谐在内的全面和谐，才谈得上社会的真正和谐与进步，人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建和谐信息生态环境也是党和国家对和谐社会的诉求的题中应有之意。“信息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是在自然环境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受人类支配的生态环境，它体现了自然、社会、科学技术间的交互作用。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强，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这就强调了信息技术的不合理利用对信息环境的不利影响，指出了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突出了信息人在信息社会中的主体作用。可见，信息社会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它强调和突出人的主体价值。由此看来，从效益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是人们的共识和普遍追求。信息人是信息生态系统的主体，人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利用能动地改变着自己，改变着信息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现代信息社会以信息的收集、开发、传播、利用为主要特征，它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5】。

目前，国际、国内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既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有信息生态方面的症结。例如，在当今信息社会，许多经济差距在某种程度上都直接导源于信息差异。因此，构建和谐的信息生态环境，有助于缩小信息鸿沟，从而成为解决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再如，“信息生态平衡决定和谐政治的取向，有助于政治结构合理化、政府能力高效化、政治文化民主化。信息生态与和谐政治相互依赖、相互制衡。信息生态越不平衡，政治也越不和谐；信息生态越接近平衡状态，政治也越接近和谐状态。在信息生态最失衡和政治最不和谐点，也就是政治最混乱阶段，信息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它可以通过系统内的反馈机制、抵抗力和恢复力等来调节系统自身的状态，并在政治的推动作用下不断更新、发展，反过来促进政治的和谐化；在信息生态平衡点和政治同时达到和谐点的时候，信息生态作为和谐政治发展的外在动因已经失去作用力。而和谐政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发展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这种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是和谐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信息生态与和谐政治相互依赖、相互制衡，是一种共生关系，共同推动人类社会持续、有序、健康地向前发展”【16】。

显见，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挑战都与信息生态环境具有这样那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加强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是由社会信息生态环境和社会物理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信息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生态的平衡就是信息人与信息生态环境高度适应，其本质就是社会活动主体与社会信息环境的和谐，是和谐社会中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内容”【17】。没有信息生态环境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将失去其基本根基。

综上，和谐信息生态的研究既取决于信息学内部发展的逻辑，也与整个社会高度发展、人民迫切期待社会环境和谐的外部驱动有关。

第二节 国内外信息生态学研究的现状及其评价

信息生态学是在信息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而在我国则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明确将信息学生态学纳入研究的视野。屈指而数，从世界角度上说，信息生态学至今只有50年的历程，而中国的信息生态学研究则只有20个春秋。尽管如此，国内外的信息生态学研究仍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国内外信息生态学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信息生态学在国外的50年发展历程中，大致经历了两个大阶段【18】。

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期，这是信息生态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堪称步履蹒跚，集中表现在：截至80年代晚期，信息生态学还没有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形成独立的理论模式和理论框架。相反，从生态学、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乃至文化哲学等学科借鉴思想资源以生成信息生态学的灵感成为学者们从事研究的不二法门。甚至，从事信息生态学研究的学者直接源自上述学科的阵营，这其中，又以来自传播学的学者对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成就相对突出。基本上，这一阶段尚没有出现“信息生态学”学家或学者，而只有其他学科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野的信息生态问题的研究。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形成信息生态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信息生态学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在其他学科学者对信息生态问题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出现了独立和专门从信息生态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从而也直接推动了信息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其中有三大方面的内容值得一提：

1.对信息生态学的本体认知

在这方面，T.H.Davenport和L.Prusak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Information Ecology： Maste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nvironment，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对信息生态学的学科概念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定义：“信息生态学是指对组织内部信息利用方式产生影响的各个复杂问题采取整体的观点，显示在许多不同现象的相互作用时必须利用系统观来分析问题。”【19】这一定义从内容主体和方法论原则两方面，对信息生态学作出了首次明确的界定，为于兹而还的后续研究指出了方向。尽管，这一定义强调“组织内部”的视野限定，导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限制了研究者从“社会”这一更为宏大的文本来思考信息生态学的本质。

而B.A.Nardi和O'Day在其合作的专著Information ecologies： Using technology with heart中似乎意识到上述定义的视野局限，并将信息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为：“是有关人及其周围环境关系的研究，重点考察局部环境中信息技术与人之间的诸种复杂关系。”【20】诚所谓“高度决定视野”！在这一定义的规训下，信息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也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学科地盘，而学科地盘的扩大，则直接导致了研究取向和思想聚焦的相应性改变。

2.关于信息生态系统的失调问题

Rafael Capurro等人系统分析了信息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进而分析现实中信息生态失衡的具体表现、成因及其控制路径【21】。我们相信，Rafael Capurro等人的成就是信息生态学研究的重大路径转向，也为此后的研究指明了层面和范围。基本上，讨论信息生态系统的失调问题，以及在此基础分析信息生态系统的失调的原因，并寻找相应性的解决的对策，成为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甚至，几乎所有的信息生态学研究都离不开信息生态的失衡现象——原因分析——对策建议，似可戏称为“三部曲”式的研究模式。

3.关于信息生态系统结构模型的建构问题

美国学者Karen S.Baker【22】指出，信息生态学研究可以完全在数理科学思维的规范下进行。信息生态学的一些主要的基本概念及其框架都能够而且必须以数据的形式存现，从而，全部概念系统可以结构为以“创造知识和信息流”为一般内容的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自足系统。

Joseph Martin【23】秉承了达文波特（Thomas H.Davenport）等人的认识成果，提出通过国际信息系统审计标准（COBIT）技术，生成一个具有循环和调节功能因而也具有监控机制的信息生态系统，而国际信息系统审计标准将能够帮助人们观察到信息组织中各个变量的实时的细微变化，从而为人为干预系统、避免导致信息生态的失衡提供技术支持。美国女性研究者Danah Boyd【24】在Joseph Martin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从信息网络的中立性、数字版权的合理管理及移动通信WAP业务三个方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传媒进行干预，并分析干预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路径。这既是对Joseph Martin观点的深化，也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上，讨论了维持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可行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亦不乏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对于信息生态学的研究，其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信息生态系统”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生态学（以信息生态系统为核心）的一些基本概念、概念模型、基于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体系框架，并进而分析了信息生态学的宏观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旨趣。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信息生态学研究的本质，是西方“科学”思维从下定义、给范畴，从而进行逻辑推导并最终建立理论体系的研究模式在信息生态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和具体落实。此外，以上述Danah Boyd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外国学者还习惯于在“实证”的水平上，就信息生态学的某个（某些）具体而微的个别问题，展开具有现实操作价值的个案分析。总之，国外的研究，其全部思路和学理建构取向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西方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对信息生态学的研究，起步于对“信息圈”概念的考察。信息之“圈”，本质上就是要从系统的角度研究信息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学者无疑一开始就抓住了信息生态学研究的根本命脉，从而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1.国内信息生态学研究简史

“信息圈”的概念是美国学者托夫勒于1980年提出的。无独有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1983年前后，也提到了“信息圈”的概念。可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我国学者迈出了对信息生态学作理性思考的关键性一步，堪称启迪来哲而导夫先路。嗣后，生态学家张新时院士在“信息圈”概念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信息生态学”的概念并讨论了它的内涵。张院士指出：“信息生态学不仅具有信息科学的高科技与信息理论的优势，而且继承和发展了生态学的传统理论，强调对人类、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生存有关的问题的综合分析研究、模拟与预测，并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与反馈作用。”【25】这一认识表明，张院士更为强调和重视信息技术及综合分析问题的生态学方法。从信息技术的角度说，他更为看重技术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型建构功能；从综合分析问题的生态学方法来说，他则更为看重从系统和全面的角度（而不是微观分析的角度）看待问题。后者本质上隐含着对西方原子主义分析方法的质疑和不满。应该说，他以生态系统为对象的致思路径切中信息生态学研究的要害，显示了他深厚的学养。但是，他的生态学研究主要局限于自然或社会的生态系统和领域，基本没有涉及“信息”的生态问题。

然而，鉴于生态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在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人类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就，借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在此背景下，“信息生态学”的诞生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势。

陈曙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发表了《信息生态的失调与平衡》【26】《信息生态失调的剖析》【27】《信息生态研究》【28】三篇论文，是我国国内学者有意从“信息生态学”的视角讨论信息、人与信息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先响，也标志着此前的“生态圈”“自然生态”等概念的探讨，最终落实到了信息生态领域。值得一提的是，陈曙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面向：首先，是对信息生态失衡现象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超载、信息垄断、信息侵犯、信息污染和信息综合准等诸多方面；其次，分析了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最后，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而这三大方面，也就是上文指出的“三部曲”式的研究，从中也可看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学者的影响。

可以认为，陈曙是我国信息生态学研究的先行者，后人对信息生态的研究大多以他的相关论述为准式。截至2015年7月23日，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可检索到589篇题名中明确包含“信息生态”字样的论文。而由陈曙开创的分析信息生态失衡的现象、探讨失衡的具体原因，并最终提出解决之道的三部曲式的研究模式，也在很大程度规定了我国自此厥后的信息生态学研究路向。

从著作来看，卢剑波、杨京平的《信息生态学》【29】系统阐述了信息生态学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而早在1996年岳剑波出版的专著《信息环境论》【30】和2003年蒋录全出版的专著《信息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31】也都做着同样的努力。事实上，蒋著也是迄今国内唯一一部较系统阐述企业信息生态问题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