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序：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1)
古希腊哲学大致可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化哲学四部分。前苏格拉底哲学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残篇和证言，残篇是原文，证言是引述，它们是我们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资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有较为完整的著作传世。我们会在每章“阅读书目”中给出相关作品的流传过程和辑录校勘情况。
严格来说，哲学通史的体系化撰写源自近代的黑格尔，在此之后，随着材料搜集和文本考订工作的深入，各类哲学通史和断代史作品竞相问世。但是，哲学研究往往与哲学的历史考察相伴而行。18、19世纪之前，虽没有统一、系统的哲学史著作，但每代哲学家都会研究、回应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些回应和对话其实也可称之为哲学史研究。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后世哲人大多都会从希腊哲人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发，重新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他们的考察多从自身具有的哲学思想出发，即便是19世纪之后的哲学史撰写和古希腊哲学研究，也同样深受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
回顾整个西方和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清和把握这本古希腊哲学“简史”涉及的问题。我们在本文将详细介绍“西方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和现状”“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和现状”以及本书的特点和凡例。
一、西方古希腊哲学研究传统和现状
古希腊哲学的记录和评论始于古希腊时期。据说，智者希庇阿斯（Hippias of Elis）是首位记载、撰写哲学史的人，他记载了早期自然哲人对于万物本原问题的各种讨论。但真正有文献流传的哲学史撰述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对话包括引用和评论自然哲人和智术师的内容，重要的有《克拉底鲁》《巴门尼德》《泰阿泰德》《智术师》等作品。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私人图书馆，重视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几乎每类著作都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有过系统评述，相关著作有《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等。亚里士多德重视从自己的理论出发，系统、融贯地总结了在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奠定了我们认识在他之前的早期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基本框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古代哲学的学述流传主要保存在古代的学说汇编、古代哲学家的引述、古代传记记录、古代注疏等各类作品当中。这些著作不仅征引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还对某个或各个哲学流派有所评述，是古代研究希腊哲学的重要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忒奥夫拉斯特撰写的《自然哲学家的学说》，开始分类汇集了早期哲学家的各类学说。这本书对后世希腊哲学的纂述有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只流传下来最后一卷《论感觉》，但全书的基本轮廓可从后世著作大致勾勒出来。第尔斯的《希腊学述》（Doxagraphi Graeci）对于相关学述谱系有过整理。忒奥弗拉斯特《自然哲学家的学说》在古代得到不断传抄流传，影响了埃修斯，据特奥多罗多次提到埃修斯的《学说》（Placita），第尔斯将其著作命名为《古代学说》（Vetusta Placita）。后世对于源自忒奥夫拉斯特的记载、摘抄多来自埃修斯。埃修斯著作主要保存在以下三部著作之中：伪普鲁塔克的《学说》（Placita），基本为摘要记录；斯托拜乌斯的《自然哲学文选》（Eclogae Physicae），多为逐字引用；特奥多罗的《希腊疾病治疗》，是模仿性写作。第尔斯根据这些著作辑出埃修斯的《古代学说》。并将之与其他古代作者的引用相互印证。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之前和当时哲学也有所征引评述，这种征引多具有论争性质，不仅保存了在其之前的希腊哲学家的各种资料，而且他们的评价理解带有独特的视角，可谓古代时期的“研究”。兹列举如下：倾向于新学园派的西塞罗，他的《图斯库兰谈话录》《论神性》等作品；犹太神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先驱斐洛的著作；新柏拉图主义先驱的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中的引述；基督教神学家尤西比乌斯的《福音初阶》（Praeparatio Evangelica）；基督教神学家希波吕托的《驳众异端》（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怀疑派哲学家恩披里柯的《皮浪学说纲要》《反数理学家》。此外，古代传记也有对哲学家思想的评述和征引，其中最著名的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名哲言行录》编写的材料源于漫步学派学者索提翁（Sotion，约前2世纪）撰写的《哲学家的师承》以及兰布斯（Lembus，约前170年）对《哲学家的师承》所作的提要。古代注疏传统对于保存和研究古希腊哲学有重要贡献，如波爱修（Boetius）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和写作的导言，又如漫步学派的阿弗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Simplicius）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
可以说，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三大宗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综合产物。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怀特海曾感叹过：全部西方哲学传统只不过是柏拉图的系列脚注（我们可以将这句话应用于亚里士多德，甚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这些“脚注”吸收希腊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我们几乎可以说，西方思想发展的每个关节点，重新思考古希腊哲学提出的问题都具有核心重要性，成为西方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他们对希腊哲学的研读和理解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哲学很大程度就是吸收前人思想发展起来的。比如，斯多亚主义对于赫拉克利特“火本原”和“逻各斯”学说的发挥，伊壁鸠鲁主义对于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继承，怀疑主义对于色诺芬尼以及学园派思想的吸收，更不用说直接继承柏拉图的学园派以及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派。我们接下来简要叙述希腊化哲学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吸收、理解希腊哲学的历史。
罗马的哲学通过翻译和改写古希腊哲学建立起来，形成表达自身政治传统的基本方式。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强调柏拉图思想中的宗教倾向，引发后来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融合。新柏拉图主义的很多作家还致力于处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思想表面上有异、实质相同的问题。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在吸收和反驳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思想的过程中建立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影响很大，从哲学上整合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柏拉图思想借助奥古斯丁统治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犹太思想家斐洛（Philo，公元前30—公元40）借助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早期斯多亚主义，重新理解犹太宗教。基督教圣保罗（St.Paulus，5—67）的普遍主义和自然法明显受当时盛行的斯多亚主义很大影响。
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古希腊很多作品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并有不少注疏传世，主要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的著作。金迪（al-Kindi，约800—866）追随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目的是用因果学说发现事物之本性。拉齐（al-Razi，865—约925）自认是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弟子，认为哲学是包括知识和行动的整全生活方式。法拉比（al-Farabi，约878—约950）写作了大量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疏，力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容，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和“本质”概念。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继承法拉比，重视利用亚里士多德思想，探究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区分，并吸收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人和造物能够通过“爱”走向神。阿威罗伊（Averroe，1126—1198）的著作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注疏，不同于法拉比，他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力图摆脱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框架，更具有自然主义的特征。犹太哲人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8—1204）也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迷途指津》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中世纪经院哲学（1050—1350）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经院哲学的方法“辩证法”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基础形成，经院哲学集中处理的“共相问题”源自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rphyrios，233—305）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注释（可追溯至柏拉图），后来更因此形成“实在论”和“唯名论”两大哲学传统。在经院哲学发展盛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全部翻译成了拉丁文。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使基督教思想加入了尊重自然世界和人类知识的维度。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1266—1308）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1349）也试图融合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但司各脱受到当时经院哲学内部兴起的怀疑主义运动影响，质疑知识的首要性，相比之下，他更强调对上帝的爱。奥卡姆的威廉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概念，强调上帝的意志而非理性，因为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而理性自然法只是偶然的，神圣律法而非自然法，构成我们行为的绝对义务。
文艺复兴（14世纪—17世纪）主张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这种复兴建立在对经院哲学全面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也导致了对作为经院哲学思想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面批判，包括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从潜能和实现的关系来看待运动等）、宇宙论（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宇宙观）、生物学（以目的论为基础）、政治学（政治目的在培养有德性的公民）等各个方面。文艺复兴思想家反对亚里士多德，但极其钟爱柏拉图，试图通过柏拉图主义重新为形而上学奠基。文艺复兴时期尤其喜爱柏拉图作品中的戏剧性因素，柏拉图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全部被译成了拉丁文。斐奇诺（1433—1499）主持了柏拉图著作集的拉丁文翻译，推崇新柏拉图主义的寓意解读文本的方法。他的思想主要吸收柏拉图《会饮》的讲辞，提出柏拉图式的爱，认为通过反思自身进而沉思最美之物，最后便能达到与上帝沟通。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1401—1464）主要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并吸收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模仿柏拉图《理想国》，勾勒了理性统治下没有宗教信仰的共产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主义也较为盛行。卢克莱修《物性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现和出版，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怀疑主义在经院哲学中就是非常强劲潜在暗流，文艺复兴时期影响范围更为广泛，伊拉斯谟（Erasmus，1466—1536）的《愚人颂》便有很强的怀疑主义背景。
宗教改革（16、17世纪）造就了“新教伦理”，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个时期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伴随着对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反叛。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君主论》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用政治现实主义代替政治的道德性，通过将古典德性概念转换成“能力”，反对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的目的视为公民德性的培养。蒙田（Montaigne，1533—1592）深受古代怀疑论的影响，怀疑是否存在所谓真理，即便存在，人类也没能力理解，同样，人类也没能力理解和实行正义，他认为，我们只能培养人类自然而然形成的品性，而不必寻找这种品性的形而上根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他的《新工具》针对的便是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逻辑学和方法论，主张经验的实验方法，他还抨击亚里士多德“目的因”，提倡“动力因”的现代因果解释方式。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是新科学的支持者和开创者，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自然目的论，用“社会”重新为“自然”奠基，建立了现代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