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理解索尔仁尼琴的难度(3)
无可否认，索尔仁尼琴为了支持自己的“翻案”，已经在《红轮》中提供了足够充足的证据，来说明在斯托雷平统治下的历史阶段，其实正是俄罗斯现代历史中最有前途的时期。然则，对于大多数并非专攻俄国史的读者来说，一旦遭遇到围绕这类“翻案文章”的争论，就会由于无力去亲自检验各方的证据，而难免在心智上感到怅惘甚至绝望。不过，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建议，或许可以把读者从“一团乱麻”的争辩中解救出来，那就是姑且悬置历史学家对于“真相”的争论，而只把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斯托雷平，看作他为自己建构出来的一种“理想类型”。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他所提供的论述是否于史有征，或者无论他所提出的历史假设是否证据充足，总归都反映了他为俄罗斯所苦苦寻求的出路。这条作为理想而虚拟出来的出路，在小心翼翼地追求着保守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并在一种不可言说的微妙张力中，试图同时顾及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而这种“必要的张力”照索氏看来，正是当年摆在俄罗斯面前的唯一可行之路。由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即使立场不同的历史学家永远不能找到共识，也不可磨灭索尔仁尼琴于此找到的“真实”，因为那种“真实”毋宁是他“心中的真实”，是他为自己祖国所找到的“理想路径”。
顺理成章的是，一旦我们沿着前文预留的这条线索，再来思考索氏晚年提出的“如何安顿俄罗斯”的问题，就几乎可以代他道出逻辑的答案了。正如本书作者就此而写到的：
和自己笔下的斯托雷平一样，他希望能找到一条“平衡之路”：一方面，俄罗斯是不可能通过照搬传统完成重建，安立于现代世界的。应当允许和鼓励它主动吸纳一些主流价值，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又应始终强调对某些本土特殊经验、传统的坚守，以此保证共同体必需的向心力，同时也能对那些抽象规则加以补充与制衡，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与之相对的，索尔仁尼琴心目中最糟糕的一种选择，无疑是重复《红轮》中的“二月革命之路”，既彻底摈弃俄罗斯传统、自我限制了改革道路的多样性，又不能真正理解塑造了那些主流价值的西方文化精义，而只是盲目模仿那些最具感官冲击力和煽动效果的所谓成功秘诀。[13]
也许，更偏向“理论”而非“心智”的书生，或者更主张索性“全盘西化”的读者，会觉得这种小心翼翼和左右为难，实在是太不“彻底”和太不“快意”了。然而，这样的国际“夹缝”虽不够惬意，但毕竟正是俄罗斯所处的实际生存环境，并且由此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才正是祖国唯一能够谋求生存的道路。换句话说，一生中以“毫不妥协”为特色的索氏，到了其生命行将终结的晚年，却已发现唯一可以穿过险境的道路，偏偏又是在“夹缝”中间求得生存。——那狭小而憋屈的“夹缝”，存在于西方和东方的文化板块之间，存在于俄罗斯和北约的地缘政治之间，也存在于道德标准与消费欲望的落差之间。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妨这么说，对于“前马克思主义者”索尔仁尼琴来说，他对于历史人物斯托雷平的选择，以及对于历史上的东正教传统的选择，都无非属于“别无选择”的选择。——在他的国家中除了这样的传统，已经再没有别的什么传统了，而传统又正是他唯一可倚靠的力量，以便去抵挡“红轮”和平衡“现代性”。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再凭着“一以贯之”的思路，来解释索氏对普京的有限肯定了。当今俄罗斯的现实政治，自然是好坏参半、鱼龙混杂、不如理想的。不过，如果我们读过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又可以知道俄国也曾热情拥抱过西方，而它之所以荡了回去，又都是缘于西方的自私、短视与逼迫，或者说，缘于西方自身需要预设“假想敌”的政治结构。这又是一种文化和地缘的“夹缝”，而这样的一种尴尬和为难的态势，又正巧符合索尔仁尼琴本人由来已久的判断，那判断来自他对于西方的长期亲眼目睹。正因为这样，为了他所钟爱的祖国，他还是只能在夹缝中谋求生存，还是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的：“在索尔仁尼琴那里，虽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和普京时代的俄国，也未见得就怎样好，然而相形之下，却只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才是千真万确地糟透了！由此，他就必须在心念中，回到那个未被红轮碾过的过去，哪怕它说穿了也难免是‘发明的传统’，甚至正因为那在后世也只能表现为‘发明的传统’，以期为祖国和人类的未来，保护选择的多样性、进路的歧异性，和发展的开放性。”[14]——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五
于是九九归一，我便试着提出索尔仁尼琴的选择，归根到底又可以被归结为“逃回传统”。看来，本书作者对此是表示有条件的接受的，所以她又为“逃回”二字打上了引号，以便区别于她本人的下述观察：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只是从激进的革命者、庸俗化的唯物论上闻到了危险的气息，那么索尔仁尼琴已经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灾难性的结局。加上对20世纪西方社会的近距离观察，他比自己的前辈更有理由质疑西方模式的普适与完美。他的选择，已然是历史“试错”后的决定。同样，作为某种“受辱的民族自尊”的强烈反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还可以选择以激烈的态度大力鼓吹“俄罗斯精神的优越性”，强调东正教比西欧宗教更纯洁、神圣，并对外表现出泛斯拉夫主义以至沙文主义的鲜明倾向；而身处“倾塌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从客观上也已经很难再表现出这样的优越感和“外扩”信心。[15]
这都属于非常细致的内部观察，同时也都有助于为索氏去具体辩诬。
由此还可再做一些引申。从思想的方式和起点来判断，如果当年的“全盘西化”——以及我们曾经有样学样的“全盘苏化”——都是从某种作为乌托邦的“理想国”开始起步，再从正面推到它的负面或反面，并由此才基于两种不共戴天的立场，同时向索尔仁尼琴发起了尖锐的批判，那么，“逃回传统”在他这里则意味着，人们是要从当下的恶劣现状出发，再从这种负面或反面推向它的正面，并为此才不得不去遥想和“发明”传统。实际上，正因为同样有了这类的体验，我才为“人文与社会译丛”选中了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的《怀旧的未来》，并且在以往的文章中引用了书中的妙语——“现代俄语里有一句俗话说，过去变得比未来更难以预测。”[16]
也正因为这样，还是基于那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我大概要比本书作者更看重过去的传统，所以甚至都不觉得还有多大必要，再去小心翼翼地为索尔仁尼琴进行辩诬。事实上，当陈寅恪在本院里吟哦“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17]的时候，当他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8]的时候，他也同样体验到了在两大文化板块间的狭小“夹缝”，而当他又从历史的负面去推想它的正面时，他也同样是目睹了那个残暴历史车轮——尽管他没用“红轮”来形容它——的无情碾轧：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19]
既然历史的车轮是如此之不仁，既然它名为“进步”而实乃“退化”，又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去怀想那个相对还不太坏的过去，以便从中找到衡量整个社会的实际存在过的标准呢？实在说来，若没有这个在思想上尚可倚赖的传统，那我当下在这个清华园里会更感到不自在，因为至少当年在隔壁的院子里，还可以享有放言无忌，哪怕是说了也白说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激发我频频要为此发笔的，就并不是自己心中的既定结论，碰巧总是在跟索尔仁尼琴若合符节，而是我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困局，在很多方面都跟这位作家有着同感。
最后还要说明，自己写作这篇评论文章的时候，正巧受邀来到法国的首都访问，而且，当我写到这个结尾部分的时候，又碰巧恰值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整个巴黎天空都充满了轰隆隆的飞机表演声，甚至直到深夜还从埃菲尔铁塔那边传来燃放烟火的礼炮声，在不停地既打断、又勾起自己的沉思。看起来，尽管据说不久前有很多炸药被人偷走，使得警戒的级别不得不调到了最高，但这并没有破坏人们过节的兴致，而头顶上那只令人生畏的恐怖的“靴子”，也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掉下来。——此情此景，又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老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那是“革命导师”最充满鼓动力量的名言，而其间的激情我也曾在本国亲身体验过。不管怎么说，激情澎湃地去攻占巴士底狱，还在行军途中去即兴创作豪迈的《马赛曲》，那都属于人生中相当过瘾的事情，这种情绪也注定是很容易传染的，由此才依次有了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甚至越南革命、柬埔寨革命、菲律宾革命……只不过人们正在兴头上，恐怕也很难同时就败兴地想到，等把这个“盛大节日”过完以后，日子又该怎么往下过？
好了，这种后悔药也吃了不少了，还是回到我们的当务之急，来完成这篇文章所要评论的吧。——我曾向本书的作者这样询问过，尽管你已经列举了造成俄罗斯苦难的历程，从而造成索尔仁尼琴成就的种种肇因，然而，要是压根儿就没有先期发生在法国的那个“大革命”，你所列举的这些条件还能算是充分的吗？它们就足以烧毁被索氏如此珍爱的俄罗斯传统吗？
2015年7月15日于巴黎法国人文中心
注释：
[1]刘东：“苦痛生珠”，《思想的浮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7—248页。
[2]刘东：“伟大之后的伟大：从《索尔仁尼琴传》看俄国文学传统”，《自由与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4页。
[3]［俄罗斯］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7页。
[4]［俄罗斯］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35—1940·代序”，转引自［美］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楷体字为引者为表强调所改，本书余同。
[5]参阅刘东：“黑天的故事——‘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82页。
[6]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7]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03页。
[8]［俄罗斯］索尔仁尼琴：《1916年10月》（《红轮》第二卷），第400页；转引自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18页。
[9]刘东：“国学院里的德里克”，［美］阿里夫·德里克主讲：《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1—332页。
[10]参阅［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11]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29—130页。
[12]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红轮》第三卷），第666页，转引自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31页。
[13]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56页。
[14]刘东：“苦痛生珠”，《思想的浮冰》，第248—249页。
[15]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第198—199页。
[16]［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导言，第2页。
[17]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19]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