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从金华学派到金华文派

任何一种学说的历史，都是承袭与变异的统一。不承袭，它就没有延续传统的历史依据；不变异，它就没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生存能力。朱熹之后，金华学派作为嫡传，一方面进一步传播朱子之学，另一方面，受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北山一脉，历代受人关注，学者对它往往有如下评价：一是金华学派恪守朱子之学，强调宗法，乃至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之讥；二是作为理学派别，经宋元鼎革延至许谦一辈，流于章句训诂，走向衰落；三是金华之学，尽管文与道不相离，但亦“流而为文”；四是在儒、释、道三教以及理学内部各学术流派和会、交融的大势中，金华一派愈加不限一门，为学更杂。而金华之学最大变化则是逐渐流而为文，形成了金华文派。

第一节 金华之学的变迁与金华文派的生成

作为程朱理学嫡脉的金华学派，到元代中期许谦一辈人时，学术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思想方面由义理建构转向章句注疏；二是师承方面由恪守一家转向学源交叉；三是身份方面由理学家流而为“通经能文”的文章之士。这三种倾向，一言以蔽之，即金华学派由理学流派流变为一个有着明显师承谱系的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文学流派——金华文派。而究其演变的原因，则又是多方面的。

一、金华学派的学术转向及原因考察

清人黄百家《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案说，金华学派至许谦一辈发生变异，即“多流而为文”。金华学派，由一个理学流派衍变成为了一个文学流派——金华文派。探究这种变化的原因，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首先是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使然；其次是金华地域学风之应然；再次是金华学派本身不断向前的逻辑发展的必然。

就第一方面来说，查洪德先生曾撰文指出元代理学整体“流而为文”的现象，并总结造成这种变迁趋势的文化与学术原因有四：一是反思宋儒鄙薄文艺、倡导兼综理学文艺带来的学术走向。二是学术背景发挥着潜在的但又是巨大的影响。三是门户打破之后学源交叉带来的学术变异。不同于宋代学术门户森严，元人破除门户，融合汇通，转益多师，带来了学源关系的交叉，使得学术各派都发生变异。四是元人对宋人空谈误国引以为戒，因此推行崇实尚用的文化政策，天理人心性命之说，受到抑制，文章之学得以彰显。除此以外，文章还一再强调，元代特殊的社会境遇也造成了金华文派，乃至整个有元一代理学在理论精微层面的停滞不前。[129]有元一代弥漫着“儒无用”或“秀才无用”的风气，我们从元人对儒之用的论说可以看出来。吴澄《送邓善之提举江浙儒学诗序》开头即指出“世以儒为无用久矣”[130]。吴师道也曾指出元代重吏轻儒对儒学队伍带来的影响，他说“世儒类喜能吏……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职，故吾儒守道不坚者，或利而从之”[131]。此外，王恽、程钜夫等人多针对世俗之“儒无用”观念有过议论。世人轻视儒生，而元代统治者与当时居于权要的儒士，又往往对于理学精微不加重视。如元朝皇帝，只是重视儒之“经邦济世”的才能，许衡等汉族儒士，更倾向强调儒之伦理纲常层面。

就第二方面来说，首先金华地区文学风气浓郁，作家众多，作品繁盛。金华学派诸人生于斯土，不可避免会受其文学濡染。其次，宋亡以后，金华地区聚集了大批遗民文人如方凤、吴思齐、谢翱等。金华学人多师从之，构成金华文派的文学源头之一。方凤（1241—1322），一名景山，字韶卿或韶父，金华浦江人。以诗文为世所重，南宋亡后绝意仕进，归隐家中，自号岩南老人，以遗民自居，著有《野服考》、《正人心书》（未完稿），诗文集《存雅堂稿》多散佚，张燧辑为《存雅堂遗稿》。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晚号全归子，金华永康人，以文章家知名，宋亡流寓浦江，编有《俟命录》，著有《左氏传阙疑》、《周公瑾平荆碑》、《魏司马孚赞》、《跋杜诗集》等，又辑陈亮叶适二家文选，并仿真德秀《文章正宗》辑宋代之文，今大多已佚。谢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号宋累，又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霞浦）人。曾为文天祥咨事参军，及文天祥兵败，遂隐于浦江，以文章名家，编著有《晞发集》、《西台恸哭记》、《唐补传》、《南史补帝纪赞》、《楚词芳草图谱》、《宋铙歌》、《鼓吹曲》、《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浦阳先民传》、《天地间集》、《东坡夜雨句图》、《浙东西游录》等。黄溍尝言：“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为古文、歌诗，皆忧深思远，慷慨激烈，卓然绝出于流俗，清标雅韵，人所瞻慕。”[132]后进之士多拜而为师，“争相亲炙之”。诚如黄溍所言，方凤、吴思齐、谢翱等人对金华之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气节与文学两个方面。三人忠于天水一朝，誓死不渝。方凤宋时曾授为容州文学，死前叮嘱其子方樗题其旌曰“容州”，以此来表示不忘故宋。吴思齐入元后，曾贫至家无儋石之储，或劝之出仕元朝，则回拒说：“譬犹处子，业已嫁矣，虽冻饿不能更二夫也。”[133]谢翱在闻讯文天祥被害后，多次祭奠哭拜，曾于严子陵钓台设文天祥牌位，携酒跪拜祭奠，“号而恸者三”。三人常常相携浪迹山水，在苏州夫差台终日痛哭，在绍兴禹陵朝北哭号，在仙华山数日喝酒至大醉，相扶望天恸哭，直哭至失声而返。宋濂曾感慨称吴思齐等人的气节，他说：“思齐与方凤、谢翱无月不游，游辄连日夜。或酒酣气郁时，每扶携望天末恸哭至失声而后返。夫以气节不群之士，相遇于残山剩水间。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齐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贰其心者欤。”[134]三人皆以诗文名世。宋濂称方凤“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发于咏歌，音调凄凉，深于古今之感”。[135]对于谢翱，何镜山《闽书》称：“其诗直遡盛唐以上，卓有风人之余。文尤崭拔峭劲，雷电恍惚，出入风雨中。”评价甚高。三人志同道合，结为至交，时常吟咏山水，诗酒酬唱，并多次组织诗社，如“汐社”、“月泉吟社”等。其中“月泉吟社”为宋末元初最具影响力的诗社，曾以诗歌大奖赛的形式，笼络天下众多诗社中数千作手齐作《春日田园杂兴》，共得诗稿两千七百三十五卷。经吴思齐、谢翱、方凤三人评定，选中其中二百八十名，加以评鉴与奖励，并汇编成集付印，名之为《月泉吟社诗》。这是我国第一部诗社总集，也是第一部较大规模田园诗总集，在当时影响巨大。当时，许多学子靡然从而师之。其中，金华学派之柳贯、黄溍等人多学文于方凤等。并以方凤为中介，又接受了宋末浙江地区一大批诗文作家如方回、牟巘、龚开、戴表元、仇远等人的影响。他们未能像“北山四先生”那样，究心理学，深体默察性命之蕴、人心精微，而多成为了关注现实的文章家。

就第三方面而言，金华学派流变为金华文派，固然受到了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也是学派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某一学说的成熟过程，往往也是一个与其他学说争论并修正自身的过程，及理论臻于成熟，被定于一尊以后，其后学者的任务往往在于阐释与传播之。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会发生变异。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亦是如此。朱熹之学在宋末已被置于至尊地位，入元以后更是悬为功令。对于朱子后学而言，他们面临的不再是学术体系建构的任务，而是对既有成果进行阐释、注释、回护、推进与传播。可以说，此时朱熹之学发生了由重在理论体系建构向重在践履的转变。

“北山四先生”躬行实践朱熹之学，在学说方面创见与发明不多。在躬行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亦作诗为文以宣讲、传播理学思想，并持理学家立场来整理、探讨文学。如继真德秀《文章正宗》之后，何基等人以道学家标准来编选理学之文或理学之诗。文章方面，王柏编有《濂洛文统》、《朱子文选》、《勉斋北溪文粹》、《五先生文萃集》，何基又曾为之增订。诗歌方面，王柏编有《紫阳诗类》等，金履祥晚年则选《濂洛诗派图》中四十八位道学人物的诗作，编订成理学诗总集《濂洛风雅》。文集《濂洛文统》和诗集《濂洛风雅》等的编著，为理学家在文学领域树立了标准，开辟了疆域。他们的初衷是以道学统文学，但是在元代特殊的境遇中，其后学却往往以文学显于世，并使金华之学渐趋由学流而为文。

在分析金华学派流而为金华文派的趋势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许谦等四先生身上已露出向文转移的端倪。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他们没有将文与道的矛盾推向极端，而是努力寻求一种途径，试图将文学统领于理学之下。如何基阐释朱熹《斋居感兴》诗二十首，极力发掘其心性、义理层面的深意。如其第八首诗：“朱光偏炎宇，微阴眇重渊。寒威闭九野，阳德昭穷原。文明昧谨独，昏迷有开先。几微谅难忽，善端本绵绵。掩身事斋戒，及此防未然。闭关息商旅，绝彼柔道牵。”何基认为：

首四句言天道消长之几，次四句言人心善恶之几。盖天地只有一个阴阳，无物不体，无不自人身上透过，故人身气机实与天地同运。故君子于阴阳初动之时，自当随时省察，以尽闲邪育德之道。恶则不忽于几微而绝之于早，善则养于绵绵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斋戒之文。夫湛然纯一之谓斋，肃然警惕之谓戒。然后心地清明，有以烛乎善恶之机而早为之所，庶几阳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阴浊莫乖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闭关息商旅所以养阳气，用金之刚以止柔道之牵，此又圣人赞化育之事，此篇亦为在上君子言之哉！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阴阳交际之间，莫不尽其扶阳抑阴、长善遏恶之道也。[136]

可以看出，他由天道讲到人道，所阐发的皆为理学心性修养之理、之法，是典型的理学解读。这种以义理代替诗理的做法，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批评。再如金履祥，他曾以濂洛道统为标准编选《濂洛风雅》，建立道学家之文统。四库馆臣对此加以批评，称：“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137]从后来文学的发展来看，理学非但没有统领文学，相反自身却流而为文了。可以说，他们当时的这种观念与做法为文学保留了存在依据，同时也为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空间。

其次，就身份来说，他们以学者著称亦兼为文士。“北山四先生”中，何基与王柏为南宋后期人，元统一时已去世。两人均作有诗词文且有文集传世。而金履祥与许谦入《元史·儒学传》，属于既“通经”又“能文”之士。

再次，由于我们往往把“北山四先生”作为一个整体笼统论之，因此忽略了四人在为学、为文面的差异。其实就文学创作而言，四人是存有次第变化的。试据四库馆臣之评论略作管窥。

何基诗文留存最少，《何北山先生遗集》存诗、文均不足二十首（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未收。故四库馆臣对其没有评论。

王柏著有《鲁斋集》二十卷，诗文创作较多。四库馆臣评之：“其诗文虽亦豪迈雄肆，然大旨乃一轨于理。……其诗文虽刻意收敛，务使比附于理而强就绳尺，时露有心牵缀之迹，终不似濂溪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特其勇于淬砺，检束客气，使纵横者一出于正，为足取耳。”[138]由此评论可知，王柏诗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尽管豪迈雄肆，但是拘束于理学规矩。

金履祥存留《仁山集》四卷，诗近百首，四言、五古、律、绝等，诸体俱备。四库馆臣认为，其诗堪比宋邵雍之《伊川击壤集》，但是远不如朱熹之作。又评其文说：“至其杂文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诸篇则具有根柢，其馀亦醇洁有法，不失为儒者之言。盖履祥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故其言有物，终与空谈性命者异也。”[139]我们知道，邵雍诗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诗阐述理学，二是不拘格律，“非以工为厉禁”，“意所欲言，自抒胸臆”。金氏之诗与此相近。从这个角度来说，较之王柏诗作处处限于义理绳尺，金履祥的诗性精神相对强烈。

许谦著有《白云集》四卷。四库馆臣评论称：“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140]可以看出，较之师辈，许谦堪为金华之学流而为金华之文的过渡人物。他一方面体现出金华朱学之衰落景象，同时又开启金华之文的大幕。他的诗超出了前辈语涉理学的“击壤集”一路，散文醇古却无宋人语录之习气。这种趋势进一步推进，至其弟子辈，则均为“文章之士”了。

二、金华文派的形成

在确定金华文派为文学流派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流派成立的基本标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称：文学流派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通常是有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同时又指出，文学流派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从基本形态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这种流派，从作家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政治倾向、美学观点和艺术趣味相同或相近而自觉结合起来的，具有明确的派别性。他们一般有一定的组织和结社名称，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公开发表的文学主张，与观点不同的其他流派进行论战。但这些还只有文学集团的意义，只有进而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色，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这种有组织、有纲领、有创作实践的作家集合体，是自觉的文学流派。”“另一种类型是不完全具有甚至根本不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这种半自觉或不自觉的集合体，或者是因某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吸引了一批模仿者和追随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定核心和共同风格的派别；或者仅仅是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一定的流派名称。”可见，文学流派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非自觉的。它们都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影响较大的领袖或核心人物；二是有着较为明确清晰的创作理念或主张；三是存有一定数量相近风格的文学作品。我们现在从这三方面，对金华文派加以考量。

金华文派流衍三代，每一代均存有核心人物。第一代以“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吴莱为核心。作为核心，三人的凝聚与领袖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人既为金华朱学传人，同时又师承宋遗民诗人方凤。两脉交汇，使他们结交了一大批理学与文学兼具的人物，如吴师道、胡助、陈樵等。他们同声相和，同气相求，谈道论学，诗文酬唱颇频。二是三先生均担任教职，往往讲学之馀相约友朋一起畅游山水，吟咏性情。如由胡翰《北山纪游总录跋》知，《北山纪游总录》就是由黄溍倡导游历金华北山并形诸诗文的结集。他说：“自至正庚戌以来，卷中作者由侍讲黄公倡之，而司理叶公、吏部吴公、长史张公继之。又其后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吴公之诗附焉。数公同出吾郡，多擅名当世。”[141]当时交游者除黄溍、柳贯与吴莱外，还有叶谨翁、吴师道、张枢等。三是其弟子众多且多优秀者。例如宋濂“自幼以绝人之资，无书不读。比其长也，又得柳待制道传、黄侍讲晋卿、吴山长立夫三先生为之师。故其撰述往往笔艺炜煌如此。”郑涛亦自叙“不敏尝与景濂氏，师事三先生”。[142]此外，王袆、胡翰、戴良等也都师从三先生。第二代核心人物为宋濂，王袆、胡翰、戴良为之辅翼。《明史·宋濂传》载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拥有很高的文学地位以及政治地位，作为金华文派之领袖，名副其实。黄、柳也有意将文坛盟主之位托于宋濂。如柳贯曾言：“吾邦文献，浙水东号为极盛。吾老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景濂，以绝伦之识而济以精博之学，进之以不止如驾风帆于大江中，其孰能御之？”黄溍也寄金华文派斯文之传于宋濂，他说：“吾乡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143]宋濂之后，则以方孝孺为宗。方氏师从宋濂，宋以“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相誉，并称“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先生也……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方孝孺自己也“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时人视之为“程朱复出”、“濂溪再世”、“孟轲、韩愈复生”。[144]同时，他的文章在当时也被推为天下第一，一时名士多从之。钱谦益《重刻方正学文集序》尝谓：“本朝之学者，当以宋文宪、王忠文公暨先生为朱子之世嫡。而瞽宗之祭，亦当以三君子为乐祖。”[145]他指出宋濂，王袆之后，方孝孺作为朱学嫡传，三人同为明代学人之肇祖。

金华文派在文学创作方面形成了诸多共同的主张。其核心的理念为文与道不相离。论文主张明道宗经，有用于世，注重实用教化。故其文章以醇深演迤、浑穆雍容为主要特征。论诗则主张抒写性情。正如宋濂所言，诗人“其情抑遏而无所畅，方一假诗以泄之”[146]。一言以蔽之，他们主张文与道并重，政教与审美兼顾，既原道教化又不废抒写自我。

金华文派成员中著作存世者较多且整体风格相近。如黄溍，四库馆臣评其“为文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法度”[147]。柳贯作《待制集》二十卷，四库馆臣称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148]。吴莱著《渊颖集》十二卷，黄溍称“其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149]。吴师道《礼部集》二十卷，四库馆臣评其“诗文具有法度”[150]。叶颙存《樵云独唱》六卷，四库馆臣评其“诗写闲适之怀，颇有流于颓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151]。吴景奎《药房樵唱》三卷附录一卷，五言古体皆源出白居易，七言古体间似李贺，近体亦音节宏敞，豪放自喜。四库馆臣评其“于书无所不读，诗歌尤清丽警拔，颇近唐音”[152]。胡助作《纯白斋类稿》二十卷，吴澄称其诗文“如春兰茁芽，夏竹含箨，露滋雨洗之馀，馥馥幽媚，娟娟净好”[153]，指出其平易一面；四库馆臣则称其“神韵清隽，格度严整，犹能不失古意”。[154]陈樵著《鹿皮子集》四卷，他长于说经，与黄溍、宋濂等以文章相砥砺，故造诣颇深。四库馆臣评其所作古赋“落落有奇气”，诗则“大抵七言古体学温庭筠，七言近体学陆龟蒙，俱能得其神髓”。[155]宋濂之诗文留存颇丰，四库馆臣评其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156]王袆存《王忠文集》二十四卷，四库馆臣评其文“醇朴闳肆，有宋人轨范”[157]。胡翰存《胡仲子集》十卷，四库馆臣评其文“持论多切世用”，论其诗“格意特为高秀”。[158]戴良诗文存世亦较多，揭汯与四库馆臣先后评其文“叙事有法，议论有原，不为刻深之辞而亦无浅露之态，不为纤秾之体而亦无矫亢之气”。又称其诗则“词深兴远，而有锵然之音、悠然之趣”。元亡后，戴良诗风发生改变，其“睠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159]由上述之评论[160]，足可见出金华文派诗文的主要的风格特征，简而言之即本于经术，合乎法度，雍容自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华文派”是客观存在并可以确立的。

第二节 金华文派的构成及发展历程

金华文派的成员构成既简单又复杂。因为尽管他们代际之间师承脉络清楚，但是不同成员之间又存有一人多师及一代之中年龄相差较大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兼顾全部的方式对其成员进行梳理。金华文派又持续百馀年，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特点，但在整体上却有着一致的群体特征。这一节主要讨论金华文派的人员构成情况及发展历程，并归纳其群体特征。

一、金华文派的成员构成

金华文派成员构成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明晰的师门承传；二是强烈的乡缘意识。此外，各成员之间还存在相互交叉的亲缘等关系。戴良拜祭方凤之子方樗时曾提及金华文派成员之间多种关系，他说：“某等之于先生，或以姻亲而托交，或以乡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从，或以友朋而密迩。”[161]这些关系相互关联，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容性很强却又界限分明的关系网络。

理学注重统绪，强调承传。《宋元学案》梳理宋元林立的学术派别，根据学派构成的情况，采用的最主要并且最有效的编纂方法就是按师承关系分支别派。金华文派成员之间联结最多的关系也是师承关系。他们往往借助书院、私塾、乡学、家学等，形成一个稳定的关系网络。“北山四先生”一生勤勉于传播朱子之学，其弟子绵延不绝。柳贯早年师从金履祥，与许谦有着同郡同门之谊。两人入师门时间不同，柳贯总角之年即就学于金履祥，许谦三十一岁始从学于金履祥，入门比较晚。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柳贯后入仕途，并未继承金履祥衣钵。柳贯与许谦年龄相同，但是许谦稍长，柳贯往往以兄称之。柳贯《祭许益之文》云：

贯幸甚同门，夙承末契。自童习而白纷，曾靡忘于兄事。虽蒙雾有行，潜获沾于微润，而鞭驽并发，难进希于逸骥。中从宦以漂流，偶叨尘于班缀。兄未尝不为之喜动于中，遄邮缄而藉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将脱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实若炳烛之邻，窃馀光之衣被……继今以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162]

柳贯自叙与许谦之深厚情谊，并尊其为长。而在柳贯看来，自己未能终承先生之教，而许谦则“足以承先生之知”，在理学上成就更大，再加上许谦稍年长，故甘愿认师兄为师。后人也因此多视柳贯为许谦弟子。如明代归有光《浙省策问对二道》尝云：“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皆为一代之儒宗。而贯与师道皆学于许文懿公。”[163]吴师道与张枢都自称从学于许谦。此外，如范祖幹、叶仪、朱公迁、朱震亨、金涓、胡助、陈樵等也都师从许谦。黄溍、吴莱与柳贯过从甚密。其中，黄溍师从王炎泽，王炎泽师从徐侨门人，进而承续朱子之学，也属于朱学之后。吴莱年龄晚于黄、柳，但是因为既同学文于方凤，又同处一乡，故关系非常密切，三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后人常将三人并称，尊之为“三先生”。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则为“三先生”弟子，四人被称为“金华四先生”。四先生之后，则有方孝孺等后学。就师承而言，“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吴莱）——四先生（宋濂、王袆、胡翰、戴良）——方孝孺，形成了一条承继主线。当然，这只是就其大概情况而言。由于师门中又存有一人多师的现象，即某一弟子在礼本师之外，都还参礼他师，如胡翰既问学于许谦，又师从于柳贯。

金华文派的核心人物与大部分成员都是金华籍，乡缘成为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这种因乡土而产生的情缘，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无论是官居高位者，还是沉沦下潦者，都能因同乡之谊，彼此相互奖掖、荐推或颂扬。金华之所以有“人物之盛”或“文献之邦”的称誉，这与金华人对乡邦文献及人物事迹的整理分不开。如有吴师道《敬乡录》、张枢《宋季逸事》、黄溍《义乌志》、郑涛《旌义编》与《郑氏家范》、宋濂《浦阳人物志》、金江《义乌人物记》与《华川文汇录》等都以乡贤为对象，对其气节、学术与文学加以整理与褒扬。除师承与乡缘之外，亲缘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如吴莱为方凤孙婿，许谦与许元、许亨以及苏友龙与苏伯衡分别为父子关系，王袆与宋濂为儿女亲家。亲缘也加强了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自许谦一辈而下，金华文派以师承为依托，有着清晰可循的承传脉络。他们传承了三代，绵延百馀年。但是，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众成员存在虽为同辈却年龄差异很大以及一人师承多家的情况，如果仅仅根据师承来确定谱系，会有重叠，并且也无法正确客观认定其阶段性特征。故笔者拟以时间为主轴，参以师承的方法，对其发展历程加以梳理。

二、金华文派的发展历程

一般而言，若要准确、客观地确定一个文学流派，需考虑以下数端：一是文学生态的变迁，包括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官吏制度、文化政策以及社会风尚等之变化；二是文派中影响较大的核心人物以及其他主体之师承代传；三是文派成员的学术理念与文学创作之特色。兹主要以这三个方面来估衡金华文派，同时对其发展历程及成员构成加以考察。

金华文派的承传与金华朱学之衍变关系密切。清人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九《宋文宪公画像记》一文中叙述金华之学的流变：

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观其所著，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犹幸方文正公为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几几乎可以复振徽公之绪。

白云即元初学者许谦，仁山则是许谦之师金履祥，义乌诸公指元中期的黄溍、柳贯、吴莱等，而所谓“公”者指宋濂。全氏所谓婺学“三变”是指由金履祥的性理之学一变而为许谦之侧重章句训诂，再变为黄、柳辞章之学，三变为宋濂一辈学杂佛老。方文正公乃明初学者方孝孺，全氏认为他在明初恢复了金华朱学的纯正性。金华文派的发展也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孕育期、形成期、鼎盛期与衰落期。

（一）孕育期大约起于宋末至于元初，即“北山四先生”阶段。何基、王柏、金履祥与许谦等人，主要以理学名世。作为朱学嫡传，其持守颇正，保留了更多的朱学色彩。但是，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两个新趋势：其一，学术上，读书趋向于杂，为学由形而上的义理思辨转而为侧重考证与训诂，并对日常中形而下的问题关注增多，趋向知识化、生活化和世俗化。其二，文学上，他们对诗文多有见解。尽管如石明庆所言“北山四先生”之诗论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其主要特点就是“以诗说理，以理解诗，以濂洛道统的义理诗为风雅正统，片面发展了朱熹诗学思想的一个方面”，[164]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程颐等那样将道与文对立。他们为金华文派的形成准备了一个发生的氛围。

这一代人几乎都经历了宋元战争。尽管终身以讲学为主，但他们都不忘世事，积极关注社会，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他们坚守朱子之学，但至许谦一辈，不免出现“和合朱陆”的倾向。同时，“北山四先生”从事讲学，子弟众多。尤其是许谦，其门生著录者达千馀人。据《宋元学案》载，姓名可考近五十人。这些弟子不仅承传了金华之学，并且文采足以动众者颇多。就文学而言，四先生以理学解诗，形成了重视诗歌“风雅”精神的传统。他们的人格精神、学术理念以及文学传统都为后代弟子提供了借鉴。

总而言之，这一代人的学术发展孕育着为“流而为文”的结果，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并对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金华文派形成于元代中后期，这一阶段以黄溍、柳贯、吴莱等所谓金华三先生为代表。此外，尚有叶谨翁、叶颙、胡助、陈樵、王毅等。他们构成了金华文派的第一代。这一代人晚年处于元代政局动荡之时，但是，他们一生大部分是处于元代太平、盛世阶段。当时科举恢复开科，不少人重习举子业，考取进士。朱熹理学亦被悬为功令，成为官方学说，士人多究心性理之学。但同时，也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学说，最明显的就是朱、陆趋向和会。文学上，这些人几乎都以文学名世。元人陈旅曾论柳贯、黄溍，称：

金华有二先生，曰柳公道传，曰黄公晋卿，皆以文章显名当世。予游荐绅间，窃获窥其述作。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黄公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伍整然不乱。金华多奇山川，清淑之气钟之于人，故发为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165]

他们作有大量文章，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金华文派至此真正地确立起来了。

（三）元明之际，金华文派趋向鼎盛，并在明初文坛居于主流地位。这一阶段以宋濂、王袆、胡翰、戴良等四先生为代表。此外，诗文成就较高的有十多人，有诗文存世者近二十馀人。这一辈人，大都经历了元明鼎革，饱尝战争之苦，并面临了艰难的政治抉择。他们最终或者投向朱元璋，如宋濂等；或者选择为元遗民，如戴良等；或者以隐居讲学为主，如胡翰等。他们学术上创建不多，虽秉承朱子之学，但学源趋于多元，转益多师。文学上皆以诗文名家。这一群体构成了金华文派的第二代。

（四）伴随着明初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文化政策的严苛，宋濂等一辈人多死于非命，金华文派趋向衰落。具体而言，其表现有二：一是后学不兴。金华文派的第三代方孝孺、王绅等人虽有诗文存世，但多远不如前代之盛。二是回归学术，他们主要是学者而不是文章家。及宋濂高足方孝孺被朱棣腰斩，金华文派彻底衰落。

第三节 金华文派的群体特征

金华文派传承数代，受元代社会文化以及金华地域环境的影响，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

一、主张文学与学术、事功合而为一

元学者对赵宋灭国进行反思，在学术文化层面找出两个原因：一是空谈误国；二是文与道分裂，造成了多种弊端。道学则谈理虚矫，求异于世；文章则偏求奇怪艰深之辞；政事则流于闳阔矫激之习。所以，他们主张文学与学术、事功合而为一。金华文派亦持此论。如黄溍论学主张学术与事功并重，反对两者割裂，对于“群居则玩思空言，而指簿书钱谷为细务；从政则苟逭吏议，而视仁义礼乐为虚文”[166]与“务为高论而不屑意于为事，或者指经义为无用之言”[167]的现象加以批判。黄溍等人追求义理与文章兼擅。傅亨为黄溍请谥作《请谥文移》，称他“擅一代之文章，为诸儒之规范”，并论其学术与文章“言性理探程朱之奥妙，论著述继韩柳之雄深”。[168]近人钱基博亦评“黄溍文为苏轼之疏畅，而归本欧阳修之纡徐；学则朱熹之义理，而兼吕祖谦之文献。承宋人之学，为宋人之文”。[169]胡翰在《胡仲子集》卷四《古乐府诗类编序》中论诗亦主张“诗系一代之政，婉而有章”，又认为诗歌“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风俗”。王袆《宋景濂文集序》称：“昔之圣贤，其学可谓至矣。其于三才万物之理，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治乱是非、显隐巨细之际，凡天人传心之妙，帝王经世之略，无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实践，既有得于内矣，于是将以自见而淑诸人也，然后托于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170]他推重圣贤，因为圣贤对于学术、政事都能察而通之，并形诸文章。

二、具有强烈的道德重建意识，重视教化

宋亡元兴，对于儒士而言，无异于天崩地坼。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原来支撑社会运转的行政系统、道德体系，几乎全部被打破，社会失序，道德失范。面对如此艰难的境遇，元代士人往往形成一种自觉的道德重建意识，并且慨然以此为使命。居于上位者，极力劝诫、建议统治者以行汉法，采取儒治。在下者则讲学乡里，究心道学，教化乡里，淳朴民风。正如许衡所言：“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171]

科举恢复后，金华文派的第一代人进入仕途者，如黄溍、柳贯、吴师道、张枢等人，任职时无不以救世行道为己任。隐居而从事教职者，则以讲学为业。宋濂等第二代人在朱元璋攻下江南后，多归附之，并在新朝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他们无论是在元代沉沦教职，还是入明居于要位，一以贯之的是重视教化。其诗文中教化之语处处可见。

三、形成了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文风

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金华文派本是由“金华学派”衍变而来，这种特征在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论金华之学时尝言：“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他指出金华之学，“北山四先生”传承了朱熹的道学之正脉，许谦同辈柳贯及弟子吴师道、戴良与宋濂等人，则又继承、发扬了朱熹的文学一面，如此形成了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金华文风。

其创作主体往往“通经能文”，既是学者又是文章之士。如黄溍、柳贯与虞集、揭傒斯名列“儒林四杰”。元人陈旅又称：“金华有二先生：曰柳公道传，曰黄公晋卿，皆以文章显名当世。”[172]再如宋濂，既是理学家，又被视为文章大家。在内容层面，散文以政事、军旅、外交、礼乐、教化等实用方面为主要的书写内容；诗歌则以抒发性情之正及宣导情志为主。在思维层面，受程朱理学抽象思辨的影响，金华文派释词议论时长于辨析，注重理性的感悟和阐发，故其行文多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充盈着思辨之美。在境界层面，金华诸人受理学濡染，致力于成贤成圣，追求一种“儒者气象”。这种理想，对诗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查洪德先生《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对元人人格追求与文风追求的关系及特点的分析最为详赡。他说，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173]金华文派的诗文之风貌，正可作其注脚。

戴良曾评论黄溍与柳贯，称其文章“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174]认为他们文学格调拟诸汉、唐二代，更得宋理学之趣，此外，其陈述政治，施礼教化则堪追比成周时代。戴氏之言，固有过誉之处，但是，却也揭示出了金华文派的具有深厚理学底蕴的文风特征。

清代学者阮元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论清以前的学术与文学大势，称“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从实际来看，若以“守先启后”定位金华文学，也甚为公允、准确。金华文派成员众多，流布广泛，上文已有提及。第一代人是元代代表文风的重要参与者。第二代成员宋濂等人则受到朱明王朝的重用，多人进入了政权的高层，为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君臣遇合”使得金华学人成为当时一股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金华文派的主张，适应了明初政治与文学形式的需要，逐渐成为明初文坛的主导性思想。全祖望曾在《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九《宋文宪公画像记》中论宋濂，称：“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故尤有苍浑肃穆之神，旁魄于行墨之间，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欤！”四库馆臣亦称黄溍、柳贯与吴莱，再传至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175]。后在政治打压下，宋濂等人死于非命，方孝孺被夷灭十族，金华文派基本宣告结束，但是其学术与文学思想的影响，却并未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