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马援冤死：神圣的法律与法律的神圣

马援者，何人也？你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我要说一个成语，你一定知道，那就是“马革裹尸”，这里的主人公就是他。

马援字文渊，今陕西扶风县茂陵人，东汉初年名将。其先祖赵奢为战国时赵之名将，因其子中有个赵括，这可是一个比他父亲出名的家伙，可惜是丑名，“纸上谈兵”之后，可能他的子孙怕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就以赵奢被赵惠文王所赐的名号“马服君”为依据，以“马”为姓了。

这个人打仗很有一套，指挥的著名战役就有两场：

一是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5年，马援任陇西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全境主管。

这年夏天，先零羌部落，一股匈奴势力攻击临洮，马援发步骑三千迎击，竟以少胜多，仅战俘投降就有八千余人。

如果历史没有记错的话，在东汉时期，与匈奴作战取得这样的战果还是非常可观的。

马援没有把这些战俘整编，因为人数太多，一旦出现内乱，其结果不可收拾，而是将他们散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以与汉族融合。

随后，马援又与马成进攻浩亹羌，大败之。战役中，马援受伤，光武帝以玺书慰劳。

应该说这几场战争为东汉初西部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是在建武十五年，即公元39年，交趾，就是现在的广西到越南北部一带，这里原来的地区专员苏定依法处决了当地一个颇有威望的族长诗索。第二年二月，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攻占了交趾郡城。

按说，两个女子领着族人造反，倒也没什么，关键是这一闹，在附近的少数民族部落氏族如九真（在交趾以南）、日南（九真以南，最南端在越南中部的顺化市一带）、合浦（今广东西南部及广西东南部）等纷纷响应，竟攻下岭南以外六十余城，而徵侧也自立为王，公然脱离中央管辖。

光武帝刘秀得知大惊，立即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

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马援自行统率全军沿着海边行进，遇山开道千余里。终于在建武十八年，也就是二徵造反的第三年春，马援与二徵部队正面交锋，正规军遇到了“土匪”，其结果可想而知，二徵的部队迅速如鸟兽散，马援的部队斩叛军首级数千，俘虏降者万余人。

二徵逃走，马援追二徵直至禁溪，并斩杀二人。

与此同时，马援的军队在南征途中，所到之处，不但不侵扰百姓，反而设置郡县，建设城郭，修筑水利，开垦农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还参照汉朝的法律制定了《越律》，使交趾人有了可遵循的法律，治标也治本，交趾叛乱得以平息，当地经济得以发展。

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这就是“马革裹尸”的典故。

我们说马援是这样一个能征惯战，又有头脑的将军，那么何至于冤死呢？事实上马援是死于瘟疫，而我们要说的，是他死后蒙冤的事。

建武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8年，武陵五溪（今湖南张家界）一带的蛮夷作乱，62岁高龄的马援请缨出征。第二年春天，汉军在临乡打了一个胜仗，斩获两千余人，余众溃走。大军继续前进，到达下隽（今湖南沅陵县）。下隽至匪窟有两条路，从充县走（今湖南桑植县）路途遥远但道路平坦，走壶头山路近但山高水急，道路难行。马援认为走充县耗日费粮，于是率众进击壶头，然而匪众早有防备，守住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双方僵持中，汉军军队染上了瘟疫，马援也未能幸免，一时军心摇动。副将耿舒在战术上与马援有分歧，于是给其兄耿弇写了一封信，大发牢骚，认为马援是故意而为。当时，身为建威大将军的耿弇遂将信件转给光武帝刘秀，刘秀便派自己的亲信兼女婿、虎贲中郎梁松去调查协调。梁松到时，马援已因瘟疫死亡。

然而梁松与马援积怨甚深，余恨难平，于是乘机构陷，说马援一贯自以为是，主观冒进，导致部队伤亡损失。

先前马援南征交趾时，常服用一种叫薏苡的植物的果实，据说能够清心寡欲、祛避瘴气。

南方薏苡果实肥大，马援打算带回来作为种子在北方种植。于是班师回京的时候，装了满满一车。京城很多权贵都看到了，以为是南方的奇珍异宝，但由于当时马援正蒙恩宠，因此无人上奏皇帝。一看到马援失势，曾为马援副将的马武、侯昱等人纷纷落井下石，上表证实车中所藏皆是明珠文犀。

光武帝见表更加愤怒，立即下令，追回了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马援的妻子儿女惶恐不安，不敢把马援埋葬在祖坟，只将其用草席裹尸埋在城西了。可怜一代名将下场凄凉。

一直到三十年后的建初三年，即公元78年，汉章帝刘炟时，马援才正式获得平反，谥忠成侯，这是后话。

柏杨先生在他批注的《资治通鉴》关于马援身死被冤的章节中，慨然感言：“法律是神圣的，一旦被权势或金钱污染，法律就不再神圣。”柏杨先生认为在古代司法官普遍堕落，司法无边黑暗的前提下，狱吏任意玩弄法律，使法律为当权者，为有钱人服务，他说：“任何一场像样的冤狱，在判决书上都看不出是一场冤狱，仅凭判决书，即令皋陶看了，都不得不承认铁证如山，罪有应得。”正可谓笔尖如刀，对法律运用之精致。

我并不认为这句话对封建专制社会有针对性，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法律是君王的口谕，是绝对代表地主阶级意志的。这样的法律，皇上想改就改，想什么时候改就什么时候改，想让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就像皇帝手中的橡皮泥，任由揉捏，完全没有了尊严，唯一的作用就是“驭民”，就是统治的工具，它从来就没有约束过皇上和权贵，只是偶尔有皇上以遵守法律来惺惺作态一下而已。试想，这样的法律连尊严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神圣可言！另外，法律的神圣还在于它的公平、正义，为大家所遵从，破坏它的神圣，就是破坏它的正义、平等和至高无上，然而在封建王朝，法律的正义是受限的，正义只是君主高兴时“正合朕意”而已；平等也是受限的，偶尔有个别倒霉的王子犯法，才会和庶民同罪；至于至高无上，那只是“万岁”的金口玉言，法律的至高无上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即使权势和金钱不污染它，它也仍是一潭浑臭的死水，根本不具备神圣的品质。

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把历史故事和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结合起来，把历史智慧和当代法律文明结合起来，这也是本书的选题初衷。

柏杨先生在批《资治通鉴》时，针对诸葛亮在治国中不随意赦免，感慨地说出这样一段话：

“法律是有尊严的，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如果执行法律会引起更大伤害，就必须停止执行，不能用法律停止执行时，就应当用政治阻止执行，法律因为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是正义——人民的良知和良心，在这个关键时刻，赦免则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救赎。”

多年以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法律至上，法律之上别无任何权威，我们似乎把这个冷冰冰面孔的法律奉为神灵，然而我们常常发现，由于法律的原则性和滞后性，法律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往往使社会变得很不和谐，会给我们的人民和公众带来更大的伤害，我们似乎无须指责法律的无情和无知，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法律人是否过于无情和无知？

正义是法律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首先是良法，它必须得到人民的普遍遵从。良法就是它的正义性，忘却法律的正义性，就是忘记了法律的根本，就成为法律的奴隶。

法律之上还有正义的权威，我们不否认，法律的严格执行是社会稳定和公平的基础要求，但当法律遭遇正义时，当法律的条文与社会正义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何去何从？柏杨先生告诉我们：“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是正义！”

正义是人民的普遍利益，社会的普遍利益，是法官良知和社会良知的最佳契合，是社会和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