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为其难包青天

中国人骨髓里都有浓厚的青天情结。小时候看社戏，剧中蒙冤者想冤情得洗，无非遇上青天大老爷或皇上微服私访，或他日的故人穷秀才高中状元，出任八府巡按，于是陈冤得雪，好人出头天坏人得到惩治。长大了才知道：青天老爷只是一种传说，幻想是靠不住的，要制约权力，惟有制度。

一、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脸谱中，孔夫子代表着修养和学识，关二哥代表着忠义和正直，而包拯则代表着刚正不阿的执法者

民间传说中，包拯原本就是文曲星下凡，脸黑的原因是因为同时下凡的武曲星狄青先行一步拿走了本应属于包拯的白脸皮，而把黑面孔让给了包拯。或许是觉得黑过头也不好看，于是，戏剧脸谱设计者在他的额头上加了一弯白色的月牙儿，才有些动感起来。

既然是应天命而生，按照所有故事发展的格式，包拯在历尽劫难之后终于成为国之栋梁，在以包拯为男一号的传奇故事中，其官职主要是开封府府尹，即首善之区的行政长官兼京城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

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包拯的破案团队中，公孙策不仅是个文案师爷，也是一个称职的倾听者，不仅帮助其梳理思路，偶尔的无心之言往往为主角提供石破天惊的灵感。而展昭则是个尽职的保镖，阻止邪恶势力所有可能针对包法官本人的人身加害，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侦探，再加上绝佳的运气，许多破案的线索竟然都散布于他周围的活动路线上。在角色配备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作用稍小了些，但法官包拯出庭时如果没有他们手持水火棍分立，如四大金刚般怒视当事人，法庭的威仪必然减色许多。他们的另一个角色是充当刽子手，在法官包拯拍响惊堂木作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请出御赐的铡刀铡人。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不仅是阳世的法官，也是阴间的判官。白天审案，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壳往阴阳枕上一靠，灵魂出窍就到了阴间办案，额头上的月牙印就是穿梭阴阳界的出入境签证。正是有这种便利，包法官碰到关键证人已经死亡的疑难案件时，解决的方法就是睡上一觉，到阴间拘传证人询问事情的前后究竟，比《罗生门》中的通过法师做法传召鬼魂出庭作证还要便捷。神通如此广大，也难怪没什么案件能难住他了。

于是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包拯法官所受理的案件包罗万象，刑事、民商、行政，无奇不有。杀人放火不说，就是久旱不雨，妖魔害人，忠节被隐，婚姻无着，科举不中，都可以到开封府击鼓鸣冤，之后青天出马，一番折腾之后，照例就是邪恶得到惩罚，正义得到彰显，而小民三呼万岁。终于，包拯汇聚了无数老百姓的理想和梦幻，在无数的传奇故事中被包装成青天大老爷，成为中国封建法治史中的千年模范法官。

民间故事中包拯的主要官职是开封府府尹。天子脚下，皇城根儿，皇亲国戚多，权贵多，牛人多，是非也多。小屁事都可能到达天听，这一亩三分地的父母官，实在不好干。

在许多故事中，包拯已经成为刚正不阿的代名词。其执法如山的两个极端事例：一是在封建法统下敢于对抗皇权，不顾皇姑和皇太后的求情，以重婚罪、遗弃罪和涉嫌教唆杀人未遂罪斩杀皇家女婿负心人陈世美；另一极端事例是对自己亲人的绝情，不念嫂娘自小的养育之恩，以贪渎的罪名斩杀自己的侄儿包勉。

历史学家的考证已经证明陈世美案件和铡包勉纯属民间文学中的戏说，其中，历史上的陈世美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清官，当官后以前的同窗找上门去，想打点秋风捞点好处却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回乡后就写了一个剧本，将其妖魔化成为撞到包拯铡刀下的负心人，而包勉也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文学形象，因为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封建伦理价值中，一个忠诚于皇权的官员是绝对不允许有亲情存在的，在职责和亲情发生冲突的时候，统治者事实上是要求官员斩断亲情来证明自己对封建王朝的忠诚度。于是，道德标兵包拯法官不得不在戏剧中再次勉为其难地担当起铡死自己亲侄儿包勉的任务。为了强化这种职责与伦理的冲突，在故事叙述中，包勉的亲娘对于包拯有着超越一般嫂子的恩情，那就是：包拯在刚出生的时候因为被误以为是妖孽，被父母遗弃，是嫂子将其偷偷带回并以自己的乳汁抚养长大的。

二、在专制政体中，即使是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包拯，在对抗邪恶势力时，仍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在许多故事叙述中，邪恶势力一开始都是十分强大的，包拯的对手庞太师在宫中有皇帝宠爱的妃子吹枕边风，在外暗勾国家的敌人（契丹人），还有特权等级对于不识时务坚持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固执的执法者的厌恶。既得利益联盟力量的强大、手段的无所不为（不受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谴责），依附者众（以权力和金钱作为纽带），使得反派们迫害起好人来轻而易举，整死人没商量。

另一方面，忠君爱民的好人群体在面对着邪恶力量的迫害时总显得软弱和被动。应命而生，承担昭雪冤案实现正义，对抗和消灭邪恶势力的包拯，所配备的武器除了受命于天的道统（文曲星下凡，替天行道）、刚正不阿的性格（富贵不能淫，权贵不能屈）、得道多助（除身边的文武护卫外，每逢危急时候总有代表正义力量的侠客适时出现）、代表着最高皇权的法器（尚方宝剑和三道御铡），但在阵容强大的邪恶力量面前，力量似乎仍然不足以完成使命。

聪明的说书人和文艺创作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敌我力量的不均衡，于是，他们进行了补救。

首先，他们制造了包拯与皇帝不同一般的交情，那就是：他是皇帝的恩人，皇帝欠了他的情。在《狸猫换太子》中，正是包拯发现了流落民间的李妃才是仁宗皇帝亲娘的事实，顶着巨大的压力查明了被邪恶势力篡改的真相，恢复了皇家道统。而在李妃起诉皇帝儿子不孝的公案中，法官包拯又巧妙地想出了打皇袍的变通判决。于是，原被告双方都有台阶，皆大欢喜。有了这份过命交情和皇太后的面子，包拯某些忤逆皇帝意志的过火行为，皇帝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劝解自己的那些皇亲国戚别去惹那黑包子了。

在家天下治理模式中，自小在封闭环境中长大不知人间疾苦的皇帝是一个极易受蒙蔽的角色，因此，许多官司的一方当事人总喜欢打皇帝牌。再加上天威难测，偏听偏信的皇帝使起性子来谁也管不住，别说是干预司法了，连法官的乌纱帽和脖子都有和身体分离的危险。

在皇帝意志即法律的权力体系中，母仪天下的皇后只能规劝，作为长辈的皇太后制约功能也有限，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只好在包拯的法律故事中，又塑造了一位制衡皇权的人物，那就是大宋王朝的八贤王。

在包拯的法律故事中，许多时候，正邪两方力量在殿堂之上对决而皇帝老儿又偏袒坏人一方时，传说中的八贤王就如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般在最恰当的时候出场了。八贤王有两大武器：一是辈分，他是皇帝的叔叔；二是他手中有一把金锏，据说是死去的老皇帝御赐的，上面还刻有“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授权委托书。面对这种超越现行权力体系的超权力，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只有躲闪而无还手之力，国丈国舅之类的裙带更只有抱头鼠窜的份了。这种非常规的对抗方式显然非常符合国人的胃口：记得小的时候听社戏，每逢八贤王拎着一把棍子在金銮殿上横冲直撞的时候，台下总是一片哄笑和掌声。当然，这一切建立在一个不用论证的前提下：八贤王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而且他比皇帝更具有甄别坏人的分辨力。

三、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包拯也搞刑讯逼供

在包拯的庭审记录中，几乎所有的审判都用上了刑讯。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不仅用在罪有应得的坏人身上，也用在普通证人和无辜的当事人身上。

在包青天的故事中，除了传统刑讯逼供的手段外，其好友兼师爷公孙策还为其设计了一种名叫“杏花雨”的刑具：如同一个大熨斗，用铁打造，上面有许多圆珠钉儿，行刑时将刑具烧红，专挑人犯肉厚处烫炙，人犯往往痛苦难忍而认罪服法。

在审理一起通奸杀人案中，为了取得女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其十个手指拶得像胡萝卜一样粗而嫌犯仍拒不招供认罪时，包拯下令衙役用箝子将其头发一根根拔起，又用盐卤朝伤口滴下去，拔完手指指甲后，转而拔脚趾甲，最后用猪鬃攒入女犯乳头。

酷刑的运用，发生在以清廉自命的法官包拯身上，说书人娓娓道来，不厌其详，反而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窥视到所谓青天老爷身上潜伏的专制的文化基因。而在另外一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赵大在公堂上当场被刑讯逼供致死，其最终命运是拖出去喂狗，所有的人包括青天老爷在内，无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似乎也无人追究其责任。

虽然学者已然证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包拯，与民间文学形象中的包青天是两码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青天文化的解读。我们可以理解百姓对于青天的憧憬和渴望。司法越是黑暗和不公正，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越是强烈。在摧残人性的封建专制极权下，司法黑暗只是活着痛苦的一部分。对于认识程度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庶民们而言，将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拟的人物中，也是一种无奈中的意淫和自我麻醉罢了。

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救苦救难的包青天，对于民众而言，青天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我们无意以现代法治作为杠杆去衡量和评价一位封建时代法官的是是非非。但是，我们发现，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百姓，心中仍有很浓厚的青天情结。因此，还包拯以历史本来的面目，目的是为了破解中国封建法律文化中，一道至今还在封锁百姓天灵盖让其失去思考和自救能力的符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