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蓝皮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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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代序:当代新闻传播的价值重构与制度重建(1)

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真正发展源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也就200多年,而对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不过百年。对传播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与系统研究。但总体看,我们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和西方有很大的距离。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正在改变着传媒生态,新传媒生态不仅仅是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习惯发生改变,也不仅仅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形式带来挑战,而是颠覆了人们的传播观,颠覆传统的媒介管理制度。我们必须顺应历史,用现代传播思维去研究新闻与信息传播。

一、当代媒体生态及背景

(一)政治对立加剧,文化冲突严重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间的政治关系。但不可否认,文化之间的冲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可能不影响国际政治关系。因此,许多专家认为,文化冲突的核心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冷战后东西方对峙的结束,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下降,对文明的忠诚度上升;第二,冷战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主义的出现;第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出现;第四,冷战后东西方对峙的结束使宗教和文明填补了权力的真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以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为核心。又由于西方技术强国利用强权政治裹挟文化,造成强权文化。他们利用既有的科技优势,通过互联网大量输出西方文化产品,使网络中平等自由的文化交流演变成为单向的文化输出并颠覆战后的世界,而现代网民不过是数字劳工。美国的迪士尼就是典型案例。它反映的是极为狭隘的美国文化价值,背离了健康文化的发展方向,至少对中国文化来说是这样。

(二)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

新技术不断武装传媒,推动着社会发展和变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相比较呈现出更全面、更方便、更完美的创新形态,对当前的法律体系、社会道德甚至国家主权等都形成了不断的挑战,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国家政治治理中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我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当前所处的社会政治改革急剧变化的时代,对新媒体进行什么程度的管理?怎么管理?显得更为急切和紧迫,而我们对新媒体的发展显然没有思想准备。

(三)主流媒体身份认同危机

西方媒体经历过党报、商业媒体的过程,我国媒体基本停留在党报、党媒时代。世界传媒改革大潮没有中国党媒模式,虽然党媒在市场化中采取了许多更开放的措施,但比起新媒体发展速度和世界发展趋势是杯水车薪。倒是媒体技术发展倒逼党媒反思自己的生存问题。笔者的调查是非常悲观的:报纸受众减少60%以上,电视受众减少40%以上,传统电视的消失不是危言耸听。主流是变化的,今天的主流并不意味着是明天的主流。主流媒体曾经垄断的信息发布权被新媒体即时化与碎片化。现代社会也许回到2000年前,人人是传播者,又是受众。我们也许看到了马克思的理想的影子“全面的自由,全民的自由”。不同的是,这一切都体现着权力和资本的逻辑。

二、新闻传播理论创新与制度重构

(一)坚持新闻传播理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将“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5000年文化史上,有过两次外来文化传入,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传入,都不是简单地拒绝,而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去接收和吸收其中的精华,于是就有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佛教产生于印度,发展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繁荣于中华大地。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意义的文化冲突。中国人的辩证法和宇宙观,是“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有历史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在早期著作中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面孔,已把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环境。李达、艾思奇与张东荪等的争论,从对话形式的扩展看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意义,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定型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通俗化的著作中,就是去“土壤化”。现在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把一些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化。[1]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他是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必定带有西方思维的烙印,后又经历了苏联的实践,再经过中国人深层意识的诠释,积淀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他不同于“原典的马克思思想”,在西方人看来是另类和异化,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造。

2014年2月10日《光明日报》专论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定向导航作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国家治理对公民个体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上述三个方面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起到了定向导航的作用。专论肯定自由的价值取向。

今天,如果我们还把媒体叫新闻媒体是不合时宜的,不是认识问题,是价值问题,如果不反省,是要被抛弃的。历史是无情的,技术是无情的。许多研究者早在10年前就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交流平台:第一,数字化呈现,即所有媒介物的数码化;第二,模块化,即某一给定媒介物具有相同的模块结构,而不同媒介物的组合则构成了更复杂和更高层级的媒介物,如HTML文件包含了诸多不同的媒介物(JPEG图像、视频、flash动画等),但原媒介物的模块不会发生改变,如图形的像素性质等;第三,自动化,即数值化和模块化所带来的媒体创作、操控和进入的自动性;第四,变异性,即由于媒体的数值化、模块化和自动化,相同媒体数据库中可以产生不同乃至无限变项的变异体,如photoshop软件中所允许的“变项”和“调整”功能;第五,自媒体与跨码性,即新媒体中的“文化层”和“电脑层”之间互相影响和渗透,产生新的混合着人类和电脑意义的电脑文化,导致“人机交互界面”“数据库叙事”“互动叙事”等崭新观念的出现。实际上,新媒体已不能简单地叫媒体,更是自由交流平台,人人是传播者和受众。而且,新媒体才露尖尖角,它的将来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