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战争——生还与希望(3)

我家是日本当时少见的“摩登家庭”。母亲喜爱欧洲的古典音乐，家中有一台“VICTOR”（胜利）牌留声机，她买了许多唱片，欣赏音乐是她的一大乐趣。母亲经常带我去听音乐会。或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才会在日后对音响技术产生兴趣。随着唱片起初发出的一阵刺耳的刮擦声，笨重的留声机中便会流淌出音乐大师们的乐曲旋律，我们当时经常会一遍遍地反复欣赏。由于当时采用的是机械式录音技术，因此唱片难以重现大型交响乐合奏，最好听的唱片是声乐演唱和器乐独奏。母亲最喜欢歌唱家恩里科·卡罗素[4]和小提琴家艾弗伦·津巴利斯特[5]。当时，只要有知名的音乐家来到名古屋，我们总要去听他们的演唱或演奏。其中包括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费奥多·夏里亚宾和当时还很年轻的德国钢琴大师威廉·肯普夫（Wilhelm kempff）。

当时本地有一家唱片店会进口VICTOR唱片公司的“红印”古典音乐唱片。每个月新唱片到货时，老板都会寄一套给母亲试听，母亲从中挑选中意的买下。当时我还小，总是使劲去摇留声机的曲柄。记得在我读中学时，新型的电唱机从美国传入日本，我们家立刻买了一台。

父亲认为，既然喜欢音乐，就必须听好的音质。他后来告诉我们，他担心手摇留声机的粗劣音质会损害我们的耳朵和音乐鉴赏力。虽然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但他希望家人能够听到接近“原音重现”的高品质音乐。在他看来，听“好音质”是学会欣赏好音乐和好声音的唯一途径。因此，当首批电唱机进口到日本时，他率先购入了一台，至少在名古屋当地是第一台。那台电唱机也是“VICTOR”公司的，价格高达600日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天价。当时一辆汽车的价格是1500日元。

对于听惯了旧式机械留声机的我而言，那台全新电唱机所带来的震撼音质让我终生难忘。对当时的我而言，那声音仿佛天籁，让我彻底为之倾倒。电唱机进入我家后，我们买的第一张唱片是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最后一部舞曲《波莱罗》。我喜欢这部舞曲，因为它透着一丝感伤。再加上电唱机高度还原的音质，让我惊喜不已。有了这部电唱机后，我把家中存有的唱片重新翻出来一张张地反复聆听，从莫扎特、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新的真空管电唱机居然可以让原先嘶嘶作响的唱片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这让我兴奋不已。

这一新发现伴随着各种疑问，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那时候，听说有个亲戚在自制电唱机，我特意到他家去看。结果那台电唱机其实是一堆用电线连接的裸露零件，平摊在榻榻米上。那装置绝对算不上美观，但依然让我惊叹——并非只有大型工厂才能制造电唱机，业余爱好者也能搞出来。那时候，自制收音机已经开始流行，一些报纸杂志还为这些爱好者开辟了专栏，刊登线路图、零件清单和具体组装方法。我认定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开始大量购买电子知识方面的书，尤其是与录音和无线电相关的杂志，无论日本的还是外国的，我全都入手了。每次放学回到家，我就立刻埋头于这个新的兴趣爱好中。我根据书本和杂志上的线路图，努力制作各种电气装置。当时我的梦想是自己亲手组装一台电唱机。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和新技术，实验的范围也日趋广泛。当时学校不教授这类课程，可我又对它非常感兴趣，因此只能全凭自学。通过努力，总算亲手做出了一台粗糙的电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然而，由于我把心思都用在“捣鼓”这些电气装置上了，搞得学习成绩不及格，几乎要被退学。由于成绩实在太差，母亲常常被老师叫去谈话。对于我“不务正业”的态度，班主任感到忧心和困扰。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情况来安排座位。一个学年总共有250名学生，平均分成5个班级，每班50人。每个班成绩最好的学生当班长，按照成绩高低，座位由后往前排。虽然座位每年都要换一次，但我却总是位于差生行列，坐在最前排，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老师的眼睛。

不是我给自己找台阶下，虽然我是老师眼中的差生，但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不错。可地理、历史和语文成绩就不理想了，总是低于平均分，有时甚至在及格线上下徘徊。由于偏科偏得太厉害，有时我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成绩实在太差时，父母会责骂我，叫我停止摆弄电子装置，而我也会照办。可一旦成绩有所提升，我就会立即“重操旧业”。

2.海军岁月

在上中学（旧制中学）时，我从一本叫作《无线电与实验》的杂志上头一次看到了有关磁性录音的介绍。当时的日本连电唱机都没普及，塑胶或铝质唱片的录音效果欠佳，而且要用钢质的唱针读取唱片，不但音质较差，唱片还容易磨损。而当时的NHK[6]从德国进口了钢带录音机。这种录音机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它用金属带作为录音介质。我当时猜想，它的性能应该比我家里的新型“VICTOR”牌电唱机强大得多。

那时正值东北大学的永井健三博士成功研发了钢丝录音机，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我心想，如果能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那该多么有趣。于是我决心自己打造一部钢丝录音机。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我买了一些钢琴线，开始埋头钻研。我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便是录音头的设计和制作。我花了一年时间，尝试了各种方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我才得知失败的原因是录音头的间隙过大。声音以电子信号的形式在钢丝上传导，倘若录音头间隙过大，就会导致信号分散。我由于不了解偏压电流的重要性（永井博士则攻克了该难题），因此遭遇瓶颈。当时我所能接触到的书刊杂志都没有讲解这个问题，所以我所掌握的知识非常浅薄。靠着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和简单的操作技巧，硬是尝试了很久。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我并未灰心丧气。

到了中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向父母和老师表明了我的志愿——第八高等学校（旧制高中，位于名古屋市）的理科班。我的决定让他们目瞪口呆。我的理科和数学成绩的确不错，但综合成绩实在太差。要想考取理想中的理科班，必须提高原先一直忽视的其他科目成绩。周围人并不看好我，还对我说：“你成绩这么差，肯定没戏。”

我明白自身情况，但我心意已决。不出所料，第一次落榜了。于是我成了如今人们所说的“浪人”（复读生）。接下来的一年内，我心无旁骛地埋头学习。在我的人生中，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时光。通过补习班的学习，弥补了我英语、数学、语文和古典汉语科目的不足。那一整年真可谓寒窗苦读、不闻世事。结果总算是考上了。得益于艰苦努力，我还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由于我中学毕业时的全校成绩排名是180位，因此在那所学校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理科班的学生中，我属于“历届最差”的。成绩如此后进的学生原本是不可能考入第八高等学校的，但凭借我的决心和复读时付出的努力，硬是使其变为了现实。对我来说，这真是壮举。“只要决心坚定，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至今不变的哲学信念。

高中的学习当然并不轻松，而且即便是理科科目，其中也有我完全不感兴趣的矿物学和植物学课程等。对我而言，有的科目实在是枯燥乏味。有段时间，我又重蹈覆辙——徘徊在及格线上下。等到高三时能够选择专业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之后成绩优秀，我非常喜欢物理，并且很崇拜我的老师。

然而，不管我多么乐观向上和充满热情，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当时是1940年，前途从未如此凄凉黯淡，世界处于动乱之中。在欧洲，法国对德军投降，英国也遭受了德军的猛烈轰炸。温斯顿·丘吉尔告诫英国民众，他们拥有的只剩“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日本也开始走上军国主义专制的悲剧之路，日本国内的舆论控制日趋严格，媒体只报道对日本军方有利的消息。我们这些学生不要说世界局势，就连本国政治也不甚关心。但日本的军事部门却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1938年，军方发布了动员令。在我刚进大学时，日本侵占了整个亚洲。

日本军方害怕美国及其盟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停止对日出口石油等天然资源。为了自身的生存，军方力图维持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各国的控制，并且准备在必要时对美开战。日本和世界正面临重大的转折点，而那时的我却只对物理感兴趣。

服部学顺先生是我高中时最为敬爱的恩师，他对我非常好，也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我的物理成绩不错，因此服部老师一直关注我的进步，期待我的成长。他也知道我打算在高中毕业后继续进行物理学方面的深造。等到我该填报大学志愿时，我就去找他商量。服部老师当时有几位在大阪帝国大学任教的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八木秀次教授，他发明的“八木天线”为雷达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他担任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系主任。该系还有冈部金治郎教授，他是磁控管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一发明，人类能够制造出超高频电磁波。

有一天，服部老师对我说：“盛田，我有一个东京大学的同学，叫浅田常三郎，目前在大阪帝国大学教书。他是实验物理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我觉得他肯定会对你感兴趣，你暑假时去拜访他一下。我会和他打好招呼的。”

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遇。一放假，我便直奔大阪，去见那位浅田教授。

我走进浅田教授凌乱的研究室，一见到他，便在心中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身材矮胖，眼睛里透射出活力，一口鼻音很重的大阪腔，而且非常健谈，喜欢和别人互开玩笑。他身为教授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在当时的日本，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受到人们的敬畏，所以不少教授趾高气扬。可浅田教授似乎毫不在意这些，在当时可谓“异类”。我们一见如故，于是决定就读大阪帝国大学，而不是更有名的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可以说，与这位卓越学者的邂逅，正是我确定志愿的原因。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物理系都很强，也有不少日本知名的教授。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们较为刻板保守。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浅田教授带我参观了实验室的每个角落，之后我们促膝长谈。他还对我进行了口头考试，以便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做过什么实验、出过什么成果、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教授为我讲解了他的实验室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这让我坚定了跟随他的决心。浅田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认真，当时他着手的实验课题中，有一项是“利用超高压水银灯光束进行电话信号传输”。他亲自为我演示了如何通过声波来调节高能光线的频率。他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却平易近人、开朗风趣。我十分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开展研究。

对于希望认真投入研究的学生和科学实验者而言，当时的大阪帝国大学就是日本物理学领域的圣地。它的理科部门是当时日本最新的，因此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年轻的师资队伍。学术氛围先进而开放，毫不墨守成规。

对于我弃商科、选理科的决定，父亲感到失望。但他似乎认为，即便我选择了理科，也会专攻农业化学，从而对祖传的酿酒业有所帮助。可我最后却选择了自然科学中最基础的物理学，因为我的兴趣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成因和机理。父亲对此没有反对，我能肯定，父亲相信我将来还是会继承家业的。在他看来，物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而已。而我有时也会担心，害怕被父亲言中。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我进入大学后，日本已经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浅田教授的实验室自然也被海军强制征用，成为军方的研究设施。而我则继续做实验，为了获得更多的实验时间，除了浅田教授的课，其他课我是“能翘就翘”。在我看来，其他教授的课都枯燥乏味。只要看过他们的书或研究论文，即便不去上课，也能知道他们讲的内容。得益于翘课行为，与其他学生相比，我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时间。浅田教授对我悉心指导，我的学习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不久后，我已经能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完成海军布置的研究任务。那些任务主要是电子学方面的研发工作，与之前研究的电路和电动装置相比，更为接近物理学的核心。

浅田教授精通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是学术界公认的专家。各大报社经常请他回答各种科学方面的问题。最后他开始负责一个报纸专栏，每周连载一次，阐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技发明，内容则避开机密部分。由于他实在太忙，我作为他的助手，有时便会替他写专栏。有一篇专栏文章是讲原子能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写的——“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处理原子能，便有可能制造出威力惊人的武器”。

但在当时看来，原子能和原子类武器都是科幻般的想法，离实现还很遥远。日本虽然已经有两座回旋加速器，但开发反应堆的速度非常缓慢。据我所知，以当时日本的科技实力，一天只能分离出几微克的铀235。照这样的效率，需要20年才能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当然，我并不清楚美国和德国的科技实力。至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日本更是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