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媒介变革与新闻理论研究变轨——2015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综述(6)
廖圣清、黄文森、易红发和申琦通过梳理媒介使用的研究传统，结合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的现实，从媒介使用的概念和测量问题出发，探讨媒介使用新的研究角度及其测量技术和方法，从受众媒介使用的媒介、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提出媒介“碎片化使用”的概念和测量指标，借此回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者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多任务行为等问题的关注“碎片化使用”指数是一个多媒介、多变量、多维度的综合性指标，对回应和解决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实证数据对“碎片化使用”的信度、效度进行检验，以确保其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68]
隋岩指出：今天，媒介文化实践已是整个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它的纷杂多样，是基于技术变迁所触发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演变的结果。因此，要进行媒介文化研究，需要从社会思潮、技术变迁以及学科融合三个方面出发：得益于消费主义、群体传播和新历史主义三大思潮的理论支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当下媒介文化实践日益娱乐化、传受关系日益散点化以及文本意义不断重构的命脉；同样，梳理信息传播方式变迁的历史，通过对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再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挖掘诸如“沉默螺旋”“议程设置”等传播学理论发挥功能的语境与再发展的可能。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媒介文化研究，还需要从相关学科领域汲取养分，跨学科、海纳百川，如此才能契合当下的媒介文化实践语境，创造新的理论嫁接。[69]
7.媒介素养与新闻教育研究
关于新闻教育这一议题，相关学者一是通过美国经验的总结，希望中国高校新闻教育突出院校新闻学科特点，打破学科之间壁垒，重点加强新闻价值观的培养。二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并对于新闻人物在本科教学中的榜样作用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得出大学生更认可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关的新闻报道。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关注新闻教育这一议题时，依然寄希望于西方经验和西方的经典理论，并希望开展基础理论、通识课程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迫使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亟需转型的现状。对于新闻教育的问题是学术界近几年非常关注的话题，新闻专业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寻找出路需要各位学者的共同探讨与努力。首先是新媒体专业的设置问题，针对目前我国新媒体专业建设的三种模式：一是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和技能训练为主，以传统新闻学训练为辅；三是以传播学训练为主，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和应用为辅[70]，有学者指出“这种新媒体专业培养模式类似于融合新闻传播教育，仍受传统新闻学理念影响，束缚了新专业的发展”。并提出教育理念创新和新媒体专业体系重建的新路径。新媒体的发展壮大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不仅打破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也对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形成挑战，对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出新要求。新媒体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新闻学，旧有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不适于新媒体专业建设。在强调传承的教育领域，传承的是知识文化，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动态的，是可以合理颠覆和重建的，这是谓“破坏性创新”。故新媒体专业教育要以自身媒介特性为抓手，重建课程体系。[71]有学者从具体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培养入手，分析目前新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从社会需求看，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有不同的社会供求，学术型硕士为全社会培养高端理论人才，即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专业型硕士为媒体行业培养学以致用的应用人才。这两者在专业需求上和学科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而应泾渭分明。”[72]并针对“不能厘清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相互混淆，缺乏正确的研究范式”等培养误区提出了创新路径。对新闻传播教育研究更具有宏观性、国外视野的是杜慧贞的《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五大焦点评析》一文。该文从全球视野出发，梳理了近15年国际期刊近百篇新闻教育研究论文。作者从改革的视角选取了当前五大焦点问题，分别是“新闻专业主义教育、新闻教育的使命、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以及新闻教育中的多样性与国际化意识”，通过对全球焦点问题的考察，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提供新思路。作者指出“新闻教育的改革不能再满足于简单地增加几门课程或新增一个专业点，而是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全新思路，联合业界共同探索品质高、效率效益高、公众参与度高的新型新闻生产模式。”[73]在探索新闻专业教育改革之外，对于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媒介素养问题也是2015年重点探讨的话题。有学者从信息风险的角度分析媒介素养。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众在表达自我时，面对真假难辨的碎片化信息缺乏分辩能力，就有可能不自觉的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作者提出“提升社会化媒体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助于减少信息碎片传播过程中的负面效能，使受众尽可能准确地解读社会化媒体信息”[74]，而探寻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受众应对信息风险的可行性路径是很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手机的迅猛发展也使学者对手机媒介素养产生了思考。通过分析手机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发展中呈现出的特点，阐释手机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及其特点，并指出“手机媒介素养已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研究手机媒介素养的内涵与特点就不仅是一种理论需要，它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75]对于不同人群，媒介素养的要求也不同。信息时代青少年的网络依赖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议题。有学者提出网络素养教育是应对青少年网瘾问题的创新之举。“通过网络素养教育，使青少年能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和好坏，能合理控制上网时间，并能懂得如何规避网络危害，从而使青少年成为“网络的主人”，而非沦为“网络的奴隶”。[76]而具体网络素养教育的展开，有研究认为可分为三大版块，分别由学校、媒体监管机构和公益组织牵头。新媒体时代，青少年群体是网络依赖问题，而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知识沟还依然存在。农民的媒介素养也是我国在发展转型中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对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江苏省丰县首羡镇、宋楼镇、大沙河镇等地若干行政村的农民媒介素养作了田野调查，结果并不如意。低收入型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广播电视、乡村能人、邻居和亲戚，作者指出“在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在各种市场主体中，农民群体是一个具有先天性弱势的群体。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小农经济的环境里，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技术手段，只能依靠政府和媒介提供相关信息”。[77]所以提升农民群体媒介素养目前依靠两条途径，一是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二需要大众传媒承担责任。
8.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论文不多，最重要的有两篇。一篇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探讨，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①在传播内容方面，首先存在一个“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②传播主体存在问题。③传播受众上的问题，一是对传播者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不准确。二是对重点受众认识不够明确。④从媒介与传播者的关系角度看，新的媒介生态使传播者面临如何有效地选择和使用传播媒介的问题，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向影响尚难评估。健全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制，有如下基本对策。①实现主流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互动。②强化党组织传播功能。③建立适应受众结构新变化的传播机制。④健全新型媒介生态调控机制。[78]另一篇论文是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历史与逻辑进行研究，该文章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内容的选择是由当时‘救亡图存’的最高社会需要决定的，人们认识到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且社会发展是有方向性的，并意识到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是竞争法则。”在这样的逻辑与社会共识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输入中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奠定了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79]
田秋生分析了迈克尔·舒德森和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他立足迈克尔·舒德森与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结合本土情境，探讨了新闻学研究的文化取径。研究发现，迈克尔·舒德森将新闻视为“故事”，关注作为特定文化形式的新闻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詹姆斯·W.凯瑞将新闻视为“戏剧”，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共同世界观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文化视域下的新闻学研究的本土取径——立足“文以载道”，展开“文人论政”与“书生读报”的研究，并关注作为语文的新闻的文体演变。舒德森将新闻视为记者依照传统所建构的故事，其关注点在于“传统”——即新闻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凯瑞将新闻视为人们展开交往和会话，进而建构共同事物的戏剧，在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共同世界观的确立过程的同时，也关注传播技术对新闻及社会的影响。
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直面中国的新闻传播，首先回答以下基本问题：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根据国人对文化的理解，我们又可以如何理解作为文化的新闻？
我们获得了一种有关新闻传播的本土文化视野：作为文化人的新闻人、作为修身的新闻阅读、作为学子的读者，以及——作为语文的新闻。
若是将新闻视作语文，可以提出的总的问题就是：立足“文以载道”，作为文化人的新闻人与作为学子的读者，对于媒介与新闻，持有何种认知与期待？又展开了怎样的实践？在新闻人与新闻生产方面，我们立即会想到所谓的“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在读者与新闻消费方面，我们会联想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人论政与书生读报，又可统一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书生意气。在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新闻史，既是一部“文人论政、报人报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书生读报、胸怀天下”的历史。[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