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媒介变革与新闻理论研究变轨——2015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综述(3)
丁柏铨的文章以义务教育、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等其他文化事业为参照系，考察作为事业的新闻业所具有的鲜明特征。文章结构分为五个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新闻业的文化特征、独特功能、经济属性、产业发展过程及产业特征。[29]
马妍妍以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居民因反对建造垃圾焚烧项目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案例，探讨了大众传媒在社会风险事件中的协调与整合功能。通过对事件发生前后新闻报道的分析，认为大众传媒应该建立风险事件报道范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法预测和研判断社会风险事件，主动协调与整合事件各方的关系。[30]
对新闻事业性质的研究是媒介发展不断纵深化的背景下日益重要的议题。对这方面的研究指出其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和信息产业的双重性质，并提出其作为舆论机构的功能是其他社会文化事业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也强调了其价值实现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上。
对新闻事业的功能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有研究强调了其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重要功能及其他的社会功能，也有研究从新闻发言人的功能角度，提出新闻发言人作为行使政治权力者的代言人的重要作用，也有研究从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的媒介功能角度，分析了媒体在面对官民矛盾的群体性事件时，应担任的客观呈现各方信息的“显示屏”作用。
杨琴和尹秀婉在《历史记忆的新闻表达：17年间中国主流媒体对民国图景的建构》中分析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民国时期”的建构表现。新闻媒介作为重要的“历史记录者”之一，是历史记忆形成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初17年间我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深受时代的影响，采用二元对立的建构思维和宣示立场手法，对“民国时期”报道进行主题凝练，以高峰式的纪念报道，建立起一系列政治“纪念仪式”；从而在报道主题和内涵上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记忆特征，政治上突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历程，主题上偏重对军事战争的展现。但在相同背景下，不同性质的媒体虽然遵循统一的报道政策，却在建构方式上给予变化以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与不同。[31]由于办刊性质和读者定位的不同，在顺从社会大背景前提下，两报的“民国”建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一是《人民日报》多采用评论手法意在对人们进行舆论引导；多采用独立式和镶嵌式报道相搭配方式在比较中呈现历史，意在将“民国时期”充分历史化；其“官民共建”的特色在形式上弱化了历史建构的政治性。而《光明日报》则在评论基础上，更多采用历史研究与背景资料等体裁类型进行深入报道和呈现，意在给读者以更客观、理性的思考空间；多采用独立成篇及系列报道，力图将“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段进行独立呈现；其信息来源也更多元化。二是两报基于不同年代不同任务，各自报道的重点也有所区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媒体因统属于同一政党的领导而必须遵循统一的报道方针政策，但会在报道的内容侧重和呈现方式上给予变化以体现各自的特色和不同。纷繁复杂的38年民国历史，众多叙事线相互交错，从某种程度看，任何一种书写或梳理的尝试都意味着必然的选择、舍弃和意义重构。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强意识形态性要求其选择那些能够融入主导性话语空间的事件，因而17年间中国主流媒体在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内满足时代需要，建构出有利于当政者的“民国时期”的历史记忆就不言而喻。这也证明“只有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被实践的事件，才具有被社会言说的意义。[32]
杨保军在《再论“新闻规律”》中对新闻规律进行了更加深刻的阐释。新闻规律，是新闻哲学研究中具有统摄性的重要问题。新闻规律是主体性的规律，属于人类新闻活动的规律。新闻规律是一个规律系统，有不同的类型规律、层次规律、要素运行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新闻传收规律，是新闻规律系统的核心；所有新闻活动的关键，在新闻学视野中，直接解决的就是传播主体（传播需要）与收受主体（收受需要）的关系问题；新闻传播的诸多应守原则或伦理诉求，都是新闻传收规律的内在要求和直接表现。所谓新闻规律是人类作为新闻活动主体的活动规律，具体讲，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新闻规律，是人类新闻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并表现的规律。其二，新闻规律，是不同新闻活动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往、交流性规律。其三，新闻规律，是伴随人类新闻活动方式历史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新的表现形式的规律。其四，新闻规律，作为主体性规律，像客体性规律或自然规律一样，是人类可以认识、反思、把握并自觉运用的规律，更是人类可以直接亲身体验感受的规律。
所谓新闻规律是一个规律系统。第一，如果从新闻活动层次的高低或范围的大小看，可以对新闻规律做出这样的层次结构描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第二，如果从构成新闻系统的四大基本要素——内容、传者、媒介、收者——入手，那就可以分别以他们（它们）为对象主体，对他们（它们）自身的内在结构、历史变化进行解释，从而发现每一要素自身的变化规律，具体而言就是：传播主体演变规律，收受主体演变规律，媒介形态演变规律，传播内容演变规律。第三，如果从现代职业新闻诞生或现代社会分工意义上看，在新闻规律系统的构成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职业新闻活动规律。第四，如果从关系论的角度看，新闻规律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内部关系规律，是指新闻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规律；二是外部关系规律，是指新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规律。所谓新闻规律的核心是新闻传收规律。首先，说新闻传收规律是新闻规律系统的核心，最基本的理由是：新闻活动是人类的本体性活动，相伴人类而生，相伴人类而存；新闻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昨天需要，今天需要，明天依然需要。其次，新闻传收关系是新闻活动的核心关系，新闻传收规律，就是新闻传收过程中，传收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持久的或本质的关系。再次，像其他所有规律一样，新闻传收规律作为新闻传收主体之间、传收活动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是“隐蔽”的，不可能感性直观，但也像任何其他规律一样，传收规律总会呈现出一定的现象表现，体现为实践活动中的诸多具体要求。[33]
新媒体化境下的新闻与传统新闻理论有一定的区别，它更偏重于新闻实践，但对于这些新的新闻报道形式，也有相关的新闻理论研究的议题，就是对新的媒体和新的新闻报道形式进行理论上的定性。许向东的《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新模式：传感器新闻的理念、实践与思考》以及方洁和高璐的《数据新闻：一个亟待确立专业规范的领域——基于国内五个数据新闻栏目的定量研究》两篇论文都与这一议题有关，都是有关数据新闻的文章，随着数据新闻在国内的逐渐增多，对于其的理论定性和理论规范相对脱节，这两篇文章就希望对这一问题加以完善。此外，任瑞娟和白贵也对于数据新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思考，他们通过河北大学“大数据”博士课程的针对性实践发现：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有规律可循，犹如传统新闻写作中的“金字塔”模式。它可归纳为：新闻主题发现、该主题相关数据抓取、清洗过滤、分析挖掘、交互性设计、可视化呈现、故事化讲述。核心是数据处理、交互性设计与可视化呈现。讨论与梳理业界所做的数据新闻实践，发现数据新闻带给传统新闻传播多方面影响，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思考。比如：大数据环境下数据新闻提升了交互性能与传播效果、延展了新闻的时空维度，深度挖掘新闻所呈现的关系、提高新闻“有向路径传播”的精准性、促使新闻在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等传播层次的融会贯通、促进大数据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等[34]。
4.受众和效果研究
2015年对于新闻传播效果研究主要集中于舆论导向相关议题，不管是新闻报道失真，引发舆论场对立，还是从受众方面来说在线评论导致对新闻解读负面化。这些相关议题都集中在新（自）媒体时代，新闻对舆论的监督，引导到底如何进行，方式方法如何确立，巨大的舆论对立到底如何产生，互联网纷繁的虚假新闻如何治理。这些讨论将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引导所面临的问题展示给大众，并试图寻求理论依据将这些问题加以定性并解决。
张昆，陈雅莉指出对外传播的困境往往来自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催生了差异化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进而孕育了多元的受众群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文化主体在信息需求、信息选择以及反馈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基于文化多样性对传播接受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传播主体应该制定和践行差异化的对外传播战略，即应该以专业、公正为准绳，调适传播者角色；分清文化差异，辨识多样化的受众；把握文化语境，运用多义的话语，传播恰当的内容；整合传播渠道，以官方调控为主导，支持民间对外传播的微观自主；同时针对多元化的反馈模式反思因应之道[35]。
肖珺指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新媒体特指数字新媒体，它们均采用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技术，其已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载体，由此，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理论脉络逐渐呈现。新媒体的界定、历史发展与权力格局，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间的内在关系和实践发展催生出学术的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的边界从民族国家到网络社会；跨文化传播的主客体呈现出异质性、多样化的对立与统一；跨文化传播方式实现媒体融合下的共享、互动和创新；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知迈入数字文艺复兴。进而，新媒体之于媒介事件跨文化传播表现出多层面意义，未来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新的可能性，亦需关注跨文化交流的核心问题。[36]
王俊秋和张遥指出伴随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网络影视批评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作为网络文化批评中大众参与度最高、最具个性的一部分，其多方位价值在逐步体现。网络影视评论扩大了影视作品的阐释空间，对于观众具有引导功能，同时对于影视作品具有舆论评判与修正功能，作为一种勃兴的大众文化形态，它在影视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是影视批评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是新世纪文艺批评中最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它为中国影视批评基本理论的构成和批评形式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37]
刘果、李成指出超链接技术通过对文本阅读和信息传播的影响，为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要提供技术支持，网络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要在超链接语境下有实现的可能。就文本阅读而言，超链接技术在实现个性化的内容理解、寻找个性化的阅读路径以及重塑个性化阅读习惯与品质三个方面对用户的文本阅读产生影响；就信息传播而言，超链接技术则深刻影响信息传播的个性化传播路径、信息的个性化深度整合以及信息传播的效率三个方面。[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