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译序：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5)

（1）学衡派

近代以来，我国对古希腊哲学的介绍、翻译、研究、后学培养，都绕不过吴宓等人开创的学衡派。[7]学衡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学派，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忽视和贬低，学衡派在国内真正得到重视并深入评介的是乐黛云发表于1989年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学衡派的兴起源于当时留学哈佛的梅光迪、吴宓等人对其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传承践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针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两种原因，即始于培根的功利主义和卢梭引发的浪漫主义，致力于恢复古代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梅光迪、吴宓回国后聚集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志同道合者创办《学衡》杂志。他们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依托当时的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在文学上批评对抗“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新潮社”），在史学上对抗胡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论战主要发生在柳诒徵等人主持的《史地学报》）。当时，新文学在北方如火如荼展开，而在学衡派影响下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却不准新文学进课堂，反对“疑古”，而是注重“昌明国粹”，成为坚守古典诗词和传统小学、主张信古的重要阵地。与之相应，学衡派对“新知”的“融化”也不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而是注重对西方古典思想尤其是希腊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影响，学衡派也批评浪漫主义式的研究进路，与当时的受浪漫主义—生命哲学影响的“东方文化派”发生论战。（值得一提的是，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影响下，也诞生过某些研究希腊哲学的先行者，如李石岑在30年代写作的《希腊三大哲学家》，从生命哲学角度对希腊思想进行阐发，特色鲜明。）学衡派学者与生命哲学影响下的学者都对现代社会有批判性的反思，区别的关键在于对浪漫主义的态度，这种冲突及相关问题在既受生命哲学影响也受保守主义影响的近代学人宗白华的思想中体现得比较明显。[8]

学衡派翻译古希腊作品最重要的是郭斌龢、景昌极从古希腊文翻译的柏拉图著作，从1922年起陆续发表于《学衡》杂志，并于1934年结集出版《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本书翻译的柏拉图五篇对话分别为景昌极译《自辩篇》《克利陀篇》《斐都篇》以及郭斌龢译《筵话篇》《斐德罗篇》，每篇对话都有“译序”或“引”，介绍各篇背景、特色。书中还包括郭斌龢撰《柏拉图之埃提论》、景昌极撰《柏拉图理型说略评》，对柏拉图的核心思想进行专门探讨。除此之外，吴宓、汤用彤推荐向达、夏崇璞合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1923到1926年在《学衡》连载，1933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书中还包括吴宓的“校者识”，并收录了汤用彤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吴宓还翻译了《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撰写《希腊文学史》（我国首部希腊文学史），系统整理包含希腊罗马经典在内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缪凤林撰《希腊之精神》，将希腊精神概括为“入世、谐合、中节、理智”四方面，并分析了西方近代以来对希腊精神的继承和背离。汤用彤翻译《希腊之宗教》。胡稷咸翻译《希腊之哲学》。钱堃新翻译西塞罗《西塞罗说老》并介绍西塞罗身世、成就和思想风格。这些都是当时学衡派推介古典哲学的重要成果。吴宓是学衡派的核心人物，也是首位撰写希腊文学史的中国学者，但他早年求学和后来研究多在于比较文学，并没有专治希腊。1925年，吴宓北上清华，筹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外文系主任之职，并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虽仍固守学衡传统，但开始注重新旧融合，钱钟书便是吴宓在清华培养的优秀学生。杨绛翻译《斐多》（2000），相关思想传统余续犹在。学衡派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的主要成员（如张其昀）在《学衡》杂志之后，又相继创办以民族主义为立刊宗旨的《国风》（1932年创刊），以及经蒋介石授意出版，宣扬国家主义的《思想与时代》（1941年创刊），政治性日渐强化。

学衡派译介古希腊哲学最重要的人物是郭斌龢。郭斌龢并不专治古希腊，和其他学衡派的古希腊研究类似，他的古希腊研究也多从文学角度切入，影响多在外文系和中文系（文学与语言学），属于中西兼治的学者，但他的翻译和不多的研究文章代表了学衡派古希腊研究的整体倾向，故单独详述。郭斌龢1917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1919年转入香港大学，师从沃姆（G.N.Orme）学习过拉丁文和希腊文。1923年，他经沃姆推荐结识吴宓，吴宓先推荐郭斌龢去东北大学当教授，后又积极推荐郭斌龢考取赴美公费留学（吴宓也是郭斌龢申请时的主考官），在哈佛师从白璧德。1930年学成归来，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1937—1946年任职于浙江大学，主持过浙江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甚至还担任过浙江大学的代校长。1946年回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并拒绝把外文系迁往台湾，将之完整保留在了后来的南京大学。除了前面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郭斌龢还翻译过英人童璧撰写的《希腊之历史》（1924）。他还写过《孔子与亚里士多德》（1932年刊于《国风》，英文提名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人文主义》于1931年先行刊登在美国某杂志）以及《新孔学运动》（1931），比较中西文化之源，否认孔学为宗教，力陈孔学的人文主义内涵。1941年，他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讨论西方文化之源头及后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希腊人从完成道德理想来理解人的发展，从人文主义角度来看待政治、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是道德问题的扩展延伸，政治应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他主张上承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罗马人文精神的继承，但反对19时期浪漫主义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和描述。1949年后，郭斌龢因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且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在南京大学实际上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加上政治动乱，他仅发表了《关于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几个问题》（1962）、《莎士比亚与希腊、拉丁文学》（1964）等少数几篇相关研究文章。但郭斌龢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了弟子张竹明，研究古希腊文学和哲学。师徒俩还在八十年代合译了《理想国》，译文简洁晓畅，成为长期以来国内的标准译本。

总体而言，学衡派对于译介、研究古希腊哲学功不可没，思想基础借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境遇出发，从中国文化本有的特质出发，触及当今仍然在清理的现代性问题，对我们当前的思考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学衡派的希腊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准不高。此外，学衡派并未能从整体上完成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反思和研究，反思西方近代社会没能以深入研究为基础（尤其是对西方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反思不够），这往往导致将学术研究变成政治立场的选择，典型例子如学衡派后期的某些学者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2）陈康和严群

陈康及其后学。学衡派倡导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培养了不少学生，陈康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的思想并不属于学衡派。陈康1924年考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预科，后入哲学系就读，师从当时学衡派主要成员汤用彤等学者。在汤用彤支持下，陈康潜心致力于研究古希腊哲学。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哈特曼（Nicolai Hartman）、斯坦泽尔（Julius Stenzel）、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学者，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得博士学位。陈康的研究深受耶格尔发生学方法、斯坦策尔对柏拉图后期学说研究的影响，形成了独道之见。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理念论理解为“目的论”，分离问题针对的是柏拉图的后学（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分离概念与柏拉图一致，仍是一位柏拉图学者，并没在这方面反对柏拉图。这个观点反对了当时的成见，导师哈特曼甚至赞扬道：“自你的论文出来，所有希腊哲学史都要重写”，格思里在其经典巨著《希腊哲学史》中也专门介绍了陈康对柏拉图所作的“目的论”式的解释。

陈康在抗战中后期回到中国，执教西南联大，讲授希腊哲学，致力于译介希腊哲学。1944年出版《巴曼尼得斯篇译注》，注释详尽，注释文字为原文数倍，这种以疏解原文的方式研究柏拉图，扎实深入，富有创见，引起极大轰动。陈康又将本书要义撰为德文论文，后经当时访问重庆的英国牛津大学学者道茨（Dodds）教授带回英国，请D.J.Allan教授译成英文，题为On the Parmenides of Plato，发表于The Classical Quarterly（1944），在国际学界有很大影响。陈康认为，柏拉图在本书中主要处理“相反的相互集合的问题”，也就是“相”（理念）如何构成个别事物的问题。陈康的解释“由解释一字一句以解释一篇一段，由解释一篇一段以解释全篇的内容”，分析精详，论证严密，以文本原文为根据，逐字逐句挖掘原文深义，这对后世学者古希腊哲学研究有很大的示范性作用。

陈康在抗战胜利后又相继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1948年东渡台湾，任职台湾大学，1959年因故到美国执教。陈康在美执教期间，继续写作了不少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论文，尤其集中从事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陈康的亚里士多德研究注重应用发生学方法，系统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存有论和神学问题，并处理了entelecheia和energeia之间的区分等亚里士多德研究领域的诸多疑难问题。他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成果集中出版为《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科学》（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Sought，1976），全书800余页，集其亚里士多德研究之大成。随后，陈康又转而继续之前的柏拉图哲学研究，经过十余年潜心研究，在去世前出版《获得相的知识》（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ldeas，1992）。陈康认为，柏拉图中晚期有从“一元唯善论”到“多元范畴论”的发展，“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先是回忆论，后是综观论。前者包含在《曼诺篇》与《斐多篇》里，后者则肇始于《会饮篇》的对美本身的直观理论，后来又在《理想国》核心卷的末尾的综观理论中获得更为完整的发展。”（译文转引自宋继杰，2015）这两部著作可谓其代表作，也是我国学者研究西学的扛鼎力作，可惜至今仍未译成中文。汪子嵩和王太庆编选翻译了《陈康论希腊哲学》（1990），台湾亦出版过《陈康哲学论文集》（1984）。中国人民大学的聂敏里教授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2015年立项），相关翻译和研究成果发表后想必会极大推动我们对陈康先生学术贡献的理解。

陈康在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执教期间，培养出学生如王太庆、汪子嵩、苗力田等学生，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翻译和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力量。王太庆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主持编译了《古希腊罗马哲学》（1957），改革开放后更致力于将柏拉图作品全部译出，可惜因病突然去世，未竟其功。但他留下遗稿经汪子嵩整理出版《柏拉图对话集》（2003），译文精确、简洁，遗惠学林。王太庆非常注重对陈康翻译方法的践行，也注重用这种注疏式的研究训练学生，比如80年代末谢文郁的硕士论文《〈蒂迈欧〉注》就是典型。苗力田新中国成立后先在北京大学执教，1956年调往人民大学，改革开放后培养了不少懂希腊文的研究生，并组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虽然有些翻译不够精确，但整体质量较高，是我国哲学翻译的标志性成果，筚路蓝缕，功莫大焉。苗力田还培养出余纪元、徐开来、聂敏里等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此外，叶秀山也是苗力田1956年调往人民大学之前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叶秀山从现象学进入古希腊哲学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叶秀山弟子如宋继杰也是柏拉图研究的优秀青年学者。总之，苗力田为国内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研究水准提升和薪火传续做出了重大贡献。汪子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带领陈村富、姚介厚、范明生开始撰写《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又有包利民、章雪富加入，三代学人历时28年，完成四卷本巨著。全书对原著史料的征引丰富系统，思想评介多有创获，对国外研究传统、流派和文献的介绍比较详尽，可谓当代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经典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