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ALTH OF NATIONS

第8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没有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没有地主和雇主分享他的劳动所得。

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由于分工带来生产力的改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所有产品都会越来越便宜，因为只需使用较小的劳动量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

但是，虽然所有的物品实际上越来越便宜，但从表面上看，有些东西则比以前更贵。例如，假设在大多数行业中生产力提高到10倍，即在1天中能生产出过去10天才能生产的产品；而某一特定行业的生产力只提高到2倍，或者说1天的劳动只能生产出过去2天的生产量。由于等量劳动的产品能够互相交换，所以大多数行业1天的产品能够交换特定行业1天的产品。但以过去的标准比较，这相当于大多数行业10天的产品才能交换特定行业2天的产品，对前者来说，后者是以前的5倍。但是实际上，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劳动者独享所有劳动产品的这种状态，在出现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之后，便不存在了。远在生产力还没有重大改进之前，这一原始状态就已经结束。所以，探讨这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工资具有什么影响，就没有必要了。

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的所有产出中分他一份。所以，地租成为劳动产品中首先要扣除的一份。

一般的耕田者都没有生活资料来维持他的生活到田产收获的时候，这些由雇佣他的农场主预先垫付。如果农场主不能从耕田者的产品中获得利润，他就不会垫付这些生活资料。所以，农场主的资本利润，成为劳动产品中第二个要扣除的项目。

其实，扣除利润，不独在农业中如此，在一切其他行业都是如此。在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先垫付原材料、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产品。雇主所分享的这一部分劳动产品，就是资本的利润。

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有时候也有足够的资本，去购买原材料，并支付自己的生活费。这样，全部的劳动产品都归他所得。但是，他是以工人和雇主两种身份获得原材料的附加价值的，他的收益就是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

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全欧洲，更常见的是，1个雇主手下有20个工人为雇主工作（大概比例如此）。并且，劳动工资这个词汇，一般都理解为，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打工的劳动所得，一方为单纯劳动者，另一方为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

在任何地方，劳动工资都取决于双方订立的契约。而双方的利益是绝对不一致的：劳动者希望多得，雇主希望少给。双方就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

但在一般情况下，要预知在矛盾冲突中谁占上风谁处下风毫不困难。雇主的人数比较少，容易团结；劳动者不仅人数多，难统一，并且他们的联合被法律禁止。我们有很多法案禁止劳动者联合起来讨要较高的工资，却没有一项法案禁止雇主联合起来支付较少的工资。并且，在冲突中，雇主比劳动者更加能够坚持。地主、农场主、企业家等，他们由于有充足的资本，即便支持一两年不雇佣劳动者也没有关系；但是，很少有劳动者能够支持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不工作，能坚持一年的几乎没有。所以从长期看，虽然雇主和劳动者同样需要对方，但是雇主对劳动者的需求程度没有劳动者对雇主的需求程度迫切。

人们经常听到劳动者联合起来讨要高工资，却很少听说雇主们联合起来压低工资。但是，如果说雇主们从不联合起来，这就显得不通世故了。事实上，雇主们为了使劳动工资低于实际工资率，随时有一种秘而不宣的自然联合。只是由于这种联合没有公开说出来，所以一般感觉不到。此外，雇主们还有一种非常时期的秘密联合，这种联合就保持得更为隐秘，而很多劳动者虽然感到这种秘密联合，但是都无抵抗地屈服，从而其他人都不知道。

为了对抗雇主的联合，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组织（例如工会），此外还有自发的联合，讨要高工资。他们所持的理由，要么是生活费昂贵，要么是雇主榨取的利润过高。无论是防御性联合还是进攻性联合都广为人知。为了得到迅速解决，他们高声呐喊，甚至使用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而铤而走险，要么自己被饿死，要么雇主们立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雇主们这时也高声呐喊起来，要求政府严格执行禁止劳动者联合的严酷法律。劳动者的这种暴动式联合很少有什么收益，他们要么由于政府的干涉，要么由于雇主们更能坚持，要么多数劳动者为了眼前生计而自己屈服，多数结果都是带头者被惩罚而一败涂地。

不过，虽然雇主们在劳资冲突中能够占到上风，但是似乎还是存在一个最低工资限度。在长时期内，即便是最低级的劳动者，他的工资也不能低于这一限度。

一个靠劳动以赚取工资生活的人，工资必须至少能养活他；在大多数场合，还得比这稍高一些，因为他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必须赡养家室。肯迪隆先生说：“最低级的劳动者，假如他还有一对子女，那么他必须至少赚取双倍的工资，以供养自己和子女；至于他的妻子，由于要花精力抚养孩子，劳动所得仅够养活自己而已。再考虑到贫苦人家，小孩的夭亡率极高，那么他至少要养4个子女，才能保证存活2个。”但肯迪隆先生认为，养活4个孩子跟养活2个孩子所需的生活费差不多，都跟一个成年人必须的生活费相当。肯迪隆先生还认为，一个健壮奴隶的价值双倍于他的生活费，而一个最低级的劳动者，其价值至少不能低于一个健壮的奴隶。不管怎样计算，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一对最低级的劳动者夫妇，他们的工资，必须比他们的生活费稍高一些。至于高出多少，这个比例如何计算，我不想确定。

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够使自己的工资大大高于这个最低标准。

一个国家里，如果对于劳动者的需求很大，或者说，提供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非常多，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联合起来闹暴动。雇主们自己就会互相竞争用高价抢夺劳动者，他们之间的自然联合也就消除了。

很明显，这种对于劳动者需求的增加，与预计用来作为劳动者工资的资金的增加成比例。这种资金有两种：一种是超出必须生活费之外的收入，一种是超出雇主必须资本之外的资本。

地主、领取年金者、有钱人，如果他们的收入足以维持自身和家人的生活，那么他们一定会拿出剩余额来雇佣一些仆人。剩余额越多，雇佣的仆人也越多。

织工、鞋匠，这种独立工作的劳动者，如果他的资本，除了购买原材料，以及维持自己生活必需之外，还有剩余，他一定拿它来雇佣帮工，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剩余额越多，雇佣的帮工也越多。

所以，对劳动者的需求，随着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不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一国的收入和资本，就是该国的财富。所以，对劳动者的需求，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家财富不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也不会增加。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加的，不是国家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国家财富的增值速度。所以最高工资不是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在发展最快的国家。现在英格兰的确比北美殖民地总体而言要富有，但是劳动工资却没有北美殖民地高。在纽约，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币3先令6便士，折合英币2先令；造船的木工每天赚10先令6便士，外加值英币6便士的一品脱朗姆酒，共合英币6先令6便士；建房的木工和泥瓦匠，每天8先令，合英币4先令6便士；裁缝工人，每天5先令，约合英币2先令10便士。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劳动工资跟纽约一样高。而在北美各地，谷物的价格都比英格兰低。北美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即便在歉收的年代，也只是减少出口罢了，不会影响自身的使用。所以，北美殖民地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比母国高，那么它的真实价格，也就是劳动者购买和支配生活必需品、便利品的能力，肯定比母国更高。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口最多也最勤劳。但是，中国似乎长期以来已经陷于停滞。500年前马可·波罗所做的游记，跟今天欧洲人到中国回来所写的笔记，描述几乎一样。也许早在马可·波罗之前，中国就已经发展到其制度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旅行家们的记述虽然经常彼此矛盾，但是对于中国普通劳动者求生的困难，却是众口一词。中国的农民，虽然终日劳作，所得若能够买一点稻米，就会觉得很高兴。技工的处境更为困难：欧洲的技工可以坐在家里悠哉地等待顾客上门，中国的技工就不得不随身携带工具，到处寻找工作以求糊口。中国下层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困国家的劳动者。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家贫民，没有陆上的住所，只能栖息于河道的小船。他们缺衣少食，甚至争夺欧洲船只抛弃的最肮脏的垃圾。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者死狗，已经一半溃烂发臭，他们也像得到了卫生食物一样高兴。此外，中国人鼓励结婚，并不是因为生儿女有利，而是因为可以自由杀害他们。在大城市里，每天晚上都有婴儿被抛弃街头，或者像小狗一样被溺死。这种可怕的杀婴行为，据说是某些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不过，中国虽然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但还没有退步。在那里，没有被遗弃的城市，没有被荒废的土地。每年被雇佣的劳动量，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所以，指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也没有减少。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然匮乏，但还能勉强支持下去，维持本阶层的正常人口不变。

在指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这些国家，每一年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劳动量，都比上一年减少。上层社会的职业者，也不得不到下层社会寻找工作。于是在下层社会，不仅本阶层的人难找到工作，还挤进了其他阶层的人。结果，寻找工作的竞争极其激烈，以致劳动工资降低到非常悲惨的地步，劳动者不得不忍受极少的生活资料。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被饿死，要么沦为乞丐，要么不得不铤而走险成为可怕的凶犯。贫困、饥饿、死亡，从下层社会逐渐向上蔓延，波及全国，直到该国的人口减少到收入和资本仅足以维持的程度。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英属殖民地，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已经大量减少，生活资料并不难于获得，但是每年仍旧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那么可以断言，这是因为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迅速减少的缘故。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结构，与压迫、压制东印度的商业结构比较，两者的不同性质，在此得到了极好的说明。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家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而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不足，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征兆；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兆。

社会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在任何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都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对社会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绝不能对整个社会有害。而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并且，供给整个社会衣食住行的人，也应该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一部分，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这才是社会公正。

贫穷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是并不能阻止结婚。贫穷甚至还有利于生育。在苏格兰高地，一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往往能生育20多个子女，而贵族阶级的妇女却经常不能生育，或者至多只能生育两三个子女。奢侈的生活，似乎能够激起妇女享乐的欲望，但是却削弱甚至破坏了她们的生育能力。

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是却极其不利于抚养孩子。娇嫩的幼苗诞生了，但是在严酷的环境里却迅速枯萎死亡。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一个生有20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最后只能有一个长大成人。几个见多识广的军官告诉我，在军营出生的士兵的子女，就算是补充部队所需的吹鼓手，也嫌不够，可是在军营见到的可爱的孩子，却比其他地方都多。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没等长到十三四岁，就纷纷地夭折了。有些地方，孩子不满4岁，就死去一半；很多地方，孩子在7岁前死去一半；孩子在9岁、10岁时死去一半，在各地的下层阶级中是普遍现象。下层阶级虽然生的孩子多，但是死亡率也很高，很少有孩子能够活到成年。因为他们不能像上层阶级那样注意抚养。在育婴堂，以及教区慈善会里收养的孩子，死亡率更加高。

各种动物的繁殖，都跟生活资料的多寡自然形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能够超过这一比例繁殖。可是在文明社会，只有下层阶级才会因为生活资料匮乏而限制人类的繁殖。为了限制繁殖，他们只有忍心杀死自己多子女婚姻所产生的大多数子女。

丰厚的劳动报酬，使劳动者能够改善子女的生长环境，养活更多的子女，从而突破上述限制。需要指出，上述限度突破的程度，也必然和对劳动者需求的程度相适应。如果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结婚和生育，使他们增殖人口，来供给劳动者。任何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鼓励人口增殖，过不了多久劳动报酬就会因为劳动者的缺乏提高；相反，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不久劳动报酬又会因为劳动者的过多而下降。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者供给不足，在后一场合，劳动者的供给过多，两者最后都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适合的水平。所以，就像供需关系左右着市场上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供需也决定着人类的繁殖。生产过于迟缓，就需要促进；过于迅速，就需要抑制。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的正是这种供需关系。它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则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有人说，奴隶的生活资料由主人提供，而自由雇工的生活费用由自己支出。其实，自由雇工和奴隶一样，生活费用也由雇主提供。因为支付给各种雇工的工资，按照社会需求的增加、减少、不增不减，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不过，虽然雇工和奴隶的消费都是由雇主支出，但是雇工却要比奴隶的消费少一些。因为奴隶的消费由主人或监工管理，雇工的消费却由自己管理。富人家的管理方式凌乱、挥霍无度，穷人家的管理方式则精打细算、小心谨慎。所以，奴隶的消费支出必然比雇工的消费支出要高。根据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验，我相信，一个自由人的产品，必然比一个奴隶的产品其价格要低廉，即便在波士顿、纽约、费城这些劳动工资普遍较高的地方也是如此。

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家财富增加的结果，也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丰厚的劳动报酬口出怨言，就是对社会繁荣昌盛的原因和结果口出怨言。

也许应该指出，不是在社会极度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逐渐走向富裕的时候，贫穷的劳动者——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态，才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发展静止的状态，生活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生活是悲惨的。进步的社会状态是社会各阶层快乐兴旺的状态，静止是呆滞的状态，退步是悲哀的状态。

丰厚的劳动报酬鼓励人们生育，也鼓励他们勤勉地工作。高工资，是对勤勉工作的奖励。勤勉，也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一样，受到奖励的激励。丰富的生活资料增强了劳动者的体力，增大他们改善生活状况的良好愿望；在丰衣足食中终其一生的良好愿望，促使他们更加勤勉地工作。所以，在高工资的地方，我们总是看到工人们更加快乐、勤勉、迅速地工作。比较英格兰和苏格兰，大都市和穷乡僻壤，就会看到这种不同。当然，有些劳动者如果能够在4天挣够一星期的生活资料，其余3天就懒散而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采用按件计酬的方式，就会有很多劳动者因为过度劳动而损害自己的健康。据说在伦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很少有木匠能够精力充沛地工作到8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各个行业，情况都是如此。例如在制造业，甚至普通工资比较高的农业，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几乎所有各类工匠，都因为劳动过度而患有轻重不同的某种职业病。有一位叫拉马齐尼的著名意大利医生，对这种疾病曾有专著。士兵，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最勤勉的人群，但是他们在按件计酬进行某项特殊工程时，军官常常不得不规定他们一天所能获得的钱数，按某一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一规定实施之前，士兵们经常因为希望获得更多的酬劳，而劳累过度，损害健康。

一星期4天的过度劳累，是其余3天闲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对这3天的闲散，却横加指责、议论不休。人们在紧张的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之后，自然会需要休息、放松。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除非受到某种强力的禁止，必须得到满足。自然的天性要求，在紧张工作之后，得到适当程度的休息方式——或者是悠闲自在一会儿，或者是纵情娱乐一会儿。如果不这样，就会发生危险，甚至致命。不然，迟早也会得上某种职业病。如果一个雇主具有理性，并怀有人道主义，他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地工作，而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行各业，如果一个人适度地工作，那么他不但能够长期健康地工作，而且能在一年中完成更多的工作。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时候，劳动者比较懒惰，而在物价高昂的时候，劳动者比较勤快。他们由此得到结论：生活资料丰富，会使劳动者变懒，而生活资料匮乏，会使劳动者变勤快。说生活资料比往常丰富，会使一部分人变得懒惰不愿工作，这是不错的，但是要说这会使大部分人都变得懒惰不愿工作——或者说，人们在饿肚子的时候比在吃饱的时候工作好，在沮丧的时候比在快乐的时候工作好，在生病的时候比在健康的时候工作好，这却是大可怀疑的。有必要指出，对一般人民来说，饥馑的年代往往是疾病和死亡流行的时候，而疾病和死亡总会使生产物减少。

在物价低廉的时候，雇工往往离开雇主自己谋生。而物价低廉，使用雇佣工人的资金增加，雇主就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因为与其把谷物放在市场上低价出售，不如用来养活更多的工人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对雇工的需求增加，而雇工的供给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在物价低廉时上升。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由于生计困难，自谋生路的工人们又急于获得原来辞去的工作。而谷物昂贵，又使雇主们用来雇佣工人的资金减少，从而需要减少雇工的数量。此外在物价昂贵的年代，贫穷的独立工人，不得不拿原来购买原材料的资金来购买生活资料，而沦为雇工。对雇工的需求减少，而雇工的供给却增加，所以劳动价格在物价昂贵时下降。

所以，各类雇主在物价昂贵的时候和雇工签订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时候更为有利。并且他们会觉得，雇工在物价昂贵的时候比物价低廉的时候态度更温顺、更依赖他们。所以雇主们会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代，也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场主会喜欢物价昂贵的年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决定于谷物的价格。不过，要是以为人们为他人干活会比为自己干活卖力，那就太荒谬了。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要比一个按件计酬的雇工，工作更加勤勉。因为前者的劳动所得全由自己独享，后者却必须和雇主分享。大制造厂的雇工，常常会被恶友引诱而道德败坏，为自己工作的独立工人却不容易受到这种影响。工资以月或者年结算的雇工，无论干多干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与之相比，一个独立工人的工作效率当然更高。物价昂贵的年代，倾向于提高独立工人对雇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代，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先生是法国一个博学多才的作家，曾在圣·艾蒂安选举时担任税收官。他曾经比较过埃尔伯夫的粗毛纺织业、卢昂地区的麻纺织业和丝织业，这三种不同的制造业在物价低廉的年份和物价昂贵的年份的生产量和价值。他的报告表明，这三种制造业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都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生产量和价值要大。这三种制造业都处于停滞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们虽然一年和一年的情况不同，但是总体而言，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

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纺织业，同是正在发展中的制造业。它们虽然年年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从生产量和价值两方面来说，都处于增长趋势。我曾经研究过它们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没有发现产量和每年的物价低廉或者昂贵有明显关系。1740年是物质严重匮乏的一年，的确，这两种制造业产量都有大幅下降。但在物质同样严重匮乏的1756年，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却比往年有更大的增长。而在同年，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却大幅下降，直到1766年废止美洲印花税法之后，产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平。1766年及次年，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此后一直不断增长。

以远销异国为目的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量，与其说是取决于产地国每年物价的低廉或高昂，不如说取决于消费国每年的需求情况，取决于战争还是和平，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兴衰，取决于主要顾客的消费心情好坏。此外，也许在物价低廉时期所制造的产品中，有大量并没有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离开雇主的雇工，成为独立工人。妇女回到父母家中，用纺织给自己以及家人制造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不总是为大众制造商品，而是被邻居雇请制造家庭用具。所有这些经常没有登记，要么又登记得非常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根据这种不实记录，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但不总是和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并且经常是相反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食物价格对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到两种情况支配：一是对劳动的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决定于购买这些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以，虽然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已经很高，但是在食物价格昂贵的地方，劳动的需求保持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还会更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物质突然丰富的年份，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增加，而上升；在物质突然匮乏的年份，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减少，而下降。

在物质突然丰富的年份，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雇请到比往年更多数量的工人；但是却往往雇不到。于是雇主之间为了雇请工人而竞相抬价，从而提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在物质突然匮乏的年份，情况恰好相反。雇主手中的资金，不足以雇请到跟往年同样数量的工人，而大批工人因为失业，彼此竞价以获得工作，从而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例如在1740年的大荒年，很多人只要有口饭吃就愿意工作，而在之后的几个丰年里，要雇请到工人则很困难。

在荒年，食物价格昂贵，从而抬高劳动价格，但是在荒年，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又会降低劳动价格。同样，在丰年，食物价格低廉，从而降低劳动价格，但是在丰年，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又会抬高劳动价格。食物价格随着年收成时而跌落时而上升，而劳动价格却因为两种对立的趋势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价格在任何地方，都比食物价格显得更稳定、坚挺的原因吧。

劳动工资增加，从而商品价格中工资部分的比例增加，从而抬高商品的价格，减少国内外对这种商品的消费量。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又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量就能生产较多的产品，从而降低商品的价格。雇佣大量工人的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尽量使工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为此，他对工人进行最完善的分工，并提供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机械。在一个工厂里所发生的事情，必然扩展到整个社会。劳动者人数越多，分工就越精密。更多人从事对先进机械的研究，先进机械就更容易发明出来。因为精密分工和先进机械的使用，使用较少的劳动量就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些劳动量的减少，抵偿劳动工资增加引起的商品价格抬高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