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起源于对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反思。大体上，既有研究有三个主要倾向：一是固有某种总体化认识，即封建统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二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一些近代概念，如“自由”“舆论”“民主”演进的历史；三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近代新媒介特别是“报刊”，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不断演进和接近的历史。这种总体化的、连续的、线性进步的史观，影响人们理解政治媒介（传播）之于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制文明的意义。政治媒介之于古代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纵向的线性演进趋势，而且还在于横向的、对于社会现实及社会关系的介入和再造。

孙嘉淦伪稿案本身，呈现出与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断裂之处，提供了讨论上述构想的绝好机会。孙嘉淦伪奏稿案开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当时皇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称缉获一奏稿，该奏稿假托直谏名臣孙嘉淦的名义，除却批评当朝重臣外，更是列数皇帝之“五不可解十大过”，其措辞令首先奏报发现伪奏稿的封疆大吏硕色“不胜骇异”。而且，当时伪奏稿早已传遍十七行省。皇帝接获奏报后，整个朝廷动员起来，彻查伪奏稿的始作俑者，然而经两年追查而无果，最后只能指鹿为马，草草了案。

本书以孙嘉淦奏稿这一媒介的性质切入研究，将奏折等政治媒介视为能够形塑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朝廷执政的一种工具，因而除却与以往研究一样会关注奏折为代表的官文书的传递和使用制度外，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是这种政治媒介是如何界定和影响政治参与者的行为的，从而影响政治组织的形式和运作以及权力的施行和消解，进而将研究的主题引向政治媒介如何成为形塑帝国、形塑政治文明形态的构成性力量。

从这一角度出发，孙嘉淦伪稿案就是一个被奏折这一政治媒介所形塑的政治事件：孙嘉淦奏稿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呈现出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条件和动力，以及这种条件和动力在清中期持续存在的原因，以此来认识孙嘉淦伪奏稿民间传播的意义所在；同时，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围绕奏折这一政治媒介，又展开了诸种政治关系。本书的焦点始终在于政治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上，从而试图从媒介角度解读出别样的帝制文明。

本书希望这一个案研究，能够为古代新闻传播史提供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

詹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