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争——生还与希望(1)

1.成长

“新型炸弹袭击了广岛”，当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和海军同僚共进午餐。当时，我们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甚至连炸弹的具体种类都不知道。作为刚从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一名技术军官，直觉告诉我，那或许是原子弹。如果我的猜想属实，那后果必定非常严重，但至于具体严重到何种程度，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毕竟日本之前还没有吃过大的败仗。

至于总体形势走向，早在数月前，我其实就心中有数了——日本败局已定，继续作战只是徒劳。但军方恐怕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时我24岁，从大阪帝国大学的物理专业毕业后，便获得了海军技术中尉的军衔，和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一同开展科研工作。我们当时的科研目标是制造热导武器和夜视瞄准装置。军事当局当时仍然试图凭借日本的科学技术来扭转战局。然而，即便我们潜心研究，也为时已晚，由于资源匮乏和时间紧迫，研发计划注定化为泡影。而此刻，倘若轰炸广岛的真是原子弹，那么军方势必无力回天。

当时，日本的平民百姓都处于警察和军方的严密管制之下。得益于海军军官的身份，我却能够获得日本海军提供的情报，也能够收听短波无线电广播，当然知道美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大。即便如此，原子弹爆炸还是让我震惊万分。可以说，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人，个个都变得魂不守舍。

在那个闷热潮湿的夏天，我们还无法充分了解这种炸弹的恐怖之处。午餐时传来的情报只是说“一种能够发出闪光的新型炸弹”。即便如此，根据这样的描述，也能推断出是原子弹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事当局都在隐瞒广岛被炸的具体情况，甚至还一度试图否认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而鉴于当时日本的理论学术研究水平，还无法准确把握这种原子类武器的破坏力和瞬间杀伤力。

虽然我不清楚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但却目睹过常规武器空袭后的惨状，包括1945年（昭和20年）3月10日的东京大空袭。当时，一群又一群的B29轰炸机轮番轰炸，使东京变为一片火海。短短几小时内，就有10万人死于非命。而我的故乡名古屋也未能逃过空袭的厄运，虽然我没有亲身体验，但听闻的描述也令我胆战心惊。1945年，除京都以外，日本多数大工业城市都在狂轰滥炸下沦为废墟。数百万日本人的家成了不忍直视的瓦砾和焦土。威力更甚的原子弹会带来怎样的悲剧，实在超出我当时的想象能力。

美国轰炸机将原子弹投向广岛的时间是8月6日上午8点15分。而我们直到次日正午时分才得知此事。对于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一事，我的第一反应完全出于科学工作者的本能。当时我坐在餐桌前，吃着白米饭。在战时的日本，这算是最为奢侈的美味了，可我却在听到消息的瞬间食欲全无。接着，我对同桌的军官同事们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立刻终止，如果美国拥有了制造原子弹的能力，那就意味着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已大幅落后，要赶超是不可能了。”

上司却因为我的这番话而大为恼火。

关于制造原子类武器的可行性，我略知一二。但当时在我看来，要想成功研发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因此当得知美国已经成功研发出原子弹时，我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完全无法发明出能够与之匹敌的武器装备。按照当时的科技实力，日本能够想到的所有新武器和防御战术，在美国的原子弹面前都是螳臂当车。对于广岛被炸的消息，起初我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等于是一种铁证——美日之间的技术差距已是天壤之别。

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之前知道美国比日本先进，但我以为日本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探索新概念、新创意。有一次，我们获得了日军击落的B29轰炸机上的残存零部件，经过分析，发现其采用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新颖的电路，但也并没有和日本拉开太大差距。

在得知广岛被原子弹袭击的那一刻，我才如梦初醒，美国工业的强大实力，已然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对此懊恼不已，觉得自己应该早些察觉这个事实。

其实，早在读中学时，我就看过一部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电影，片中展示了福特位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红河大型工厂，工厂里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让我极为震撼。巨大的船舶将铁矿石从遥远的矿山运至福特的红河炼钢厂，将铁矿石冶炼成各种类型的钢材；然后将钢材运至下一个厂区，在那里铸造成各种汽车零部件；最后将零部件组装成汽车。日本当时还没有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综合性生产技术。多年后，日本从战败中崛起，构建了自身独有的产业系统，在沿海地区建起了高生产率的工厂，开始制造电影中的福特公司所使用的自动化综合生产设备。当时我正好有机会造访那传说中的红河大型工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前的场景和我20年前在电影中看到的如出一辙、丝毫未变，我感到吃惊、困惑和失望。20多年来，福特似乎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生产设备。被誉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工业，未来会去向何方，我不禁为此感到担忧。

然而，在1945年8月这个时间点，不管是日本的前途还是我自身的前途，都非常渺茫，没人能想象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剧烈变革，因此当时的我也是惴惴不安。关于自己的将来，我之前也做过各种考虑。之所以在读大学时报名参加海军，也是由于一位海军军官的建议。他告诉我，这么做既能够继续研究学问，也能避免在远离国土的海上无谓牺牲。继广岛被炸之后，第二颗原子弹又落到了长崎，这让我更为深切地感到，未来的日本需要尽量多的人才。或许有点儿自以为是，但我当时的确有一种使命感——作为一名年轻人，将来可能会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当然，能像今天这样来回于世界各地，累计行程数百万公里，为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出一份力，换作当时的我，是根本无法预想的。

我出身于一个传统酿酒世家，是家里的长子。如果没有历史和命运的风云变幻，我应该就会作为第十五代后嗣而继承家业。日本酒不仅仅是日本的传统酒精类饮品，还是日本国民的文化象征。许多传统的宗教仪式都少不了日本酒，在日式结婚典礼上，新娘、新郎也会共饮一杯日本酒，作为海誓山盟的标志。我的老家位于工业城市名古屋附近的知多半岛，是一个名叫小铃谷村（现在的常滑市）的地方，300年前就开始酿造以“子日松”为招牌的日本酒，这个名字来自《万叶集》[2]中记载的一种名为“子日游”的传统习俗——每年正月的第一个子日出外郊游，并采回一株松树幼苗栽在自家庭院中，取益寿延年的吉祥之意。另外，盛田家第十一代传人久左卫门命祺正巧生于“子鼠之年”。可见这个招牌意义深远。盛田合资公司还生产豆酱和酱油，它们都是日本人餐桌上的必备之物。由于所从事的生意与当地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盛田家在村里一直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的父亲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实业家。但当他继承这份历史悠久的家业时，经营状况已经陷入困境。祖父和曾祖父是卓越的审美主义者，醉心于收藏日本和中国的美术工艺品。他们两位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财力，用于公共事业及赞助美术家、艺术工匠和美术品商。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崇尚艺术品，对于精美高级的陶器、茶具、家具和绘画等，总是会怀有敬意。当然，这些物件都价值不菲。不幸的是，盛田家这两代户主是如此痴迷于这种高雅爱好及美学追求，以至于无暇顾及家业，将企业交由他人打理，最终使得家族事业走向衰落。

当时，盛田合资公司的经营完全由掌柜代劳。对被雇用者而言，企业的事业只是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具，即便经营不善，对自身而言，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既没有让这份代代相传的家业持续繁荣的义务，也没有守护盛田家财产的责任。父亲作为长子继承家业时，其当务之急便是重振公司经营、恢复家族财力。要想完成这番大事业，只能靠他自己。

这绝非易事。父亲被召回老家继承家业时，正值他的求学时代。当时他在东京的庆应大学学习商业管理，而老家的盛田合资公司已濒临破产。于是父亲下定了决心——必须立刻中断学业。后来据父亲讲，虽然当时心里并不情愿，但想到这也是一次考验自身实力的机会，而且这也关乎盛田家的前途，是自己迎来的巨大挑战。于是，父亲毅然归乡，着手重振公司。

父亲靠着变卖祖父和曾祖父收藏的大量艺术品，还清了公司的债务，且重建了一度荒废的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艺术品经过那么多年，一直在增值。对经商者而言，投资艺术品并非十分明智之举，但不得不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父亲重振家业的过程中，那些艺术品的确发挥了作用，甚至可以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父亲不得不卖掉的宝贝中，有三件最为贵重的“传家宝”。它们是一幅中国挂轴、一面中国铜镜和一件日本弥生时代的勾玉。父亲是个严肃而保守的人，明白这三件宝贝对祖父而言有多珍贵，因此他决定，一旦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就立刻将它们赎回。而在数年后，父亲的确做到了，三件传家宝再次“完璧归赵”。

我作为盛田家长子出生时，家业已经恢复了昔日的兴旺，因此我的孩提时代可谓家境富裕、衣食无忧。当时我们住在白壁町，那是名古屋的高级住宅区之一，房子非常大（以日本人的标准而言）。白壁町以富人多而闻名，我们家的院子里有自己的网球场，但在那一带并不算稀罕。当时对面住的是丰田家，也就是日后成为世界级汽车制造企业——丰田汽车的创立者家族，周围的邻居也是非富即贵。当时我家里人多，因此需要大房子才能住下。我的父母、小我两岁的弟弟和昭、小我三岁的妹妹菊子、小我六岁的弟弟正明、一个丧夫无子的姑妈、曾留洋法国四年学习绘画的叔叔、我的祖父母，加上六个佣人。还有从盛田老家过来的三四个年轻书生，他们一边在我们家帮工，一边在名古屋上学。这么多家庭成员住在同一屋檐下。

毕竟住着这么多人，所以家里几乎一直很闹腾，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每个人的隐私空间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兄弟姐妹和父母亲总是与其他人分开吃饭。但在一些特别的日子，譬如生日和节日之类，就会打开所有房间的拉门，家人和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举行二三十人规模的大型聚会。生日时，大家会聚在一起玩抽奖游戏，往往是人人有奖，大家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热闹非凡。而操持家务琐事也好，调停孩子、年轻佣人和寄宿书生之间连绵不断的口角和争吵也好，都是我母亲的工作。显而易见，我母亲是个贤惠能干、耐心宽容的人。

母亲在17岁时就嫁给了父亲，婚后好几年都没能成功怀孕，这让他们夫妇一度担心不已。直到现在，日本人在这方面也较为传统，当时更是如此，一家是否有男儿继业，可谓极为关键的问题。婚后第七年，随着我呱呱落地，他们才算是如释重负。我的母亲是个文静贤淑的人，且爱好艺术。她尽心尽力地维护整个家庭，家人的事业是否顺利，家人的关系是否和谐，家人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方方面面，她都事无巨细地认真体察，因此总是非常忙碌。母亲非常有主见，在那个时代的家庭妇女中，这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尤其对于我的教育问题，她有自己坚定的看法。但她并不像如今的“虎妈”那样不顾孩子的感受，绝对不会为了让我考入名牌学校而逼着我进行填鸭式的学习。我的母亲非常理解我，这让我非常安心。因此我在她面前能够无话不谈。由于父亲肩负着重振家业、复兴公司的重任，整天埋头于工作，因此总让我觉得有点儿难以接近，所以一旦有事，我几乎都去找母亲商量。

母亲嫁进来后，改变了盛田家的许多传统。女性能够坚持己见并付诸实践，在当时非常少见。母亲出生于武士世家，一方面重视日本传统，总是身着和服，同时又乐于接受新事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经常吵架打闹，没让母亲省心。但随着我年纪的增长，将近10岁时，我便不再调皮，开始专注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于是更为频繁地听取母亲的教诲和忠告。掌握“管家大权”的母亲给了我一间配备书桌的独立房间。当我捣鼓电子元件时，需要一个工作台，于是母亲又给我买了一张书桌作为工作台，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并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睡在铺着被褥的榻榻米上。不知是否是母亲有意安排，反正我从小就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熏陶。在我看来，父母之所以对我采取这种教育方法，是为了让我继承家业，成为盛田家将来的户主，并沿袭第十五代久左卫门之名号。

儿子成为一家之主、掌管家业时，必须弃用原名，改名久左卫门，这是盛田家的家规。而之前大多数历任家主的原名都为“常助”或“彦太郎”。父亲在成为第十四代久左卫门前，名为盛田彦太郎。祖父原名常助，在将“久左卫门”这一象征着户主名誉和责任的名号传给我父亲后，又改名为盛田命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