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德满都·尼泊尔

穷人的慷慨

在加德满都的时候，住过两个沙发。

第一个沙发的主人叫Max，他的家在离游客聚集的泰米尔区步行10分钟的地方。10分钟内的泰米尔背包客聚集，摩肩接踵，各式中日韩餐厅、小资情调的咖啡馆云集；10分钟外的居民区住着些当地的寻常人家，天空飞过灰尘一般的鸽子，街角开着溢满香气的奶茶铺，穿着英式校服的孩子嬉闹着跑过。

Max和妻子Sumita租了一栋三层别墅的两个单间。说是别墅，却被房东改造得每层楼都隔出了七八个不足5平方米的单间，实为蜗居的廉租房。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杂七杂八地摆了各式各样的女式鞋、男式皮鞋，小孩子的球鞋。这栋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除了房东，估计谁也数不清。

两个单间里一个是Max和Sumita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老旧的电视机，一台蒙着灰的台式电脑，一台扇叶破损的小电扇和一个木制衣柜；另一个房间和第一个差不多大，是俩人的厨房，靠墙有一个灶台，下面放着瓦斯罐，墙上油迹斑驳，像刷了层黑漆。厨房里摆着一张单人床，那就是我的“沙发”了。洗手间是公用的，在房子的外面，没有热水洗澡。

赶了一天的路从樟木到加德满都，晚上我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Sumita就悄声来了厨房，烧上水，泡上红茶。空气中飘着茶的清香，我在睡眼惺忪中睁开双眼，望见已经穿戴整齐，身穿亮红色纱丽的Sumita，正在往茶杯里斟茶。

接过Sumita递来的红茶，青瓷的杯子里沉淀了些许茶渣，茶色红亮，光润如玉，在嘴边抿了一口，甜得沁人心脾。一抬头，Sumita正温柔地对我笑着。

Sumita是中学的英语老师，白天要上班；Max是自由职业，自己待在家里对着电脑创业，做他的所谓网站。中午和Max在一起吃饭，他煮咖喱饭给我吃。刚出锅的白米饭，浇上辛辣浓郁的咖喱汁，配上煮得绵稠的土豆和豆角，放在花色平底盘子里，滋滋地冒着热气。

Max铺了条毯子在厨房的地上，我们就盘腿席地而坐。他很自然地把右手放在盘子里，一把捏起食物，让咖喱汁更好地和米饭融合在一起，还把土豆捣碎成小块，然后抓了把米饭放在嘴里吃，我也效仿他。那是我第一次用手吃饭，惊喜、新鲜，还有尴尬、不适，全都写在脸上，我一边吃，一边笑得开怀。

窗外的绳子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午后倾泻而下的阳光下，闪着亮堂堂的光。

从博卡拉回来以后，Max回了老家奇特旺，不在加德满都，所以我找了第二个沙发住。沙发主是个还在读大学的尼泊尔男生Arjun，长得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男主角，高高瘦瘦的，皮肤黝黑，有双明亮的眼睛和长到让人垂泪的眼睫毛，唯一不同的是，Arjun留着很长的头发，头发有些自来卷，更像个叛逆的摇滚明星。

他的街区也在离泰米尔很近的地方，不过和Max的家是两个方向。推开窗，街对面的早餐铺里，各种油炸的三角馅饼在猛烈的阳光下滋滋地闪着光。

Arjun和另一个男生合租在公寓的一个房间，他解释说自己一个人负担不了那么贵的房租。房间里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中间的过道窄得可怜。床对面就是简单的灶台，灶台上有一口锅，水池旁边放着几个空盘子。床上Arjun那台灰色的宏碁笔记本电脑，大概是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他也像邻国印度的年轻人一样在大学读着最有希望的IT专业，所以经常需要用到电脑。这个房间里没有空调，连风扇都没有，只有窗户一直开着，吹来碳烤一样的热风。

Arjun的室友是个有些害羞的年轻人，一头油亮的短发，眉毛浓郁，下巴上的胡茬好多天没刮了，乱糟糟的像杂草。他英文说得也不好，总是坐在角落，对我有种腼腆的热络，默默地递冰水给我喝。

后来，他手上握着一堆资料，坐在床上拍着Arjun的肩膀，两个人笑得歪倒在一块儿。我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怎么了，Arjun告诉我，他室友今天知道自己的签证就快下来了，他马上要去新西兰的渔船上打工了。

我看着他脸上快要溢出来的笑，和对未来无限憧憬的眼睛，抿了抿嘴没有说话。生活从5平方米的房间变成了南太平洋的大海，但等待这个二十出头年轻人的，只有渔船上无边无际的孤寂生活和吃不完的冰冷罐头。他英语并不好，还要吃不少苦。可是有钱赚，可以养家，他已经很知足了。

后来我们三个人，分了一锅只放了几根豆角的咖喱饭，配着白开水，吃完了晚餐。

曾经问过Max，为什么想到要用couch surfing？

他的理由简单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家里的厨房有张空床，所以觉得可以把它提供出来。

在加德满都住过的两个沙发，家里条件都很简陋，能提供给沙发客的也很有限，但他们的主人并未因此而感到羞赧，反而十分坦然且慷慨地助人。

用couch surfing的这些年，在厦门，在西贡，在芽庄，我住过很多舒适的沙发，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却被这份穷人的慷慨打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