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1)
陆上丝绸之路，缘起于秦汉，是中国古代从河西走廊到新疆一直向西，穿过中亚到达西亚、欧洲的一条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重要通道，它留下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从西汉的崛起到唐朝的辉煌，一直到明清的衰落，两千多年的历史抹不去东西方和平交往的痕迹，现在它更像个洗尽铅华的沧桑老人重新焕发荣光。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古“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西域”这个概念初步形成于公元1世纪，但是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东西方早就已经开始交往了，在人类文明出现的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人类活动交流，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形成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它们已经具备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推进东西方交流的活动中，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为后来真正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的前身——“玉石之路”
在“丝绸之路”诞生之前，玉石等珍贵的货物充当了东西交流的重要媒介。说到玉器，必先论及玉石。玉石在我国西北地区输入的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围绕这种标志性商品的长途贩运形成了重要商道一“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的概念，目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由敦煌到中原的玉石之路的形成可能始于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经历漫长岁月，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到达殷都。
《考工记》中记载：“夏商周三代都设有专管玉器的‘玉府’和专为琢玉的‘玉人’，曾不断派人去西域采玉。”最有力的证据是：河南省安阳市发现的商王武丁王后妇好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类。对于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器的原料，曾有专家取其中玉器标本进行材质分析，得出结论证明这几种玉料大体上都是新疆玉。这其中就有新疆和田羊脂玉。这批玉器有力地证明了新疆、尤其是新疆和田地区的玉石已经远至殷商王国的史实。
在中原的许多地方都出土了来自西域（今新疆）的玉器，同样在西域的一些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来自中原的器物。如属于新疆新石器时代后期，位于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哈密堡、吐鲁番艾丁湖等处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不少来自中原的漆器、丝织物、铜镜等名贵物品。
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中原出土过西域来的器物，西域也发现了来自中原的实物，“东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且源远流长。在目前已知的新疆考古中发现，新疆原始文化玉器出土地点，与后来的“丝绸之路”大致相吻合。
先秦时期，中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尽管大部分都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随着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交流的不断发生，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逐步加深，在我国先秦时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对其都有记载。如《山海经·海内西经》：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夷羿莫能上冈之岩。”
楚国著名诗人屈原的诗作《招魂》《大招》《天问》中都可见到对西部的记载。如《招魂》：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
为了招魂，诗人详细介绍了“西方”的荒芜，写出了西部沙漠地带的荒凉以及那里生长的动植物。
《山海经》和屈原的诗作详细介绍了西域的地理环境，而《尚书》《管子》则是基于对西域玉石的了解，介绍了昆仑山盛产玉石以及玉石输入中原的情况。在先秦文献中月氏经常与玉相提并论，《管子》就有四篇谈到“玉起于禺氏”，“禺氏”即月氏。月氏最早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一带，上述文献多处记载禺氏之边山盛产玉，中原人多称新疆玉为禺氏玉。
《穆天子传》中也详细记载了周穆王西巡这件事。周穆王西巡途中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与西王母演绎了一幕瑶池相会，对歌作乐而忘归。《山海经》中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穆天子传》亦有“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还有“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据历史学家考证，西王母实际上是新疆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而且“瑶池相会，对歌作乐”确有其事。周穆王每到一地，都以金银珠宝、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的酋长，各酋长回赠他大量牛、马、羊和美酒，开启了“东西物品互传”的新纪元，而西运的货物远远越过了葱岭，一直伸向中亚草原、伊朗高原，“开创了西域各城国与中原王朝进行贡赐贸易的滥觞”。贡赐贸易也是经济交流的一种，为丝绸之路开拓后中西间的贸易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关中的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用“由余之谋”，乘戎族“莫能相一”之机，先后征服了西戎十二国，此举开拓了西北疆土，打开了通向河西的走廊，而且也发展了秦与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关系。当时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塞人、大月氏人、羌人等游牧民族，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丝绸之路”带上，成为中西交通和贸易的中转站，也“充当了中原与西域各国间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
先秦与西域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关系，在“丝绸之路”开拓之前就早已经建立了联系。这种交流无论是对发展较快的中原，还是对相对发展滞后的西域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丝绸之路”的影响更是不可磨灭的。
在真正的“丝绸之路”大时代到来之前，中原地区已经与西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并屡屡南下、烧杀抢掠，西北各族开始遭受强大匈奴的奴役，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个伟大的人物张骞横空出世了，他为汉王朝打通了西域，联合西域各国对抗匈奴，开辟了“丝绸之路”，建立了行政制度，使西域首次归入中央政府的管辖。
第二节 汉朝开辟与巩固“丝绸之路”
汉高祖刘邦在推翻秦朝的暴政，结束了楚汉争霸的局面后，建立西汉王朝，逐渐统一了中国。汉朝是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它包括西汉、东汉两王朝。西汉的“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东汉的“光武中兴”，都见证了汉朝的辉煌霸业。汉朝强大后，对匈奴用兵逐渐控制了西域，使得中原王朝首次实现对西域的政治管辖。在实现这一历史丰功伟绩中，西汉的张骞和东汉的班超，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对西域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
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丝绸之路，后来也简称之为丝路。丝绸之路最早的开发者非中国汉朝的张骞莫属，他的两次西域之旅，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先河。从此以后历朝历代，沿线各国的人们沿着张骞的脚步，跋涉在这条丝路之上，为东西方文化、历史、商贸等往来留下了千年的足迹。丝绸之路在汉朝迎来了它的初次辉煌。
这条天路周边的广大地区，在汉朝被称为“西域”，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它的由来与张骞的名字是紧密相连的。
在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特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就是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管辖地。广义的西域除包括上述地区外，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一直延伸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西汉初年，横亘在西域中间的天山把其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当时西域有国三十六：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婼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称为“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称为“北道诸国”。这些国家面积大小不一，多数为绿洲聚集地，少数为山谷盆地。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多则七八万人，少则两三万人，最少的只有一两千人，居民逐水而居，以畜牧业为主，兼少量农业。除生产谷物外，其他以瓜果和牧草为主。畜牧业以马、驴、骆驼为主。此地玉石、铜铁等矿藏丰富，人们用铁冶炼金属，铸造兵器。这三十六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都建有城郭，各级官员一应俱全，但是由于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军队比重很大。
当其时，东方的西汉刚刚开朝，北方匈奴族的奴隶主贵族经常发动对西汉朝的战争，他们烧杀掳掠，使北方各地遭受到严重破坏。汉朝初步立朝，国内统治阶级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此时国力不强，无力应对匈奴的骚扰，只能采取和亲的政策，以安抚匈奴。后来经过文景之治，初步解决国内藩王割据的局面，国家开始逐渐走向富强。
公元前177年，匈奴出兵占领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在此地区行使了有效的管辖权。他们在焉耆（今新疆焉耆）、危须（今新疆和硕东）、尉犁（今新疆尉犁）等地设置“僮仆都尉”（奴隶总管），征收赋税和实行奴隶制统治。
当时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的口供里得知：生活在敦煌附近的月氏人，多次遭受匈奴的攻击，月氏王被杀，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西迁。仍留在河西地区的被称为小月氏，西迁的大部分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在这场月氏王被杀的战役中，月氏王的人头被匈奴人当器皿饮酒，这使两家结下世仇。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国力已今非昔比，军事上更是兵强马壮，恰好又得知匈奴和月氏不和，因此汉武帝产生了想要联合月氏攻击匈奴的构想。其战略是：在东方切断匈奴与西域各族的联系，在西方切断与羌族的联系，并遣使联络西域共同抗击匈奴。汉武帝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准备派遣使者到西域寻求同盟者。汉武帝认为，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是实现他的全部战略的重要步骤，于是，悬赏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臣。郎官张骞（汉中人）应募承担了出使的任务。
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并带着一名叫甘父的胡人充当向导。从长安到西域，必须通过河西走廊，当时河西一带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控制。张骞及其随从人员进入河西走廊后，原本想骗过看守，穿过河西走廊，但是却被匈奴人给捉住了，送往匈奴单于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境内）。
匈奴单于对张骞威逼利诱，劝其为匈奴效力，并让张骞娶匈奴女子为妻。张骞虚与委蛇，假意答应，就这样在匈奴过了十年多的半囚徒式的生活。但张骞始终不改初心，最后终于找到机会，逃出匈奴管辖区，继续西行。
张骞西行途中异常艰苦，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他坚忍不拔，穿过戈壁沙漠和荒山野岭，历时数月，跋涉数千里，终于到了大宛，在大宛王的护送下去了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经不愿再为以往的争斗去和匈奴打仗，也不愿意放弃眼前富足美好的生活。张骞联络大月氏抗击匈奴的目的未能达到，在大月氏逗留了一段时间就起程回国。
张骞回国途中同样凶险。他选择绕道羌族地区来躲避匈奴的拦截。没想到这个地区也已被匈奴控制，结果张骞和唯一的随从人员甘父又被捕了。被扣留一年多后，匈奴单于逝世，匈奴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张骞及随行人员甘父才趁此逃脱。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随从共百余人，这时回到长安的只有他和甘父二人。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13年，曾先后到达西域诸国，路上所见所闻甚是稀奇。他把所见所闻讲给汉武帝听，得到了汉武帝的表彰，封他为太中大夫。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汉武帝一心想剿灭匈奴的雄心壮志却并未消减，他仍派遣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寻求同盟者。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随员300多人，备齐马匹粮草辎重，另为西域君主准备了金币财帛等，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行很顺利地首先到达了乌孙住地，当时正赶上乌孙内乱，但是张骞准确地表达了立场，赢得了乌孙的结盟。在乌孙期间，张骞还曾派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和天山以南的于阗（今新疆和田）、扜罕（今新疆于田县境内）等地进行政治活动，在汉朝与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张骞在出使西域期间，由于能够“宽大信人”，深得当地少数民族的爱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张骞回到长安，过了一年多就逝世了。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地的人们对西域知之甚少。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18年，在此期间，汉朝政府通过张骞对西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汉武帝命人将西域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交通路线等一并登记在册。这就为汉朝反击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张骞对于西域的开发，大大促进了内地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