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演变与中国大学改革

（2004年4月23日）

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在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中度过了学习时光。你们之中将来会有人去大学工作，或者在美国，或者在中国。除了专业之外，我们自然对理解大学本身很有兴趣，特别是理解正在转型中的中国大学。我曾在三所美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并在另外三所美国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执教十余年，所以对美国大学（私立和公立，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体制有较长时间的亲身体验。对中国大学也有不少亲身体验。二十多年前我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在过去这几年中，我去过中国二十多所大学讲学，也都是中国的重点大学。我以这些个人经历为基础，加上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者，来探讨大学理念的演变和中国大学的改革。

今天我讲四个话题：现代大学的三种模式、高等教育的美国世纪、中国大学的演变历程，以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异同。

一、大学理念的三次转变

现代大学理念在历史上有三次重大转变：从英国模式到德国模式，再到美国模式。

英国模式开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先河，始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个时期的大学应该更准确地称为本科生院。1852年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经典著作《大学的理念》对此做出了定义。简单地说，大学是为了培养“绅士”(gentlemen）的，在中国文化中，叫作“君子”。他特别说，大学是存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的地方。学生在大学要学习经典文科课程（classics），而非“有用”课程，因为大学是学习“做人”的地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育的另一特色是“住宿学院”制度（residential college）。这些显然都是为贵族教育设定的。这种教育与中国古代私塾有类似之处，至少在教育理念上相近，都是为了培养有文化的贵族。当然，与中国传统的私塾不同，西方的现代大学是成规模的高等教育。

到了19世纪，德国开创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模式。与英国模式不同的是，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学和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是为了创造新知识，不是简单地存储已有知识。1810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他担任柏林市教育厅长期间创建了柏林大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有趣的是，洪堡只当了一年的柏林内务办公室的教育与艺术厅厅长，就干成了这么一件开创性的事业。为了纪念他，柏林大学现在叫洪堡柏林大学。

早期的美国大学模式完全是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的。英国移民到美国东海岸，带来了英国式的大学，特别是模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770年之前，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一共有九所大学，准确地说是九所学院（college）：最早的是建于1636年的哈佛学院，之后还有（按照建立的先后顺序）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罗得岛学院(布朗大学的前身)，女王学院(罗格斯大学的前身)，达特茅斯学院。在这九所大学中，除了威廉玛丽学院、罗格斯大学之外的七所，加上康奈尔大学，就是今天的“常青藤”大学联盟。

美国在那个时期最好地体现英国办学理念的是1828年发表的《耶鲁报告》。这份报告为经典文科课程辩护。

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大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有三个趋势：一是过去的一些单一本科生院逐步转变为多学院（主要增加的是研究生院）的大学；二是各州政府根据发展经济的需要建立了一大批州立大学，包括强调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应用的农工大学；三是受益于首批致富人的捐赠，一批新的私立大学相继建立。

与之前的大学相比，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大学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注重科学技术，不再是《耶鲁报告》中强调的经典课程了；第二，注重研究，不再只强调教学；第三，来自政府和私人的大量资金涌入大学。下面着重谈第三点。

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支持高等教育，特别是直接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各州农工大学（agriculture and mechanic arts，A&M)。主要措施体现在联邦国会两次通过土地赠与法。1862年（正值内战时期）通过第一个《莫里尔土地赠与法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之后在1890年又通过了第二个《莫里尔土地赠与法案》，把联邦土地无偿给予办大学。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过去都以为这个法案只是支持州立大学的兴办。其实不然，它既支持州立大学，也支持私立大学。后者的例子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把联邦政府给的地卖了来办私立大学，而康奈尔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其中有学院是靠土地赠与建立的，是私立大学中的公立学院，比如它的农学院。

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末叶，另一办学推动力来自私人捐赠，特别是那些“强盗雷大亨”们（Robber Barons）的捐赠。举一些为大学捐赠的例子。康奈尔大学（1865年建校）受赠50万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建校）受赠34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大学（1873年建校）受赠100万美元。当然最著名的两笔巨额捐赠是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为斯坦福大学捐赠的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亿美元）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为芝加哥大学捐赠的3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亿美元）。

在办学理念上，美国大学也逐渐脱离原来的英国模式，向德国模式和英国与德国模式相结合转变。在美国，最早学习德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是1876年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它的首任校长是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经担任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校长，但由于不满而离开，担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并把它办成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美国的另一个创新是把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结合起来，即把“博雅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突出的例子是1890年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它的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是这种办学理念的坚定推行者。直到今天，芝加哥大学都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为学术导向的大学之一，而且它的本科教育仍然不折不扣地坚持读经典著作的传统。

二、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

虽然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20世纪前半叶它的高等教育还谈不上完全超越欧洲。经过19世纪后半叶的快速发展，大学的规模有了，但也出现很多问题。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任期为1930—1939年），他在1930年出版的《大学——美国、英国、德国》(Universities: American，English，German）中比较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他尖锐地批评美国大学廉价化、庸俗化、机械化，做的都是一大堆毫不重要的事。他还对哈佛商学院表示不满，认为它应该从哈佛大学出去，重新命名为波士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所在地是波士顿）。回过头来看，弗莱克斯纳所批评的问题中，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规模过大），有些是创新，一开始很难被传统观念所接受（比如商学院）。

美国大学的真正崛起并称雄全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美国大学不同于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特征做出概括的是经济学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他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任期为1952—1958年）和加州大学校长（任期为1958—1967年）。他在1963年出版的、后来成为经典之作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书中，提出了大学的美国模式，就是“多元大学模式”(multiversity）。这个“多元大学模式”有三个特征：第一，在本科阶段采用通识教育；第二，在研究生阶段侧重研究和专门化教育，博士教育主要是研究，而其他硕士学位主要是在“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第三，美国的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服务于社会，比如成人教育、特殊项目、农机站、工业园、医疗中心、高管培训等。总的来说，大学的美国模式是结合了本科的英国模式，博士研究生的德国模式，其他研究生的职业学院模式，以及与社会的密切融合。整体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

与美国模式相适应的是美国大学中的学院和学科布局。大学中一般都有文理学院，它覆盖了所有基础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通常为本科生提供主要课程。在比较老的大学中，文理学院就是以原来的本科生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本科实行通识教育的学科支撑。在这些老大学中，其他的学院都是后来才建立的，多为职业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是最早建立的职业学院，都是研究生学院，不招收本科生。在文理学院之外的所有学院中，工学院是个例外，因为它一直都招收本科生。私立大学中的商学院通常不招收本科生，但州立大学中的商学院则通常招收本科生。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这四所学院是文理学院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学院。其他的学院并非每一所大学都有，比如建筑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美术设计学院等。它们通常都是研究生学院，不招收本科生，当然也有例外。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20世纪后半叶美国高等教育都是举世无双的。从大学的普及程度看，美国首屈一指。在美国，有60%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包括两年制的大专）。在24—34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有40%的人受过至少两年的高等教育。这个比例高于所有欧洲的发达国家，除了日本（图2.1）。在质量上，按照2003年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全球50所最好的大学中，美国占35所；在前10名中，欧洲只有两所（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在前40名中，没有一所欧洲大陆的大学，尽管欧洲大陆是大学的发源地。

下面来分析一下美国高等教育强盛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多元化、制度设计、市场竞争。

第一个原因是多元化，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高校布局的多元化。在美国，既有规模小、费用高的精英大学，也有规模大、费用低的大众大学，后者包括众多的两年制社区学院。第二是高校所有制的多元化，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并立。有趣的是，美国的公立大学都是州立大学，除了军校外没有联邦政府大学。第三是办学经费多元化，经费来自联邦政府（通过研究经费形式）、州政府（通过对州立大学的财政拨款）和私人（通过捐赠、学费、企业研究经费支持）。而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美国大学那样的多元化。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高等教育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种多元化。加州按人口计是美国最大的州。1960年，州政府通过了一个高等教育总体规划（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设计了一个三层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一层是加州大学体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定位于研究型大学。目前加州大学体系中有10所大学，相互独立。第二层是加州州立大学体系（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定位于教学型大学，目前有23所大学，这些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也有一些硕士教育，但是没有博士教育。第三层是为数众多的两年制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关键还不是这三个层次的大学区别定位，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本科教育而言，加州保证任何一个本州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入读加州的一所大学。当然这并不是指任何一所大学，好大学需要经过竞争性选拔（这与欧洲不同），但是所有附近的社区学院都是开放的。更重要的是转学机制：任何一个合格的学生都可以从某一层次的大学转到更高层次的大学，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学生读好大学的机会。比如一个社区学院中的优秀学生在读完两年之后就可以转到加州大学体系的学校中，包括伯克利加州大学。加州甚至规定了加州大学体系的学校必须接受社区学院中一定比例最优秀学生的转学。这些机制在欧洲的大学中是没有的。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不论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博士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加州的所有州立大学都必须与全国的私立大学和其他州立大学（包括加州州内的）竞争。

下面一些数字都是来自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数据和分类，它们全面说明了美国高校的多元化情况。

1994年美国共有3595所高等院校，其中研究型大学125所，占3%；其他有博士教育的大学111所，占3%；提供硕士学位的大学529所，占15%；只提供本科教育的学院637所，占18%；两年制的社区学院1471所，占41%；还有722所，约占20%的是特殊专业的院校，比如艺术院校。

从学生人数看，1994年美国共有1526万在校生，其中研究型大学267万，占17%；其他有博士教育的大学131万，占8%；提供硕士学位的大学314万，占21%；只提供本科教育的学院105万，占7%；两年制的社区学院653万，占43%；还有56万，约占4%的学生入读特殊专业院校。所以，虽然研究型大学数量少，但是就读学生多。另外就是，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大学生是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就读。

从高校所有制来看，如果看学校总数，在所有大学和学院中，私立大学占56%，公立大学占44%；在研究型大学中，私立大学只占32%，公立大学占68%。如果看在校生人数，在所有大学和学院中，私立大学只占21%，公立大学占79%；在研究型大学中，私立大学只占20%，公立大学占80%。这与我们过去的印象不同：事实上，就读公立大学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

再来看高等教育经费情况。如图2.2所示（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在2000年，美国在高等教育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接近3%，而其他国家都在1%左右。这其中显著的差别不在于公共支出部分，而是在私人支出部分。

下面以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为对比，来看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在经费来源上的差别。作为公立大学标杆的伯克利加州大学2001年的经费总额是14.3亿美元（没有医学院），其中学费占17%，州政府拨款占35%，联邦政府研究经费占18%，州和地方政府研究经费占5%，私人提供的经费占11%，基金收入占3%，其他教育收入占2%，附属企业收入占6%。

斯坦福大学2001年经费总额为20.2亿美元（有医学院），其中学费占15%，联邦政府研究经费占36%，医疗服务收入占8%，私人支持经费占6%，基金收入占21%，特别项目经费收入占11%。

由此看出，伯克利加州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在经费收入方面的重大差别不在于学费，而在于伯克利加州大学有35%的经费来源于州政府拨款，而斯坦福大学没有这部分收入。但斯坦福大学的基金收入占21%，伯克利加州大学只占3%。在联邦政府研究经费这方面，伯克利加州大学占18%，而斯坦福大学占36%，这与有无医学院有很大关系。无论如何，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是两者的共同特点。

美国高校强盛的第二个原因是合理的大学制度设计。这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的治理结构，就是大学最高层面的制度设计。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最高的治理层面都是校董会，并由校董会聘任校长。

二是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它是一种权力集中的管理体制，而非由教师直接参与管理的体制。大学内部管理层级遵照任命制，而非选举制。校长任命教务长和副校长以及院长，院长任命系主任，等等。在学术线条上，最高的行政主管是教务长（provost），下面是院长，再下面是系主任。

三是教师人事体制。所有大学都采用“长聘轨制”（tenure track system）。这是一种“非升即走”的提升制度：在一定试用期之后（通常是6—9年），学校必须决定是否授予“长聘”。教师一旦获得长聘，除非严重违反规定，学校不能解聘该教师。“长聘”制度的起源是为了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师人事制度中的另一方面就是教师的聘用和提职称（包括授予“长聘”）以及所有学位项目、培养方案和教学课程标准，都需要先经过教师（faculty）讨论来推荐，之后才是系主任、院长、校长的审批。这是教师治学的核心内容。

美国高校强盛的第三个原因是高度竞争的学术“市场”。前面说了大学里的学术评价是由教师做出的。但是教师的评价依赖于学术“市场”。美国的学术评价机制是按照专业化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进行同行评议(peer review)，并且呈现高度的职业道德(professionalism)。无论是评审学术贡献，还是教师聘用和提职称时的评审，都是由同行（通常是非本校的）免费进行的。诚实、客观的学术评价是这个学术“市场”得以运行的基础。

学术“市场”运行的另一基础是人才竞争机制。美国受益于一个具有统一市场的大国，在人才市场上也如此。大学间人才的横向流动，不局限于一个州内，也不局限于美国国内，而是吸引全球的学术人才。而且大学内的纵向流动也很通畅，不存在所谓的学术上的绝对权威，特别是年轻人的机会很多。此外，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也有流动和竞争，这使得校内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工资差别显著。这种人才竞争保持了活力。

三、中国大学体制的演化与改革

1949年以后，除去“文革”期间，中国大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前的“十七年”，从1949年到1966年。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一面倒地学习苏联模式。比如，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高校则以教学为主。高校的组建也按照苏联高校的组织方式，大致分为三类：以理科和基础文科为核心的小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专业性大学（多学科的工、农、政法、师范等），单一学科的专业性学院（比如钢铁、化工、财经等）。这种组织设计的理念是大学要为计划经济服务：大学按照计划经济的需要设置专业，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

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不喜欢苏联式的“专家治校”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这就是在中国语境下“红”的概念。如果说苏联的教育是“专”的话，那么中国模式就是“又红又专”。“红”的要求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一大创举是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具体做法是在大学生中选拔一些成绩好、思想好的学生担任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简称辅导员）。胡锦涛当时在清华读书时就是一名政治辅导员。“又红又专”的路线和辅导员制度一直保留到现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从1978年到1997年是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高等教育也受到了市场的冲击，高校出现了市场化倾向。这并非都是坏事。很多在市场经济中实用的学科和专业大幅度增加，比如管理、法律、计算机等。同时，为了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学举办各种“创收”活动，包括办培训班，为企业做开发项目等。大学内部在校、院、系之间也多实行“承包”和“分成”制，以提供增加收入的激励。与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在高教领域指令性计划并没有被取消。比如专业设置、学位点设置、各教学项目招生名额、学费等，仍然由教育部把控。所以，有人形容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这种在计划管制下的市场化难免引发腐败。比如由于计划仍然管用，硕士点、博士点仍然需要审批，所以就出来了“攻博办”等机构，实际上是“寻租”。

从1998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这期间有若干大的举措。首先是高校行政管理变革，有几项突出动作：院校合并，把大部分过去隶属于部委和军队的高校交由教育部。二十余所重点大学升为“副部级”(书记和校长为副部级干部）。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大招生，从过去长期徘徊在每年招收100万大学生迅速增加。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第九个五年规划期间（1996—2000年）也大幅度提升。此外，1998年之后，高校后勤服务（食堂、住房、物业管理）社会化。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

1998年最为重要的一项举措是国家主席江泽民在5月4日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讲话中提出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随后教育部制订并实施了“985计划”。最开始这个计划只包含两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后来增加了五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伴随着“985计划”的是国家以及省市的财政经费大幅度增加。

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2003年，清华大学排在第201—250名，北京大学排在第251—300名，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排在第301—350名，浙江大学排在第351—400名，上海交通大学排在第401—450名。显然，这些中国最好的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差距。

何谓世界一流或知名大学？这有几种衡量方式。我们以北美大学为例。一是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2003年上海交大排名中，前101所大学中有58所是美国大学，4所是加拿大大学。二是北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员名录。根据这个协会的章程，协会成员必须是研究型大学，致力于保持学术研究和教育。目前这个协会中有60所美国大学和2所加拿大大学。三是在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分类中的“研究型大学I类”，其标准是“全方位的本科教育，重视博士教育，优先研究，接受超过4000万美元的联邦政府经费支持”。这其中有88所美国大学。

下面以加州大学系统为例具体说明。首先，在2003年上海交大排名前101位的大学中，加州大学系统中有8所（括号中是排名）：伯克利加州大学(4)、旧金山加州大学(13)、圣地亚哥加州大学(14)、洛杉矶加州大学(15)、圣巴巴拉加州大学(26)、戴维斯加州大学(36)、尔湾加州大学(44)、河滨加州大学(88)。第二，在北美大学协会成员中，加州大学系统中有6所（括号中是加入年份）：伯克利加州大学(1900)、洛杉矶加州大学(1974)、圣地亚哥加州大学(1982)、圣巴巴拉加州大学(1995)、戴维斯加州大学(1996)、尔湾加州大学(1996)。第三，在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分类中属于“研究型大学I类”的有7所：伯克利加州大学、戴维斯加州大学、尔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加州大学。可见这三种衡量方式高度相关。

四、高等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异同

经济与教育之间有密切关系。由经济改革和开放引发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提高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经济发展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增加了教育经费，特别是来自政府的经费；三是经济改革是在中国率先进行的改革，所以经济改革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改革经验和参考。下面特别就第三个方面具体论述。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教育与经济不同，高校也与企业不一样。企业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组织，商业市场中的竞争规则是利润，而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主要是裁判员。相比之下，高校是教育中的非营利性组织（在中国是“事业单位”），而学术“市场”中的评价标准是复杂的，竞争有一定局限性，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也超过在经济中的作用，包括资金的提供和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非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大量进入市场是关键，这其中包括乡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非公立的高校进入教育领域则非常困难。政策限制多是一个方面：目前民办高校很难颁发本科文凭。办高校的进入成本高，高校多是非营利性的，这对国内企业家的吸引力小。“外资”与“合资”类的著名例子包括由李嘉诚出资20亿港元建设的汕头大学和在它名下但在北京办学的长江商学院，以及由欧盟与上海市政府合作举办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办大学多集中在外语和计算机等实用专业，比如目前最大的民办大学是西安翻译学院。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可以看到其中的艰难。国企改革经历了多种尝试，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集团制、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90年代的下岗、破产等，才找到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就是所有权多样化（股份制、合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公司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1984年变成独立的专业银行，1994年成为商业银行，2004年股份制改造。

高校都是“国有”的，改革比国有企业更难，重点大学改革难上加难。显然，股份制和上市等办法都不适用于高校。《公司法》规定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而《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是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单纯。但大学书记和校长的目标就复杂了，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维护政治稳定更为重要。在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上，所谓“部处专制”是常态。而院系的目标，首先是保护本单位教职员工利益。因此，说大学像国有企业并不准确，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已经有很大变化，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大学改革比国有企业改革至少落后15年。

另一方面，商业市场与学术“市场”也有很大不同。学术水平的度量在量与质上不同，在短期与长期也不一样。不同学科的差异更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实用学科之间千差万别。重大的学术突破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学术竞争既有好处又有局限，竞争提供激励，但也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大学评价和排名都有很大局限性，学术标准的规范化和量化指标既有用也有局限。美国更多的是分类排名（本科、博士项目、职业学位），而中国的排名更多是综合性的，所以就更加粗放，比较有利于规模大的学校，而非质量高的学校。

现实中高校间的竞争体现在招生和就业方面。在本科生招生方面，国际竞争仍然有限，而国内竞争主要由“高考”制度决定。在研究生招生方面，竞争来自国外学校和直接就业。在就业方面，市场需求的影响很大。资源方面的竞争体现在与其他行业的竞争和大学之间的竞争。

大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府的作用，至少在出资作用和大学治理作用这两个方面最为突出。出资方式包括直接拨款(appropriation)、科研经费赞助(grants)和委托研究(contracts)。在大学治理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管人事”，即人事任命，还有其他方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保障校园稳定、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就业导向、控制舆论导向等多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曾经提出这样的改革设想：“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他的这个设想在企业中已经基本实现，但是在大学中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