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意义
尽管宋代的典籍材料比较丰富，但也存在缺陷——两宋之际的典籍材料较为缺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既有战争的破坏，也有南宋士人不愿提及或记载丧权辱国的痛楚。《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撰拟年代大致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至建炎二年（1129年）之间，恰可弥补这一时间段资料的不足。
传世的宋代典籍资料关注的重点是上层社会的活动，对基层社会的情况则很少涉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为两宋之际西北地区鄜延路的军政档案，无疑为研究宋代基层军事体制的运行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以鄜延路第七将为中心展开的，文书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诸多问题，对于研究北宋后期军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典籍材料中关于宋代将兵法的材料异常丰富，这对我们全面了解宋代将兵法的总体情况提供了可能，但典籍材料关于宋代将兵法的描述是粗线条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109页文书，绝大多数是第七将文书，目前尚未发现有如此丰富的材料集中到宋代地方上的某一个“将”，这为细致地解析两宋之际“将兵法”在陕西的实施情况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
陕西在北宋时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始自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尤其是唐末五代，党项族崛起于西北，逐渐占领银、夏、宥、盐等五州之地。公元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正式登基，建立大夏国。西夏的兴起，给北宋王朝西北边境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宋仁宗时期，元昊以鄜延路为突破口对北宋先后发起三川口、好水川和定边砦之战，均取得胜利，这给北宋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带来巨大的挑战。为应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庆历元年（1041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五年（1072年），又增入熙河路，陕西五路统一归永兴军路（治所在今西安市）管辖。在黑水城地区发现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就是陕西五路之一 ——鄜延路基层军将文书。这批宋代出土文献对于研究两宋之际西北地区政治、军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书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招收溃散兵员文书、军粮诉讼文书、德靖寨文书及军用物资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对文书中涉及的宋代文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般而言，学术创新主要包括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出土文献资料，即属于新材料范畴。“敦煌学”经过百年的探索，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它为出土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借鉴。无论是文书的识读、断代、定名，还是文书史料价值的探讨，都可以直接为研究宋代出土文献所用。利用新材料和既有的研究手段，同时佐以丰富的传世典籍材料，必将把宋史研究推向更深层次。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政治原因，黑水城文献未公布以前，其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原苏联、日本两个国家。1957年，原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就开始全面地整理研究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书，此项目由孟列夫教授主持。1984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孟列夫的《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一书，对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其中包含有对宋代文献的概括介绍。此书1994年由王克孝汉译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出版。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近藤一成对这批文献中的“诉讼”文书作了校勘和注释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李伟国、白滨先生利用到俄罗斯整理出版黑水城文献的机会，首先接触到这批宋代文献。1992年，李伟国先生发表《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之一）》一文，最先在国内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进行了介绍，充分肯定了其价值。随后，白滨先生发表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述要》一文，对这批黑水城宋代文献进行系统介绍。《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出版以后，白先生又发表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一文，对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内容、性质、价值等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以上国内学者的著述还只是停留在介绍层面，尚未开展实质性研究。《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刊布以后，业师孙继民利用这批珍贵的宋代文献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极大地推动了黑水城宋代文献研究。不仅如此，孙先生还指导张春兰、陈瑞青、陈艳等研究生将俄藏《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为选题，著者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所见文书制度初探》、张春兰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相关文书研究》和陈艳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保安军金汤城文书诸问题研究》均得以顺利完成，并受到学术界好评。在孙先生的带动下，一大批年轻学者如冯金忠、高楠、张春兰、杜立晖、魏琳、陈艳、倪彬、许会玲等积极投身黑水城宋代文献的研究与开掘，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在取得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孙先生发表了《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命名》一文，最早在学术界提出用“黑城文献研究”或“黑城学”来概括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此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如此，宋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开始逐渐注意利用这批资料，如杨倩描、汪圣铎、朱德军等先后利用这批文献发表了学术论文，将黑水城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研究逐渐引向深入。2009年，业师孙继民《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出版，该书借鉴了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叙录》及近藤一成《〈俄藏黑水城文献〉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裁判案件释注稿（一）、（二）》等学术成果，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进行了系统的校注、题解、定名，为学术界直接利用这批珍贵的宋代文献，提供了方便。下面将目前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梳理。
（一）关于统制司文书研究
业师孙继民《关于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军事文书的考释》一文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的形成时间、撰拟主体、文书性质及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著者《黑水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一文，对“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组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这组文书反映了宋代统制司的设置、宋代出战军队的拣选及北宋末年西北地区与西夏的关系。杨倩描《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的“背嵬”》一文，对“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92页文书进行了考证，杨倩描认为这页文书中证明了北宋末年，在西北宋军的建制中已经有了“背嵬队”。这种“背嵬队”的性质与南宋的“背嵬军”基本相同，修正了以前史学界认为“背嵬军”创立于南宋初年的认识。
（二）“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文书研究
张春兰先后发表《宋靖康二年某路经略安抚司牒为施行赦书事考释》《俄藏黑水城出土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相关文书考释》《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所见“西军”溃散兵员问题探析》《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之宋代勤王西军统帅部》等文，深入探讨了两宋之际范致虚组织的西北“勤王”部队的番号、存续时间及对溃散兵员的处置等问题。著者《从〈勾集劄〉看入援西军的命运》一文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第63页原题为《靖康二年四月十八日付第七将劄》进行了考证，认为该文书反映了两宋之交，陕西军队在入援勤王过程中各种势力的消长。
（三）德靖寨文书研究
张春兰、陈瑞青《宋建炎二年（1128年）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考释》一文，指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69页文书中的“制置、经略、待制”为陕西制置使王庶，并进一步探讨了王庶在延安府失守后招收延安府溃散官兵的御敌措施。业师孙继民《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宋高宗建炎二年王庶被拘事件》一文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对这组反映曲端拘禁王庶事件有关的文书进行了考证，并研究了王庶离开曲端大营之后的行走路线和采取的防卫措施。同时，孙先生《黑水城宋代文献小胡等族文书考释》一文，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两页“小胡等族”文书进行了考释，指出其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料价值，即提供了有关宋代小胡族地区分布的佐证资料、小胡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具体资料、有关癿名族地区分布的确证资料和小胡族兵员构成的直接资料。著者《关于一件黑水城宋代军政文献的考释》一文对第102页文书中的关键词语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考释，认为此文书对于反映陕西抗金战场宋军内部矛盾及军将势力发展等史实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宋代文书学研究上也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四）军粮诉讼文书研究
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先生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第11页、46页、17页、57页、71页、31页、35页、29页、59页、106页、78页、89页、67页、51页、45页、15页、48页、76页、77页和27页文书进行了校勘、解说、训读、试译和注释。朱德军《宋代西北边境弓箭手供给问题的历史考察——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为中心》一文利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系列文书，对宋代弓箭手的供给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平时弓箭手虽“悉无衣廪”，但在“上番”“恩赏” “募选”之时，可以支取“口食” “衣赐”，国家对此进行严格的管理，“程式化”是它突出的特点。但该文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文书材料与典籍材料结合不紧密，对典籍材料中尤其《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弓箭手口食待遇的材料未能充分利用，因而得出北宋末年弓箭手供给完全由政府提供的错误结论。倪彬《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妇人阿罗等状初探》一文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第91页文书进行了考证，认为该文书涉及兵士家属上书请求代领士兵衣赐的问题，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文书的收文机关为第七将，指出了文书的性质属于庶民上书，并结合其他文献考察了文书反映的宋代兵士衣赐制度和北宋末陕西军事形势。杜立晖《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宋代“交旁”考》一文探讨了作为宋代军队士兵用于领取口粮的票据——交旁的内容、性质及其与会子的关系。汪圣铎、冯红《旁：宋代的一种官文书》一文认为宋代的“旁”是宋代的一种官文书，常见的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吏军兵领取俸禄的请给旁，或称文旁、交旁，或简称旁，是由粮料院或勘给务发给官吏军兵的俸禄领取凭证，上面注明了领取俸禄的仓库、种类、数量，领取俸禄时交给仓库，供其审验和记账，通常这些旁要存档备查，以防止俸禄发放过程中的舞弊现象。另一类旁则是完税凭证，称为钞旁，是百姓纳税时，官府发给的完税凭证。魏琳在《关于几件俄藏黑水城宋代文书的拼合》一文中，缀合了3件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分别是：第37页与第23页文书；第45页、15页、95页、48页与第80页文书；第109页与第55页文书。陈艳在其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保安军金汤城文书诸问题研究》中，对魏琳的缀合文书进行了验证，并通过对这几页文书内容的分析，以及与《庆元条法事类》中“状”与“牒”的比较，确定五页文书内容相关，文体一致都为“状”，且行文主体都为金汤城。同时，陈艳还就文书所见的“会子”“交旁”与请粮程序进行了探讨。认为“寄仓会子”之“寄仓”不是一个具体的仓名，它体现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状态下的委托授受关系，“寄仓会子”即是指保安军授权给金汤城军仓发放的代替粮食的凭证，而这个由军仓发放的代替粮食的会子还可以从军仓中支出粮食或籴本。同时指出文书中的“会子”即指“寄仓会子”。“白会子”可能是通行的，把“白会子”替代钱粮发放给士兵后，士兵用它可以在军队所到之处的任何军仓都可以支取出钱粮。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先生认为“交旁”指支付工钱时使用的文书，递给接收者的类似钞历的东西，杜立晖则认为“交旁”是军队的请粮券，陈艳通过对相关文书的内容分析认为“交旁”是士兵的补助。蕃兵在参加军事行动是会发放补贴交旁，先是粮料院管理人员要核对士兵应发补贴的数目、类别等内容，然后开出相关凭证即交旁，发给蕃兵。蕃兵用交旁可以在所到之处的军仓支取出钱粮，用交旁请粮时，军仓管理人员会根据“交旁”开出“请给历”，并把“交旁”收回，密封登记，以待备查。领用人用请给历到军仓中提取财物时，管理人员根据正勾省帖中的内容与“请给历”相核对，核实无误，便在正勾省帖及“请给历”中批注领受日期，并拆开原封凭证“交旁”，对照如数支给。并且管理人员会当面把正勾省帖中请粮者的姓名、人数勾划掉，把请过粮的交旁用朱笔勾画表示废弃不可以再用，并把交旁与正勾省帖按月份粘贴在一起。
（五）荫补、犒赏文书研究
孙继民《黑水城所出宋赵德诚家状试释》一文对黑水城所出宋代赵德诚家状的录文进行了补正，分析了赵德诚家状的性质，并进一步对宋代家状的形式进行了探讨。《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一文对宋徽宗时期赵德诚拟补承节郎的文书进行了研究，认为这页文书反映了宋徽宗政和年间荫补制度的特点和宋代荫补官员的一般拟官过程；反映了门下省有关拟补承节郎的审批程序，证实史籍所载门下省对尚书省报送公文的审批程序确实存在并被严格执行；同时还反映了宋徽宗时期政和年间公文运转流程的特点，即权臣蔡京“总治三省”凌驾于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之上，作为“公相”而列名于尚书省和门下省之前的历史事实。高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4页《建炎元年七月兵士张德状》进行了考证，认为宋代归宗改姓问题并不是家族内部小事，而是和当时科举制度紧密联系的国家大事。并分别对女性归宗改姓和男性归宗改姓问题作了深入分析。著者《从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看北宋收复燕山府之役》一文，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87页《第六将队第七副将下属仕千申状》的撰拟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加以考订，从侧面论述了北宋在收复燕山府的过程中存在严重战略错误。
（六）伪齐阜昌年号文书研究
业师孙继民《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文书解读》一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的两件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文书进行了解读，并对两宋之际管型火器之外的抛射型火器手炮的发展问题作了探讨。冯金忠《新刊黑水城阜昌三年文书所见伪齐职官制度》一文利用俄藏编号为инв.No.709和为инв.No.2559的两页带有“阜昌三年”年号的文书进行了考订，尤其对文书中涉及的职官进行了考订，认为刘豫伪齐官制主要袭用北宋后期之制，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损益，甚至还远采唐制。
（七）文书制度研究
孙继民、陈瑞青《试释几件俄藏黑水城文献宋鄜延路公文草稿》一文，对“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有四页首行为“检”或“捡”字的文书，进行了研究，认定其为宋代公文草稿，并指出这四页文书对于研究宋代的公文制度，特别是军事文书制度极有价值。著者《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公文的贴黄制度》一文，利用“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宋代公文贴黄制度的渊源、贴黄的类型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杨倩描先生利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第16页文书《鄜延路经略使薛某奏状》，对北宋末年陕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任职情况进行了考察，修正了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以及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两书的错漏。
除了上述论文外，还有两篇总体论述黑水城宋代文献价值的文章。杨倩描先生《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鄜延路为中心》一文，对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了总体研究，指出黑水城宋代文献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邢铁先生《准确把握黑水城文书的史料价值》一文认为宋代与以往朝代相比，正史典志齐全、文集笔记也陡然增多，在宋史研究中并不缺乏史料，所缺少的只是文书实物种类。黑水城宋代文书所涉及的鄜延路处于西北地区，北宋对鄜延路的控制较为松弛，有些政令执行起来不如中原地区正规，灵活变通比较多，不能看到文书中有而正史中没有就认为是记载脱漏，甚至把文书中的灵活变通的非正规形式认定为原来的制度，把边远地区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随意推广放大。在利用黑水城文献时，要避免出现猎奇求新、运思过度、夸大拔高的偏向，力争准确地判断和把握其史料价值。
学术界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对这批文献的性质及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首先，这批宋代文献仍需进一步整理。出土文献研究是以完整、真实的文本为基础的。《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在多年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吸收国内外学术成果，形成一个较好的校录本，为学术界积极利用这批珍贵的宋代文献提供了平台，但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如该书对仓司诉讼文书进行了缀合，其中一件由16页文书拼合而成，但这件文书的连缀顺序并不合理，仍需重新审视。同时，文书录文及定名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其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以单篇研究文论面目出现，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单篇文书的考证，虽有些研究论文试图有所突破，但仍没有脱离研究对象分散的窠臼。再次，以往研究成果成果虽然对文书中涉及的问题有所考订，但总体而言，与传统典籍材料结合不紧密，就文书谈文书，往往将研究的问题简单化，极大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复次，尽管目前宋史学界有的学者已经出现利用这批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迹象，但参与的学者十分有限，利用的材料也仅限于“交旁”和弓箭手供给等问题，这批文献在宋史学界的利用率并不高。最后，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成果并不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取得的，有的仅仅截取文书中的某些片段进行研究，因此难免存在片面性。综上所述，对这批文献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20世纪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及黑城文献的发现，为新时代学术进步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同时也促使传统学术向近代转型。20世纪初，一大批国学大师开始采用新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材料相互印证，开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在诸多学者中以王国维最具代表性，其在古史研究中自觉将传世文献与现代考古学最新成果结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不仅如此，王国维还对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治学方法之一，这一研究方法提高了出土文献的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使其与传统典籍材料等量齐观。但20世纪早期，学者对于出土文献均当作“材料”使用，只局限于“研究”层面，并未建立起对出土文献整理的科学范式。出土文献整理模式是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为例，1961年9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了《敦煌资料》第一辑，这是对出土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公布的一次有益尝试。《敦煌资料》大致包括文书定名与录文两项内容。《敦煌资料》的最大缺陷在于打乱文书原有编号，按照文书内容分类，同一类文书中按照时间先后排列，这样学者在使用这批资料时无法判断文书原始状态，同时该书没有配发文书图版，又缺乏对文书的必要介绍，因此学者在阅读时颇为不便。20世纪70年代，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结合以往整理出土文献的经验及吐鲁番文书的特殊情况，创立了一整套整理出土文献的范式。这一范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以往完全按照编年或文书内容进行分类的体例，而是改用以墓葬为单位，按照墓葬先后年代顺序编排。同一墓葬出土文书，按照先收录衣物疏，其他文书按年代先后排列，同时将无纪年的文书置于有纪年文书之后。官文书在前，私文书在后，古籍抄本置于最后。在文书整理方面，唐先生也有独到之处，对于文书的录文，完全忠于文书文本，对文书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及别体字采用现代通用繁体字录入，对同音假借字、旁注本字及武周新字照录；对文书的缺文、缺字等均以专用符号表示，对于残体字可识读者，文字加框，不可识读者，则视为缺字，残存半边者，照描。同时唐先生还对吐鲁番文书中的残片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拼合，并用缀合符将文书残片进行区分。在对文书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唐先生还对文书进行了断代和定名。尽管由于条件限制，《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没有配发图版，但经过唐先生严谨细致的整理，文书录文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文书原貌，在学术界树立了出土文献整理的标杆，因此受到学界一致认可。随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大体遵循唐先生创立的模式，并进一步推出校录本、图录本等新的整理形式。
敦煌学的研究起步要早于西夏学，构成西夏学主体文献的黑水城文献在文献整理方面大体借鉴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形式。文献整理大致分为文书录文、标点、缀合、断代、定名、校订及题解几部分。文书录文是出土文献整理的第一步，在这个环节需要贯彻忠于文本的原则，即尽量呈现文书原貌，对文书中出现的错字、别字、俗体字要按照文书图版照录，同时需在校记中说明。文书录文看似简单，但要做到准确无误则需要下死功夫、啃硬骨头，这是因为在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些文书由于时代久远字迹模糊，文字不易识读，一些文书则是用草书写成，文字识读较为困难，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23页文书字迹潦草，《附录·叙录》作者将“路洵”误读为“河间”，对于这类文书识读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查阅相关工具书对文书中的文字加以辨认；一是通过其他相关文书进行对校。文书录文的准确与否是直接关系文书研究的成败，如果文书录文出现错误或纰漏，在研究部分将造成“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严重后果。文书的标点一般是通过语感进行初步点断，同时还要参考相关典籍材料，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98页文书，涉及北宋末年陕西五路勤王指挥机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的相关史实，《附录·叙录》原作“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及”，直接在这一机构名称中点断，显然是错误的。由此，文书的标点工作必须熟知文书所在时代的相关历史知识，如果标点出现错误，将使研究步入歧途。文书的缀合是更加考验整理者水平和学识的一项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出土文书并非都是完整的文献，有的文书自然风化为多个碎片，有的则是由于人为原因将整页文书裁剪为数段，在文书整理过程中，要将这些列为数段的文书进行拼合连缀，以还原文书原貌。文书的缀合环节，一定要做到缀合理由充分，如果理由不充分的话，将原本不属于一件的多页文书进行缀合，不但不能反映文书原貌，反而打乱和破坏了文书原有状态，这样不仅会使整理工作徒劳无益，也会影响到文书价值的开掘。一般情况下，文书连缀的依据是纸张是否统一、笔迹是否一致、行距是否规律、内容是否连贯、时代是否接近、撰拟机构是否同一，只有以上条件完备，我们对于文书连缀的才能成立。文书的断代是针对那些无明确纪年文书而言，这类文书多数属于残文书。文书断代依据主要是通过考古报告推定文书写作的大致年代，再通过考察文书中的出现的重要人物、事件、职官、机构、地名等予以确认，有的文书则可以通过与内容相关文书进行比照确定。文书断代主要是通过考据学的手段进行确认，如《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第1页右半页出现“鄜延路经略使薛”这一人物，首先通过工具书确定此人为薛嗣昌，再通过典籍材料确定其任鄜延路经略使的时间大致是在宣和五年十月至宣和六年十二月之间，文书形成的时代大致是在此时间范围内。同时，著者将第1页文书和第16页文书进行了连缀，第16页文书中出现“廉访使者”这一职官，通过查阅相关典籍材料，“廉访使者”的时间是政和六年（1116年）七月辛酉到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甲申之间，因此通过上述考证，这件文书形成于宣和末年应当没有疑问。文书的定名是在对文书进行通盘考察之后所做的一项综合性工作，定名的要素包括写作年代、撰拟机构（含个人）、呈送对象、文书文体和内容梗概。前面已经提到文书的断代，在此不再赘述。确定文书撰拟机构就是确定文书的写作单位或写作者，这一环节主要通过考察文书抬头、文书落款、文书中的重点词语、分析文书内容加以确认。文书的抬头是确认文书撰拟机构的第一步，一般而言，文书抬头反映的是呈送对象，但有时也反映文书的撰拟机构，如第36页文书的抬头是“策应环庆路军马牒第七将”，这个抬头既有文书撰拟机构，也有文书呈送对象，同时还反映了文书文体。有的文书抬头则直接反映文书撰拟机构，如第64页文书抬头是“□延路第七副将”，落款是“靖康二年四月 日忠翊郎权知通庆城权第七副将潘 通”。由此可知，宋代文书抬头有时省略呈送对象，直接书写撰拟机构。文书落款是反映文书撰拟机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如第92页文书落款“正月 初五日统制司吴湛”，就此可以认定其撰拟机构为统制司。对于无落款文书，则需要通过考察文书中出现的重点词语和分析文书内容等手段加以认定，如第69页文书前半部分引用经略使衙劄子，其中有“劄付德靖寨”字样，而后半部分文字又出现“本寨”，因此这页文书的撰拟机构应当是德靖寨。关于文书呈送对象的确认，一般通过考察文书抬头、文书结尾等方法确认。前面已经叙述过文书抬头反映文书呈送对象的情况，在此不赘。下面分析一下文书结尾反映呈送对象的情况，文书撰拟者一般在叙述完请求后，会在结尾处指明呈报对象，如第14页文书是德靖寨给第七将的状文，文书结尾处点明“右谨具申第七将”，可知此文书的呈报对象是“第七将”。关于文书主体事项的概括则是通过分析文书层次得来的，对于文书主体内容的提炼应当尽量运用文书中的词语，不能臆断或随意使用现代词语。文书的文体一般在行文中有所体现，《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有些文书出现“劄付”“状申”“谨牒”等词语，是判断文书文体的重要依据。文书的定名是对文书主要构成要件的高度概括，在给文书定名时应当使文书定名符合古代的文书制度。文书的题解部分一般是对文书总体情况的介绍，包括文书的纸张、墨色、行字、尺寸、编号、研究现状等，以便于研究者利用。
出土文献研究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利用典籍材料所进行的研究，传统利用典籍材料所进行的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典籍材料作为所论证问题的“证据”出现，而出土文献研究则是以“文书”作为中心进行论证，主要是将文书的史料价值进行分析和研究。但两者并不矛盾，这是因为有的学者直接以文书作为史料论证“问题”，有的学者虽以“文书”作为整理和研究对象，也必然使用典籍材料进行佐证。文书中反映的“问题”，是文献研究者所要论证的重点，要做到深入挖掘文书的史料价值，必须将文书与典籍材料紧密结合起来，即带着“问题”进行文书研究，运用典籍材料证明文书的文本价值。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深入挖掘文书文本价值；如果脱离典籍材料，在文书价值的论证过程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出土文献材料与传统典籍材料之间的关系是相关支撑、相互依存的。
在文书研究形式上，著者将其归纳为建构式和解构式两种。建构式研究一般是文书的初次研究，这种研究既包括对文书的录文、断代、定名等整理环节，也包括对文书意义的挖掘。解构式研究一般用于对文书的再研究，这种研究一般是通过对文书文本进行重新审视的途径实现，这种审视包括对文书错误录文的纠正、对文书语句重新点断、对未识读文字进行辨识，对多页文书重新拼合等方式。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文书的价值也就会出现新意。
在研究方法上，文书研究著者将其概括为四种：一种是互证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重点挖掘文书的证史价值。如关于两宋之际陕西五路勤王兵马的指挥机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只在周必大的文集中出现过一次，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有5页文书涉及这一机构，这5页文书证实了“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在这一时间段内确实存在，为进一步研究该机构的存续时间、兵员构成及在两宋之际的活动状况提供了可能。一种是补充式研究方法，此方法重点挖掘文书的补史价值。如第92页文书中出现的“背嵬队”是将领的亲兵卫队，文书的撰拟时间是宣和七年正月，比典籍材料中“背嵬队”出现在南宋初年的记载要早。又如第39页文书中出现了“河北、河东沿边宣抚使司”这一机构，文书中提供了这一机构参与陕西南宋初年招收溃散兵员的新材料。一种是阐发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文书为切入点，利用文书中涉及的问题“激活”学术界研究尚不充分的课题。这种研究方法虽以文书作为研究对象，但大量运用典籍材料加以论证，将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最后再反观文书在所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如第20页文书是弓箭手孟遇等向第七将将领申请差破白直人兵的申状，以往学术界对宋代“白直”的状况只做过简单介绍，没有系统研究的论著，著者以文书为契机，利用大量典籍材料对宋代白直人的身份以及服役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同时点明文书所载的白直人兵是军队中与弓箭手马军配合作战的战辅人员。一种是引用式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一般不将文书作为研究对象，而只是作为材料使用。上述四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文书材料与典籍材料之间关系的问题。补充式研究方法是在典籍材料记载不足的情况下，重点依靠文书材料对相关问题加以论证；阐发式研究方法以文书为契机，大量运用典籍材料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阐释，再论证文书所处时代的特征及意义；互证式研究方法则文书材料与典籍材料并重，通过相互印证，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引用式研究方法将文书作为论据，只截取其中相关部分对需要论证的问题加以佐证。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对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对《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将第53页与第42页两页文书进行连缀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连缀并不成立，因此黑水城文献的件数不是109页74件，而是109页75件。同时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及黑水城地区的路径进行了推测，认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是金朝占领陕西后通过榷场贸易的形式进入西夏，在西夏内地制作完成《文海宝韵》，再由西夏内地流入现在的黑水城地区的。
第二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策应环庆路军马”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著者认为北宋末年，宋金败盟，金朝开始大举进攻北宋，为配合金军进攻，宣和末、靖康年间，西夏在西北地区对宋军展开持续的大规模进攻。其中对环庆、鄜延两路的进攻最为猛烈，为应对西夏的军事进攻，陕西五路早在神宗时期就形成五路应援机制，在西夏军队侵扰环庆路时，作为临路的鄜延路迅速抽调人马，组成“策应环庆路军马”这一军事机构，投入到支援环庆路的战斗。鄜延路“策应环庆路军马”的主要领导机构是鄜延路都总管司，其部队主要是由管内各“将”拣选的人马组成。由于各将之间的人马属于临时抽调，各平行“将”官之间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因此战时将官的任命打破原有机制，各将官称统制，“策应环庆路军马”的主帅由都总管司的任命称都统制，因此“策应环庆路军马”又被称为统制司。统制司人马采用团结出战的形式，即结成队伍出战，采用三三制式的阵型。鄜延路的弓箭手，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在行动之前，弓箭手马军虞候向将领申请差破白直人兵，反映了基层军队的白直人的服役状况。
第三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南宋初年鄜延路招收溃散兵员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著者认为靖康元年，金军突破太原，大举南下，兵临开封。宋钦宗下诏命全国各地帅臣勤王，时任永兴军安抚使的范致虚迅速组织陕西五路兵马，入援勤王，并自行组建了统领陕西五路勤王部队的机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但由于陕西五路对于勤王的态度并不一致，加之范致虚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号称二十万的陕西勤王部队在河南千秋镇被金军击溃，死伤过半，范致虚被迫退守潼关。然而“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这一机构并未随着陕西勤王部队在千秋镇的溃败而解散，而是在范致虚的领导下继续发挥作用。高宗即位以后，迅速颁布赦书收拾人心。从现存的“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可以看出，在建炎元年五月十九日，陕西鄜延路就已开始采用建炎年号，表明陕西地方军队的政治取向。范致虚领导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南宋初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招收在勤王战斗中的溃散兵员，并依据高宗即位赦书对这些逃兵散勇进行整编，重新使用。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逐渐巩固，宋高宗开始对地方握有重兵的各路帅臣采取限制措施，范致虚被调任邓州，集合陕西五路兵力的“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随后解散。
第四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军粮诉讼件文书进行了重新连缀并对文书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著者认为在军粮诉讼文书中保留了完整的地方案件审理的卷宗，各级官府之间的往还公文，都集中到了保安军第七将。这些公文，既有延安府给第七将要求调查金汤城杜肇等买交旁的事实并监押合要人到府对勘，也有金汤城各色证人的证词与申辩状。这一卷宗完整地记录了北宋末年地方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延安府的左狱、右狱都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当中，地方政府对于干证人的勾追拘捕反映了宋代干证人没有独立人格的境遇。这组诉讼文书为研究宋代司法制度提供了少见的完整卷宗，各证人的证词还为研究宋代基层士兵尤其是陕西弓箭手的供给和迁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北宋后期，随着弓箭手在地方防务中地位的日益加强，其驻防和参加战斗的时间也随之延长，这就缩短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弓箭手的补给方式逐渐由原来的自备，向由朝廷提供转化，其迁补也逐渐正兵化。
第五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组德靖寨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认为这组文书对于研究南宋初年西北地区的抗金形势具有较高价值。建炎二年，王庶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制置使，节制陕西五路军马，但这一任命没有考虑到泾原悍将曲端的感受，为以后的将帅失和埋下祸根。建炎二年十月，金军开始对陕西展开强大的军事攻势，延安府被困，王庶多次移文曲端，要求其出兵救援，均被曲端拒绝，最终造成延安府失守。王庶在失去立足之地后，被迫投奔曲端大营，结果被扣押，在陕西抚谕使谢亮的斡旋下才得以逃离。《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德靖寨文书集中反映了王庶在逃离曲端大营后的行走路线、投奔目标和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等。
第六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三组涉及军用物资文书分别进行了研究。《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组南宋初年的纽折军装文书，为研究宋代军装问题提供了实物样本，为研究宋代军装发放的纽折制度。南宋初年西北地区物资供应状况及宋代军装的登记形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书中涉及的“木绵”，为研究陕西植棉的时间提供了线索，同时也表明南宋初年，棉花已在基层军队冬装中普遍应用的事实。《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一组指挥使齐德到东京开封请领铜钱到变买轻赍应付招军文书，充分体现了南宋初年北方和西北地区宋朝抗金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文书也透露了南宋初年陕西军队在得不到朝廷物质支持的情况下，积极筹措招军物资，以及开展抗金行动的生动一幕。《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的两页犒设沿边蕃兵蕃官文书对于研究西北地区军队用酒及监察制度据有较高的价值。文书反映了在西北地区于公使库寄造酒应付沿边将士的史实，同时在造酒过程中各级监察机构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连环监察。
第七章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涉及的宋代文书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为研究宋代文书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本章利用这批宋代文献分别探讨了宋代公文的草稿制度、贴黄制度、催办制度、保密制度和点检制度。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宋代文书制度异常严密，在中国文书制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