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4)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21]

但若进一步分析也不可否认，又正是马克思本人的某些思想特点，才会使这本想要跳出他的立场来研究他的思想的著作，在一个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遇到了障碍。只不过，要是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看法，这责任也不应由马克思一个人承担，比如他在书中又讲到了，恩格斯如何跟马克思显出了“不同”，而列宁又如何对马克思进行了“修正”等等。然而，如果想让人们了解这些闻所未闻的情况，以便获得更多的松动契机和参考视点，那也总要让他们先有机会读到此书才行吧？

无论如何，正是在这样的僵局中，这部书的另一个译本总还算是幸运的，而它的那一批译者也应算是幸运的。在领衔工作的三位老译者中间，即使是现已辞世的马元德先生，也至少见过远流版的第一卷，而张金言先生和高铦先生则都还健在，并马上就要见到整部书的联经版了。当然，在这里必须特别提出，这种幸运首先要归于钱永祥先生的功德，——自从我在一次会上顺口提到了此事，并拜托他帮忙寻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他就一直在热心地牵挂着这部书，并终于说动了有名的联经出版社，从而实现了译者心中久有的夙愿。还要顺便再交代一句，张金言先生在我攻读博士的年代，正担任着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算起来恰是我当年的师长，而高铦先生也同样任职于社科院，并曾为我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贡献良多，因此，只要能够效劳，我总应当义不容辞；而钱永祥先生虽与我见面不多，而我在同他论学时也曾不遑相让，但他却不仅让我见识了儒雅与宽容，也让我从他那里看到了热心与能力。

令人扼腕的是，如果“假设史学”在学术上是合法的，那么，只要我们的前辈在跨过当年那个十字路口之前，哪怕再只多读过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一部书，甚至只多读过他这部书的第一卷，或许整部的中国现代史就足可重写了。然而，这种“假设”毕竟也只是思想上的假设，而已然演成历史的沉重事实则是，正由于人们当年读到的书实在太少，尤其是，他们既未能在中学和西学之间求得平衡，又未能到西方学术的内部——比如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去求得平衡，由此才造成了德国的理论话语的一家独大。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即使只是从表面的事态来看，在某种迄今尚且难知其详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德国话语”的突然上升，既是跟共产主义的运动互为因果的，又整整笼罩中国的意识形态将近百年。所以，不管人们对于这种丕变的好恶如何，它在现代历史中都具有着“唯此为大”的地位。[22]

当然话说回来，虽然史学研究是可以假设的，但历史本身却又不能去假设。再者说，我又在其他文章中平心地讲过，即使如此历史也未必就注定悲观，因为纵然是在它的磕磕绊绊中，还是照样“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志士仁人，他们虽有不同的倾向、专业与方式，也充满了纠纷、辩论与争斗，却总还足以去代表和统领民众，让中国逐步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23]。也正因为这样，尽管回溯历史时只能是举手无悔的，可我们一旦向前去筹划历史，却又可以去争取未来的转机。事实上，在上一代更具学术冲动的人们中间，还是颇有人曾经想要精心研读马克思的；而且，当年有关“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也曾以其令人振奋的解放效应，从这种思想的内部证明了它的弹性，从而相当程度地鼓舞过大家的士气。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不得已而稍微跳跃一下。——无论如何，撇开那些曾经使人深感苦痛的，但毕竟仍然相对细小的历史弯路，而以“长时段”的尺度来从大处着眼，那么，我们纵观当今这个小小的星球，会发现那些较为贴近理想的区域，如北欧，恰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力塑造的，而且，在那里也不能说就没有马克思的影子，当然也同样包括曾经被他苛责的同道。所以，正如英国哲学家雷蒙·高伊斯在他的近作中所说，政治研究还是要去聚焦于现实政治，这尤其是因为它的规范性研究，总还是要源自具体的历史的权力形态，其中也当然包括来自意识形态的力量。由此，我们就应当转念这么看：实则乌托邦冲动并不是要去试图描绘完美的社会，而是要去思考政治中的不可能，以及去表达那些在当今条件下无法实现的、根深蒂固的愿望，并且去想象怎样才能变革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条件。[24]

我们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回到科拉科夫斯基的案例上来，也就不免要充满遗憾地想到，如果当年克里姆林宫里的官僚，不是对于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进行蛮不讲理的打压，驱逐了这样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能够兼听则明、从善如流和因势利导，那么，他们的社会或许就还会留有更多的活力，也不至于就这么“一条道走到黑”，干脆让整个体制完全锈蚀和咬死了，终竟在一夕间就分崩离析地败亡。由此看来，只弄几个萧规曹随、死记硬背的工程师去接续坐庄——他们不仅自己毫无理论上的素养、才能和兴趣，还蛮横地不许人们去越出雷池一步，从而让这种思想失去了跟现实对话的能力和跟上历史步伐的弹性——那才是最大程度地曲解和危害了马克思。怪不得马克思到了晚年竟会恼怒地说，反正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九九归一，一方面，既然现代中国在遭遇西方的过程中，反正已脱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依赖，那么，就无论如何都不能撇开或绕过它，相反倒要正襟危坐地研究它，包括从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层面，对它进行真正富于学术价值的探讨。而另一方面，则又必须清醒地意识此中的两难，也就是说，既然马克思本来是一位哲学家，那就理应以一位哲学家而待之，这可以说是对他最好的尊重和礼遇；只可惜，他的学说本身所带有的那种爆炸性力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式的社会运动，却又往往迫使人们不能以哲学家待之。因此，我们必须充满辩证精神地看到：这样的抬高，从另一侧面来说却又是贬低；这样的尊崇，从另一侧面来说却又是轻慢；这样的神话化，从另一侧面来说却又是悲剧性的。

由此回想起，我在介绍史傅德教授（Fred E.Schrader）的成果时，曾经提及他以最切近真实的材料，展示了马克思本人的实际工作状态，包括他那学者式的独处生活、他的种种研究计划、他的藏书与阅读范围，以及他种种的精神疑虑、理论风险和思想赌注。而由此一来，正是——

这样一位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读来竟更觉似曾相识，仿佛就忙碌在邻近的哪间书房里，正一边书写和涂改着读书笔记，一边构想和调整着写作计划。于是，跟这样的一位马克思，我们也就更能平心和平等地对话，既然他实不过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朝未知世界进行尝试性的探险。[25]

——说白了：又有哪个真正的学者不是这样，既像一位掉书袋的学究，又像一名大无畏的斗士，既充满了澄清错误的精神，又充满了汲取新知的渴望呢？

由此又回想起，当我前些年到特利尔大学去讲学时，曾发现马克思故居的留言簿上，十有八九竟都是用中文写下的。那种情景至今都还历历在目，它最突出地表明了这样一个坚硬的事实：至少是在名义上，如今把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加在一起，也不会有中国一个国家的多了。也正因此，即使马克思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来说，也许只是个相对遥远的“第一推动”，但他仍将在这片土地上留下长长的影子。考虑到这一点，我也曾援笔在那里写下了——“我是作为一个人，来访问另一个人”的留言。是啊，也只有把他当作一位可以攀谈的人，而不是当作一尊不能平视的神，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如实地了解他。而我们现在打开这样一部艰深而厚重的著作，也正是想要通过科拉科夫斯基的介绍，来平心和平实地造访这样一个人，——当然还有我在这里未及细谈的，在这样一个人身后的长长而重重的背影。

2016年2月17日下午于三亚湾·双台阁

注释：

[1]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总序”，［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2]［波兰］马雷克·西柯拉：“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进：以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哲学为例”，纪逗译，《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3]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唐少杰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4]刘东：“苦痛生珠”，《思想的浮冰》，第248页。

[5]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82—83页。

[6]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第92页。

[7]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唐少杰等译，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6页。

[8]参阅［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9]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第335页。

[10]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第178—179页。

[11]参阅［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未完的对话》，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00、155页。

[12]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第423页。

[13]［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4]［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页。

[15]刘东：“进化与革命——现代中国的思想丕变”，见本书第135—136页。

[1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1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4页。

[18]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第352页。

[19]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

[20]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总序”，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第25页。

[21]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

[22]刘东：“进化与革命——现代中国的思想丕变”，见本书第131页。

[23]刘东：“《齿痛》到《药》的变幻：那个时代的拿来主义”，《道术与天下》，第227页。

[24]参阅Raymond Geuss，Reality and Its Dreams，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25]刘东：“卷首语”，《中国学术》，第十九、二十合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