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帝国的地理环境

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在其头一个半世纪里（618—756），当唐朝以长安和东都洛阳为基础对外扩张时，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最大河流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和汾河流域。黄河流经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穿越函谷关以东肥沃的中原大地，流向东北方向的海滨冲积平原，勾勒出自早期秦汉帝国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地区。

到唐朝灭亡之际，一切都改变了。旧有的都城遭到破坏，这两座都城再也没能成为帝国首都。一直是中国核心区域的西北地区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和生态衰退，今天它成了穷困的、半沙漠化的边远地带。中原地区失去了作为华夏文化缩影的光辉及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东北部地区（今天的河北和山东）[1]成为一个半胡化的边疆，其中一部分领土与中国分离达几个世纪之久。其余地区将一直是非汉族“征服王朝”的根据地。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是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那里拥有充足的降水、茂密的植被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曾在南方各政权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了四个世纪，在唐朝成了中国新的心脏地带。[2]

中国古代的心脏地带——关中

历史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周边的关中地区（环绕着渭河）。这是过去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前221——前206）与其政治文化继承者西汉帝国（前206——公元8）的心脏地带。“关中”一词强调了环绕它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天然防御作用。

在秦朝和西汉，长安的朝廷所制定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均有利于关中的发展，而排斥隔着山脉的关外的广大平原地带，即古时所说的“关东”（函谷关以东）。朝廷借用法律力量压制帝国其他地域有势力的大族，很多大族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附近，从全国征收上来的钱财被用于改善水利，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最大化。[3]在秦代，郑国渠使西北地区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

西汉继续用关中本位的方式建造帝国的基础设施。当关中的农产品最终被证明不足以满足朝廷的需要时，汉朝政府就从东北部地区更富饶的下游冲积平原漕运谷物到首都。这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首次明确地分离。大规模的农产品运输只能以漕运的方式完成，然而在旱季，黄河不可能通航，连接黄河和长安的渭河航运效率极低且不可靠。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耗费巨资和大量劳力来修建绕开渭河直接连接长安和黄河的运河，之后又开凿了另一条可以方便地从肥沃的汾河谷地漕运的运河。[4]

虽然两条漕运线的主要功能是从生产力更高的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运粮进京，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改善灌溉条件。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凿了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力所不及的高地。次年他试图改善靠近洛阳的黄河支流洛水流域的灌溉。这一计划失败后，汉武帝把他的心思转向未及时处理的东部下游平原臣民的灾难，黄河瓠子决口导致了那片区域数年的大洪水。在最终堵上决口、控制了河流之后，武帝作诗自矜，然后又重新把几乎所有注意力放到了关中。他修复了损坏的郑国渠（重命名为白渠），在长安周边修筑三条新的灌溉渠，把首都和华阴城用另一条运河连接起来，着手兴建西北偏远地区的灌溉工程。他修筑的水利设施集中服务于京畿，只有在淮河流域的灌溉渠是唯一的例外。[5]

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荡之后，重建起来的东汉王朝（25—220）于公元25年把新首都建立在中原的洛阳。投降的胡族多次被迁徙到关中，再加上中央政府无力抵御那里的叛乱，导致原来秦朝的心脏地带“胡化”。长安的地位衰落，周边的灌溉渠和运河由于缺乏维护而逐渐丧失功能。洛阳周边的黄河堤坝得到良好的维护，再往东，地方官员组织修建了小规模的灌溉工程。东汉放弃了为首都提供穿越黄河流域的长途运输，恢复了较旧的模式，使首都和其他城市一样，需就近获得物资来满足需求。[6]

汉朝衰落后的400年里，中国分裂成几个分处南北方的短命王朝，依靠邻近地域供粮的办法继续实施。北方政权（包括三国时期的魏国、晋朝、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照例迁徙大量汉族农民和游牧民到首都附近，以满足朝廷和城市居民的需求。317年，晋朝朝廷向南逃奔到长江下游地区后，同样依靠近郊的农地向新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供应所需的大部分粮食，而由刺史管辖的长江中游地区亦是如此。南方的劳动力由大量来自北方的难民和被掳掠或压迫的土著提供。[7]

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王朝创始人定新都大兴于长安废墟之侧，主要是因为他和他最紧密的同盟者均是西北地区半胡化的精英。然而，在关中建立一座首都是困难的，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当时正不可逆转地向东部和南部移动。一些谷物可以先沿黄河，再沿依渭河重建的运河运到大兴城。但是大量粮食必须由几条把黄河及其支流和南方连接起来的重修的运河来输送。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把首都和除四川之外的帝国的每一个产粮区连接起来，并以“大运河”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和隋朝的皇室一样，唐朝创立者也出身于一个西北地区的军事世家，并且同样把老关中的大兴城作为首都，重新以古城长安之名命名。[8]然而，在唐朝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帝国官僚体系的膨胀和需要供养人口的增加要求政府周期性地迁都洛阳，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7世纪后半叶唐朝在武后的统治下陷入了与关中精英的持续对抗中，因此宣布洛阳为陪都，也是帝国的神都。武后从权力舞台上跌落之后，玄宗皇帝指定裴耀卿为转运使，负责恢复大运河及转运仓。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唐朝朝廷在736年得以迁回长安。

由于接近都城和易于漕运，富饶的汾河谷地及其支流流域在唐代集中了35个灌溉工程，其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地区中位居第三。但是供养一个“在重重关隘中”的朝廷的难度仍然在上升，这是由诸如砍伐森林、地表侵蚀、沟壑化、水源短缺以及运河淤塞等问题造成的。[9]中国北方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消减，原因是取暖和建筑用材的需求造成的过度开发。首都的宫殿、庙宇、官署和住宅对木材的需求特别巨大。首都所在，人口增长，导致越来越多的木材被烧掉。政府开凿了一条运河把木材运进都城，进一步加速了森林植被的减少。最后，政府试图在西北地区养马，以取代被吐蕃夺走的牧地资源，再加上牧民砍伐树木来盖房子、取暖，导致本就不多的草场被破坏以及坡地的水土流失。

花粉含量的考古学证据显示，森林植被稳步地从河流谷地退到了山地边缘，而在京畿地区北部则完全消失了。砍伐森林引起的水土流失使向都城运送粮食的运河淤塞。因此，定都长安，集中资财和人口，适得其反地恶化环境并搞垮经济。9世纪初，诗人、散文家柳宗元在《行路难》其二中这样描述普遍发生的情景：

显然这是一篇政论诗，被砍伐的树木象征着命运被腐败朝廷左右的才子。但森林被破坏的场景迅速出现在文人头脑中并被拿来表达一种隐喻，这暗示出在唐代青山被剥去植被是多么普遍的景象。

函谷关以东黄河长长的河段，水流放慢，河道变宽，因此挟带泥沙的能力下降，泥沙沿着河床底部不断沉积，致使水面上升冲破堤坝。随着冲蚀的继续，沉淀率上升，即使堤坝越修越高，溃堤仍然频繁发生。历代王朝记载的洪灾频度变化显示出西北地区发生的土地冲蚀的速度。[11]在西汉最后的几十年，当关中粮食生产能力达到顶峰时，下流溃堤的频率却加快了。东汉时期，当西北地区的部分土地被抛荒，灾害发生的频率逐渐下降，并随着王朝的垮台而迅速减少。但在5世纪早期北魏重新统一华北，溃堤的频率再次开始上升。唐朝中期溃堤频度（每十年一次）只比西汉九年一次的记录稍低，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骤增至三四年一次的程度。这些数据表明，不仅西北的肥沃土壤大量流失，而且东北部地区破坏性的洪水频发，带来了巨大灾害。

唐朝建立的时候，东北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中原地区，这归因于其在北魏帝国及随后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的内战期间的相对稳定。因此，在最初的百年里，唐朝在那里建立了两个粮仓用来储存余粮运往京师。永济渠（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的东北延伸段），主要服务于把东北部地区的粮食运回长安。唐朝为永济渠开辟了若干支流以改善灌溉，并从生产者那里把粮食运到主运河，还因此提高了运河水位。除了取得这些进步，农业生产还向北扩展至燕山山脉，而农牧业混合的经济形态在更远的地方取得发展。[12]边区土地的耕种将最终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但在唐朝，这些地区保持了生产的势头。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廷失去了对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不再能从当地征收税粮。另外，东北部地区大规模的职业军人消耗了当地过多的资源，即使是那些忠于朝廷的藩镇也不能再将大量钱粮上缴长安，朝廷只能依靠富裕的南方提供的补给勉力维持。正如杜牧（803—853）所述：“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3]

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从西北到东南的新的地理政治轴心明确界定了唐帝国的结构。在边远的西北，朝廷控制的主要藩镇阻挡了吐蕃与回鹘持续不断的侵袭。关中与都城比邻于其东南。沿轴线向更远的东南则是肥沃的长江下游，那里为朝廷和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部分的粮食和赋税。粮食和其他可能以布帛形式上缴的税赋，沿大运河向北和西北运往朝廷。在这一地缘结构中，富有而相对非武装化的南方在物资和财政上支持着因为战略原因而设在北方的首都，确定了中华帝国后期的架构。唯一的不同是后继的王朝定都在东北部地区而非西北地区。

东北部、中原和四川

在西晋于316年灭亡和晋室南迁之后，很多留在关东的汉人聚族避难于山野中的坞堡。北魏于439年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社会更加和平安定，但很多逃亡的汉人继续避难于坞堡，在那里女人和男人一样习于骑射。与汉朝“关中出将，关东出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武将中来自东部的和来自西部的比例是五比一。534年，北魏王朝分裂为东西二国，东魏与继承它的北齐继续从关东招募武将。武装的坞堡成了地方权力的主要保障，在隋末内战时尤其明显。[14]

东北部地区的军事化特征也和在4世纪晋室南渡后大量非汉族人定居当地有关。在营帐和坞堡中，出身于军事家庭的汉人与包括契丹、奚等其他民族战士混居在一起。在唐朝开国之战中，以关中为基础的唐皇室最强的一个对手是出身于东北部地区富裕家庭的鲜卑后裔窦建德。窦建德曾是乡村首领，他依照讲义气、重承诺的传统侠义精神行事，这也是当时很多绿林好汉共奉的准则。621年，当窦建德的势力被彻底打败后，他的部下奉以前的骑兵将领刘黑闼为名义上的首领，继续对抗唐朝廷一年多。因此，唐朝创立者“想要完全杀灭窦建德的集团，使山东完全空虚”[15]。“安史之乱”后独立的藩镇节度使的崛起使东北部地区成为永久对抗唐王朝的中心。

黄河中游（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经历了和关中类似的遭遇：砍伐树林，水土流失，河流淤塞，农田变成沟壑。黄河以南有的地方很富饶，但那里的几座大城市消耗了区域内大量农产品。因为区域内可供输往外地的粮食少于东南地区，朝廷严重忽视当地的灌溉水利，集中精力维持从东南运粮进京的运河。“安史之乱”以后，藩镇节度使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黄河中游灌溉与运输之间的紧张状态加剧。为了供养军队，节度使拒缴税粮给朝廷，把更大量的水源转作灌溉之用。有时这种行为令运河水平面降低以致无法行船运输。而且，由于灌溉工程没有得到有效维护，很多水从工程漏洞流失了，进一步减少了整体的可利用量。在朝廷和藩镇间围绕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斗争成为理解9世纪政治的关键。[16]

中原地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朝廷来说只处于次要地位，但在唐代始终保有文化上的优势。作为古代东周王朝（前770——前256）和东汉的都城，洛阳保持着帝国非军事首都的令名，以中国东部文学文化的自然中心之姿，迥异于过去秦朝设在关中的军事堡垒般的都城。几百年来，学者和诗人把洛阳作为中国和世界真正的中心来赞颂。“中原”一词狭义上指洛阳周边，但也能指代整个中国，象征文化上的“中心”。作为精神上的首都，洛阳拥有长安无法与之匹敌的特殊地位。

上述主张在9世纪一场关于在四个世纪的分裂中真正的中华帝国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争论中被表达了出来：“今天的历史学者都把东晋（南方政权）看成非正统，这是一个大谬误。对于那些坚持拓跋（北魏）拥有‘中国’地位的人，我的回答是风俗礼乐构成了中国的特征，缺乏这些特征则是夷狄。怎么能完全依赖地理位置呢？”[17]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位作者也承认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一个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取决于它能否控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四川，西南部一个封闭、群山环绕的地区，对唐朝而言在经济上不像长江下游东南地区那样重要，但随着7世纪后半叶吐蕃和南诏的兴起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中心。四川始终作为南方的一翼，配合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军队对在西域，即今天新疆的吐蕃军队进行钳形攻击。在“安史之乱”中，四川为逃亡的唐玄宗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而在唐朝后期又迎来了德宗和僖宗（图1）。

但是出入四川是困难的。如同以前的王朝，唐朝维持了一个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网络，以便于帝国内部官员的往来和公文的传送。这些两侧种有树木的驰道由夯土筑成，其中间隆起以便把雨水排到两边。其中三分之二的驰道从首都延伸到北方边疆。然而，唐朝把这个道路网广泛地扩展到了南方，四川成为一个关键地区。穿过四川的道路把今天西南部的云南和贵州与帝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并一直延伸到东南沿海。依靠沿这些道路和长江的贸易，四川凭自身的优势成为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如同诗人杜甫所云：

四川以供应贵族女性精美纺织品而著称，此外还有贵重的乐器、纸张和印刷品。[19]

除了扩展跨地域的交通和贸易网络，唐朝建立了一个快速的邮驿系统，沿道路十里一站，总共拥有1297个驿站。驿站备有马队随时做好准备，可快速换马，如果马匹缺乏，也会有受过训练的善走信差。从长安到帝国最远的地方需要8—14天的时间，于是即使是曾经封闭的四川也能定期和其他地方联系。快速的邮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延误期限一天就会被重打八十大板，递送公文延误六天会被责罚服苦役两年。延误紧急的军事公文可能会被处以斩刑，特别是当公文延误造成前方人员死亡之时。[20]

秦代修筑的成都都江堰灌溉工程，使四川能生产大量粮食，养活大量人口。如同帝国其他地区，这些人口的建房和取暖导致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到唐朝，覆盖四川盆地与周边山地的原始森林已经砍伐殆尽，以致农民只得种植桤木和其他速生林来做薪柴。这种情景被8世纪60年代生活在成都的著名诗人杜甫记录了下来，他在《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中写道：

数年后他在另一首诗《堂成》中写道：

在四川最高的山上进行的森林砍伐迫使负责修护地区脆弱的木桥和栈道的士兵走更远的距离去找合适的木材。像农民一样，士兵被鼓励多多种植能满足需要的树种。[22]

砍伐森林也发生在草木繁盛的东南地区。5世纪一名南方官员书写的奏折中提到了位于长江下游的东晋故都建康周围山上的植被被彻底地烧毁，荒地被用于栽培竹林和果树，尽管自366年起，针对这种行为的刑罚一直存在，犯人甚至可能被公开问斩。

南方

唐朝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南方稳步成为中国经济与人口的中心。这一地区兴盛的重要性与当地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关。在唐代，“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及其四个主要的支流流域（湖北、湖南、江西、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这一地区多山，但降水频繁，河湖溪流很多。南方与寒冷的北方相比作物生长期长得多，适合复种。因为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一旦南方引进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排水设施，其单位产量要比北方高得多。

在唐代，除四川之外，长江两岸的人口和农业集中在中下游。长江中游以洞庭湖和鄱阳湖为地理标志，沿江还有很多小一些的湖泊和沼泽湿地储蓄过度降水产生的径流。长江三条大支流注入这些湖泊：汉水、湘江、赣江。过赣江后，长江流速放慢，变得开阔，以致对面的河岸都看不到。江水入海口处的沉积物形成了巨大的三角洲，并继续以每70年1.6公里的速度向东海移动。[23]冲积而至的土壤中的水一旦完全排干，就会变得极为肥沃。唐朝长江流域的农业可能只集中在河谷、下游三角洲以及中部低地大湖周围的沼泽地，而不是山坡。

如同长江流域，遥远的东南沿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虽然多山，但其河谷土地肥沃。当地首次受中原影响是由于汉朝崩溃后有许多迁移到此的移民，但当地直到唐代都人烟稀少。直到8世纪当地都不受唐朝廷的重视。如同四川，这个区域与世隔绝，与帝国其他省份之间被山脉分隔，唐朝末年福建地区脱离中央控制成为独立的闽国。[24]因为富有天然良港，这一东南沿海地区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依赖于渔业和国际贸易。最终这里建立了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紧密联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唐将亡之际，这种贸易变得尤为重要，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如此。

西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只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有汉人移居。在唐代，当地逐步被新兴国家南诏统一，并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持续不断的外交与军事冲突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25]这个区域多山，其低地覆盖着热带丛林。唐代数十个不同部族分据当地，其中很多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及至唐朝，“南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通常被描绘为遍布丛林、沼泽、瘟疫、毒草、野兽的危险奇异之地，是众多被贬黜的官员一去不复返的流放之地。虽然在唐代这些意象依旧不变，但“南方”一词所指代的地域范围稳定地向赤道移动。在汉代，这一词语主要指长江流域，到唐末则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这一转变反映了汉人几百年来持续南移以及他们带来的地形景观的改变。[26]

南方主要的环境问题不是干旱和洪水，而是蚊虫滋生的低地过度潮湿，不适于耕种。随着更多的汉人移居当地，他们修筑大大小小的排水工程，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把广阔的湿地变成农田。朝廷听任地方的大地主控制排干的沼泽和灌溉农田，只是有时对水利工程提供建议，或为定居沼泽地带的人免税，后者是为了帮助在朝廷上有权势的大族分担风险。结果，南方的地主在引进开发新土地和改进生产的农业技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建立了更大的、生产能力更高的庄园。与北方地主相比，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更大，这种区域性差异在中华帝国晚期一直持续。

南方地主的地位之所以高，与当地特殊的治水方式有关。在北方，国家通过修筑和维护大坝来控制洪水，而当地灌溉系统的水源来自河流支流和农夫挖的井。介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泗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环境迥异，因此需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控制水利。在中部，缓慢流动的河水通常被堤坝拦住，形成水库，那里水闸放水进入小一些的运河，再利用重力作用让水流入田地。相反，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技术是把过多的水排到人工水池，需要时可再从水池中抽出。堤坝不仅用来控制洪水，也用来开垦低地。在地方大族主导的大规模私人组织的管理下，这样的工程可以依靠小到几十人、大到几千人的集体劳动轻易修建。

唐代文献主要记录社会最高层的活动，关于地方豪族部曲对南方的持续开发的记录付之阙如。即使如此，仍有少数证据被保留下来。唐代人口数据主要反映了都市人口的状况，而且受限于当地受国家控制的程度。即便如此，长江下游的入籍人口在唐朝前半期增长了几倍，据此推测农村人口应该也有巨大增长。这种情况只有在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唐代史书也罗列了遍布长江下游的几十个水利工程；在唐朝的前半期它们增长的速度很可观，在唐朝后半期甚至发展更快。虽然其中的大型水利设施是由国家组织兴建，但提到的小型设施也很多，而且大多肯定是由地方主导修建的。政府对东南地区粮食的依赖日益增长是另一个可以表明本地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证据，虽然越来越多的粮食被运往北方，南方地区仍然可以养活本地人口。[27]

地方大族对发展南方经济起核心作用的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安史之乱”后的时期。在中央政权比以前更加虚弱和困顿的时期，南方兴修水利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尤其是太湖周边区域。当地多沼泽，多河流，适于建设受地主欢迎的复合型小规模水利设施。在被大运河穿越的长江下游与淮河流域，政府官员想要集中所有可能的水源供应运河，以保证向北方的粮食运输，而当地农业经营者期望把尽可能多的水用于灌溉，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执。这种利益冲突再一次显示出政府优先考虑满足漕运系统的需要，而南方灌溉系统的维护主要是地方豪族的工作。[28]

随着唐代生活在南方的人口数量增加，稻米成为帝国主要的粮食作物。虽然北方培育了可在旱地栽培的品种，稻米生长的最佳环境仍然是南方潮湿的水田。水稻种植的特性至少以两种方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影响。首先，因为水为农作物输送养分，相比于土壤质量，种植的成败更取决于水的质与量以及用水的时机。因此即使在水源丰富的南方，也必须要建造、操作和维护复杂的灌溉工程和水利设施。这一必要性鼓励了地方精英勇于创新和实验，并且要求他们具有相当的领导能力。其次，水稻种植要消耗大量劳动力，因此高度依靠农民的勤劳与技巧。保持水深一致、整地、养护水堤需要持续的劳作。插秧最为费力，因为要求农民对插秧时间和秧苗间距有精确的掌握。因此，在唐代，经验丰富且生产力高的农民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说价值巨大。[29]

漕运

在唐代若想以可接受的成本来远距离运输粮食和其他大宗货物，除漕运之外别无他途。在北方，主要的河流系统数量很少，且需要经常挖去淤泥。但即使通过疏浚，运河仍然是如此曲折浅狭，以致要挖掘人工运河来代替天然河道。北方的降水并不充足，当更多的水流入灌溉渠以种植粮食，更少的水流入河中承载装满货物的驳船，结果便是唐朝前半期北方水运发展有限。

这种限制的一个后果是降低了军队大规模移动的能力。唐初与唐末的流寇能够在地域间大规模转移，抢光一地后再移至下一地，官军则不能如此。为了供应一支由多达几万甚至10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需要来自粮仓和其他储备设施的定期粮食运输。军队规模越大，越需要停留在漕运所及的范围内，因而机动性也就越弱。[30]

但是受限的漕运造成的最重要影响是各个城市只能依靠其周边地区生产的农产品，这延缓了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唐以前的帝国基本都只重视区域性发展，每个地区致力于满足其自身的需求。长途运输的对象只有运往中央的贡品或是满足精英需求的奢侈品。然而，随着大宗货物远距离运输的兴起，一个地区可以致力于生产其他地区缺乏的产品，通过贸易获得高额利润，之后再用获得的利润购买谷物和布匹等必需品。漕运的改善是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一时期内商品生产空前繁荣，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内发生的经济增长称为“中古经济革命”。[31]

为了改善北方水上交通，供应大兴城（长安）的朝廷之需，隋朝皇帝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开凿大运河，并在漕运线的关键位置设转运仓。转运仓既可存储粮食，又可在河水和劳动力充足之时进行季节性输送。584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为了将富饶的黄河平原的物产输送到人口过多的首都（见地图1），疏通了一条汉代的旧运河。该运河与渭河平行，但很容易淤塞，还会季节性断流。大运河的第二段通过通济渠将洛水和淮河相连，再由邗沟连接淮河和江都（今扬州）附近的长江。作为隋朝第二位统治者隋炀帝杨广重建洛阳的努力的一部分，开通通济渠的工程自605年开始。运河第三段很大程度上也是沿着前代运河路线，始于京口（现代镇江）附近的长江，沿江南河到杭州湾头的余杭。

大运河的最后一段为永济渠，起于洛阳附近的洛水、黄河交汇处，向东北流往今天北京近郊。永济渠开凿于608年，大运河各段中唯有永济渠包含有重要的新开凿的渠道。它把东北部地区与中原连接起来，再和南方连通。[32]因为永济渠通过东北部干燥地区时，一直保持适合航行的水位是很困难的。开挖新运河灌入更多的水，在夏季会由于径流作用导致更严重的土壤流失，同时也会加速泥沙淤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修筑了水库和补给水道以避免运河堵塞，但是难以预知的洪流持续对北方冲积平原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33]

大运河因此连接了中国几乎每个区域，诚如7世纪官员崔融所描述的：“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一朝失利，则万商废业；万商废业，则人不聊生。”[34]

唐玄宗下令对大运河大力修整，并于736年完成。此后20年间，黄河冲积平原多余的粮食大量输往长安以供京师之需。这种供应模式与西汉时的类似。然而，在“安史之乱”后，东北部地区被独立或半独立的节度使控制，他们扣留进京税粮，而中原地区忠于朝廷的地方官员及其军队消费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唯有东南地区有余粮（主要是大米）可供输出。因此，在“安史之乱”之前只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手段的大运河，突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763年之后，所有中华帝国都城，除了南宋这一例外，都通过内河航道进行漕运来获得供应。

长途大宗贸易的兴起给行商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船上，沿着运河游走，四处寻找获利的良机。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时期成了诗歌的题材，甚至成了行商的典型形象。很多晚唐有名诗人都写过以类似于“贾客乐”为题的讽刺诗。张籍的《贾客乐》即为其中一例：

元稹和刘禹锡都写过同名诗篇，但最知名的例子是白居易作于808年题为“盐商妇”的叙事诗：

这些诗有着共同的主题，即商人为逐利往返于帝国各地的水上冒险活动与农夫扎根于当地面朝黄土辛苦工作而勉强糊口之间的对比。[35]

除了催生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新社会阶层，长途水运的发展使很多城市繁荣起来。这些城市为上千艘大船的移动增加新船坞码头和其他设施而发生重组。此方面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江都。江都以前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后来一跃成为大运河的枢纽和全国的经济中心，晚唐有“扬一益（四川益州）二”的说法，即可证明这一点。经过江都的船只来自帝国各地，包括四川、广东、福建和今天的越南。甚至自长安去四川的旅行者也经常先到江都，然后溯江而上。远洋船只来到此地，把唐代庞大的内航水路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36]

“内部”领域与“外部”领域

从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帝国的统治区域基本可由两条大河的水利系统确定边界。在“内部”区域，人们过着以农业和城市贸易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这一地区外面，北方和极西的部落（今天的内蒙古、甘肃和苏联的中亚部分）依靠游牧迁徙过活，新疆地区从事绿洲农业和贸易，东北部的部族采取农牧业混合经济，并进行山林采集。中华帝国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一个依赖于粮食和布匹税收收入的城市网络，这意味着“外部”绝不会和“内部”牢固地结合。朝廷不能从这些非农业地区获取足够的收入以支持驻军和管理的成本。

很早就有文章描述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别。直接统治的内地对应着经典的《禹贡》所描述的世界，《禹贡》可能是公元前400多年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一文本把两个大河流域按特产划分为九个区，称为“九州”，“九州”逐渐等同于全中国。《禹贡》结尾处提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体系，天子位居文明中心，人民生活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同心圆上，与首都距离越远，则愈加野蛮。

这一同心圆体系在战国晚期和西汉遭遇了来自一个扩大了的世界观的挑战——九州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大陆的一角。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接受了这种扩大的世界观，以此来合理化他们的扩张。然而，在汉代，当朝廷把包括《禹贡》在内的儒家经典确立为正典之后，文人和廷臣对军事扩张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因此，九州体系被普遍接受，即文明的中心直接由帝国治理，半文明的民族环绕四周，再向外则是真正的蛮夷。[37]

汉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与东北部地区、北方、西北的外部领域的关系改变很大。4世纪之后，统治全部或部分黄河流域的王朝都为外族所建。中国本土之外的北方世界与国内政治秩序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难分难解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很多军人与统治者出身于此。自汉朝后期开始直到唐代，非汉族人口持续内迁导致了民族结构的改变。一些现代学者估计，在唐初，非汉人移民占帝国总人口的7%，占北方人口的12%——14%。唐朝后期这一数字估计在10%——19%之间。[38]

不过，“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二分法世界观仍然是有影响的。大多数唐代文人把异族与异文化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中国则以《禹贡》描述的九州为中心，并且需要遵守一系列的文化规范。对于很多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华夷之别根植于宇宙秩序之中，如同7世纪后半叶宰相狄仁杰所云：

考虑到对内外做简单的区分明显不符合唐代的实际情况，因为大量异族不仅生活在边疆区域，也生活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唐代文人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词汇来区分中国本土与那些仅仅由帝国统治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新疆，甚至四川西部的一部分，均被认为属于后者。以白居易为首的文人认为即使失去这些异域土地也无伤大雅。

642年在朝廷讨论如何处理刚刚征服的高昌（接近吐鲁番，位于新疆）时，褚遂良的说法最清晰明确地说明了真正的中国领土与唐王朝暂时领有的土地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对经典的二元世界观的描述中，古圣先贤确定了中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划分，暴君秦始皇的罪行是在领土扩张中混淆了这一根本区别。

大多数文人学士认同这一理想化的世界观，很多对中国保持疑虑的胡人也赞同这一点。不过，有些重要的唐朝政治家，例如著名的太宗皇帝，提倡一种包容性观点，即所有民族最终都将纳入中国。他和一些后继者们试图让突厥人和其他部族融入帝国。但即使包容性观点的支持者也认为汉人和异族之间的基本差异将会保留，尽管事实上他们都居住在帝国的疆界之内。这一看法使唐太宗宣布自己为天子兼天可汗。这条信息清晰地显示：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华道德政治体系不适用于突厥人，他将以不同的方式对其实施统治。虽然两者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单一帝国内，但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即他们的统治者为同一人。君王因能力超群，足以超越中华帝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明确界限而同时受到双方的称颂。[41]

这一划分在制度上以“羁縻府州”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羁縻府州如同汉代的“属国”，是相对自治的区域。在唐的疆域内定居的异族由其部族首领管理，唐朝册封这些首领并授予官职。虽然他们有义务服从于帝国并有时提供军事力量援助正规军，但他们通常不采用“齐民编户”的管理方式，也不需缴纳同样的赋税或服劳役。羁縻府州是唐朝和真正的化外“蛮夷”之间的缓冲带，临时所建，经常缺乏清晰或固定的边界。这些异族来而复去，随着大唐势力的消长不时改变居住地。他们多居于边疆，标志着从定居农业向游牧生活的过渡。

为两种类型的人民所设立的两套平行管理系统，被8世纪的唐代地理学家当作建构世界的原则：“中国以《禹贡》为始元，而外夷以《汉书》为源头。前者记录了疆域区划的扩展与收缩，后者叙述了番部的盛衰。”[42]除了关注秦始皇的罪行，作者为针对中华和夷狄的平行社会管理形式列出了两种独立的文献资源。以此方式，他将中亚和北亚纳入华夏世界，而并不模糊在建构这一世界的同时内外两部分之间存在的清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