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打破忧虑的习惯(5)
“我知道自己的投资策略一直没有章法，很大程度上是在靠运气和别人的看法下赌注。就像H.I.菲利普斯评价的那样，我炒股全靠道听途说。”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决心在重新投资之前，先弄明白股市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结识了投资人伯顿·卡斯尔斯。他因每年都能够保持战绩而在投资界享有盛名，我知道单靠碰运气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
“他围绕我之前的交易方法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传授给我一个重要的交易原则。他说：‘我每次交易下单都会设置止损线。比如我以每股五十美元的股价买进，那么我会立刻设置一个四十五美元的止损线。’也就是说如果每股亏损达到五美元的话，系统会自动卖出，把损失控制在五个点之内。”
“‘如果你买进的时机比较明智，’这位投资大师继续说，‘利润通常会达到十个点、二十五个点，甚至五十个点。因此只要把损失控制在五个点内，就算有半数以上的概率看走眼，你还是能盈利。’”
“我当即采用了他的原则，并且沿用至今。这个方法为我和我的客户避免了许多损失。”
“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止损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股票投资，还可以应用于其他事情。我开始为遇到的一切烦心事设置止损线，结果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
“比如说，我和一个朋友会定期相约午餐，但他很少准时赴约，总是午餐时间过半才姗姗来迟。于是我告诉他，我准备用止损线的方法处理所有烦恼。我说：‘亲爱的比尔，在等你这件事上，我的止损线是十分钟。如果你迟到十分钟以上，我们的午餐就告吹，我也不会再等你了。’”
我多希望自己几年前就能有止损的意识啊！这样我就可以为我的焦躁、坏脾气、辩解、懊悔，以及所有心理压力统统画上止损线。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为何不懂得告诉自己：“喂，戴尔·卡耐基，面对这种局面，你发的牢骚已经够多了，到此为止吧？”为何我那个时候不懂这个道理？
不过，至少我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错。当时的情况堪称是我人生的决定性时刻——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对未来的梦想规划和数年来的创作灰飞烟灭。事情是这样的：三十岁的时候，我立志投身于小说创作，想成为第二个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或托马斯·哈代。我决定潜心写作，因此在欧洲住了两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欧洲毫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用美元在欧洲消费很划算。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我的“杰作”，并把我的作品命名为《暴风雪》。
我的书名取得真是恰如其分，因为所有出版商对这本书的态度都冷漠得如同达科他州平原上凛冽的暴风雪。当我的代理商说这本书一文不值，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时，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我呆滞地走出他的办公室，就像是遭受了当头一棒。我意识到我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我该怎么办？该走哪条路？我花了好几周时间才走出迷茫。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要“为忧虑设置止损线”，不过现在回头看看，我当时的做法与这一方法不谋而合。我把呕心沥血的那两年当作一次宝贵的试验，然后重新出发。我回到讲台上，重拾成人教育，并在业余时间开始撰写传记和非虚构类作品——包括你此刻正在读的这一本。
我是否为这个决定感到满意？何止满意，每次我一想到当时的决定，我就高兴得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坦诚地说，从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接受了我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托马斯·哈代这个事实，并且再也没有浪费时间为此伤心懊恼。
19世纪的某个夜晚，在瓦尔登湖湖畔，当猫头鹰在丛林中发出尖利的叫声时，亨利·梭罗用鹅毛笔蘸了蘸自制墨水，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每一事物都是我们用生命换取的，要么当即兑换，要么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兑换。
换句话说：把宝贵生命过多浪费在某一事物上是愚蠢的。
然而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偏偏做了这样的蠢事。他们擅长用言语和音乐创造欢乐，却不懂得如何让自己的生活也充满欢乐。他们创作了世界上最美妙的轻歌剧，《忍耐》《宾纳福号》《日本天皇》等剧作让世人为之欢喜，可他们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坏脾气。为了区区一张地毯，他们竟记恨对方数年。沙利文为剧院订购了一张新地毯，不料吉尔伯特看到账单后怒气冲天。他们为此闹上法庭，有生之年没有再和对方讲过一句话。必须合作的时候，沙利文把创作的音乐寄给吉尔伯特，吉尔伯特填词之后再寄回去。有一次，他们需要同台谢幕，为了不看到对方，他们竟然分别站在舞台的两端，向不同方向鞠躬致意。
吉尔伯特与沙利文不懂得为怨恨画上止损线，但是林肯懂得。内战期间，当朋友对林肯的仇敌大肆抨击的时候，林肯说：“你们心中的仇恨比我多。可能我对仇恨太不敏感了，我只是觉得不值得。人没必要把一半光阴都浪费在争执上。如果敌人不再攻击我，曾经的恩怨也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如果我的伊迪丝伯母能够有林肯这样的宽大胸怀就好了。她和弗兰克伯父住在一座已经抵押出去的农场里，农场里杂草丛生，土地贫瘠，沟壑遍地，像是被诅咒了一样。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但是伊迪丝伯母很喜欢用窗帘布之类的小物件装饰简陋的房屋，总在丹·埃佛索的纺织品商店赊账购买这些小小的奢侈品，弗兰克伯父很担心这些欠款。出于农民本能对欠债的恐惧，他悄悄告诉丹·埃佛索别再让他的妻子赊账了。伯母知道之后，简直火冒三丈。而从那之后的五十年间，每次想到这件事她都依旧怒气冲天。我不止一次听她讲过这件事。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年近八旬了。我对她说：“伊迪丝伯母，伯父这样让你难堪是很过分，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你还在抱怨，难道你不觉得比伯父还过分吗？”
伊迪丝伯母为这些不愉快的回忆付出了高昂代价——代价就是她自己内心的平静。
本杰明·富兰克林七岁那年犯的一个小错让他记了七十年。当时他喜欢上了一只口哨。他兴冲冲地跑进玩具店，把所有铜板摞在柜台上要买那只哨子，激动得连价格都忘记问。七十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跑回家，吹着哨子在屋里来回转悠，把它视若珍宝。”但当哥哥姐姐发现他为了一只哨子多花了好多钱的时候，纷纷嘲笑他。就像富兰克林在信中写的，他“恼怒地大哭起来”。
多年后，富兰克林功成名就，成为美国驻法大使，但他依旧记得孩提时代为一只哨子多花的冤枉钱。他说这件事为他带来的懊恼远多于快乐。
然而这件事让富兰克林学到了宝贵的一课。他说：“长大后，我走入社会，开始观察人类的行为。我意识到有太多的人同样为了一只哨子多花了许多冤枉钱。简而言之，我认为人类大部分苦恼源于他们对于事物价值的错误认知。他们在‘哨子’上的花费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为他们的哨子花了太多冤枉钱，伊迪丝伯母也是如此，我自己在许多时候同样如此。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也一样。他是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大概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在那段时期——也就是1890年至1910年间——不计其数的崇拜者慕名来到他的住宅朝圣，期望能够亲眼见到偶像的真容，亲耳听到偶像的声音，亲手触碰偶像的衣角。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崇拜者奉为“神谕”，记在纸上。然而说到对生活的认知，七十岁的托尔斯泰还不如七岁时的富兰克林，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我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是这样的：托尔斯泰年轻时娶了他深爱的姑娘。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并祈求上帝让这种神圣而璀璨的喜悦能够天长地久。然而托尔斯泰的妻子天性善妒，她曾经乔装成农妇的样子监视托尔斯泰的一举一动，甚至在森林里跟踪他。两人因此产生龃龉。托尔斯泰妻子的嫉妒心愈演愈烈，甚至连她自己的孩子都饱受其苦。有一次，她出于嫉妒，竟然开枪在女儿的照片上射穿了一个洞。她甚至举着鸦片罐在地上打滚，威胁要服毒自尽，把孩子们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而托尔斯泰做了什么呢？如果他把家具砸个粉碎我也不怪他，毕竟他有愤怒的理由。但是他的反应比这还要糟糕——他竟然记在了私人日记中！是的，他习惯把对妻子的所有抱怨都写下来，日记就是他的“哨子”。他把过错统统推到妻子身上，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同情他。那他的妻子对此做何反应呢？可想而知，她把这几页从托尔斯泰的日记中扯下来烧掉，并且自己也开始写日记。在她笔下，托尔斯泰才是罪魁祸首。她甚至写了一部名为《谁之错？》的小说，把丈夫形容成恶魔，自己则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