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看，本书是在文化研究视域下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展开研究，相应地，也是以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电影的生产与传播。“这不仅由于文化研究素来重视文化生产、消费与接受层面，而且是为了通过对其生产与销售的观众，发现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脉络，发现某一特定的文化/电影文本与其他政治场域、意识形态实践间的耦合方式”。

文化研究与电影研究彼此关联和借重，这意味着尽管对电影的分析仍然以文本为中心，却将电影文本置于多元文化背景中，用各种相关的文化批评方法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力图把电影视为一种开放性的，与经济体制、工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大众文化现象而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确切地说，“我们是从一种电影事项（cinematic event）——所有与电影有关的机构、活动、文本和媒介——的维度来思考的。电影制作与接受两者都可以拓展成为一种无限广阔的文化空间”。

格雷姆·特纳总结道，很多人在理解电影与文化的关系时，选用各种不同的标题，例如，电影与社会、电影与政治、电影与大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析往往假设电影与社会之间多少存在一种“反映性”（reflectionist）的关系。即电影被看作是对其文化中的主流信仰和价值观的“反映”。但这种方法未免过于简单。“反映”这个比喻绕过了电影、散文和对话等任何一种表达的形式都必须经历的选择和组合过程。再者，在社会与所谓的镜子之间存在着一整套文化、亚文化、产业和制度的决定因素，它们相互竞争、彼此对抗。

与反映论不同的观点来自结构语言学、结构人类学、文学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有助于我们把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置于任何形式的再现与其文化的更为广阔的关系之中。对电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广义的研究方法：文本（textual）方法和语境（contextual）方法。文本方法关注一个电影文本或一组电影文本，从这些文本中“读出”有关电影文化功能方面的信息。例如，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经常读解到代际冲突，这象征着“文化变迁中产生的差异性空间，即西方现代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语境方法通常分析的是决定一国电影产业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产业因素。这些研究真正关心的是文化生产的过程，而不是再现工作本身。例如，美国的克里斯汀·汤普森与道格拉斯·高莫瑞、英国的约翰·巴尔以及澳大利亚的约翰·杜克拉和汤姆·欧里根，都分析了一部电影在被评论者看到之前，影响文本形式的诸多因素（实际上就是决定一个项目能否成为一部影片的所有环节），包括文化政策、政府干预、审查制度、技术、制片—发行—放映链中的所有权模式、电影产业的商业实践、公共机构、电影产业的全球特征等。

美国波德维尔、斯泰格和汤普森的《经典好莱坞电影》（The 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1985），澳大利亚苏珊·德莫迪和伊丽莎白·杰卡的《放映澳大利亚》（Screening Australia）（1987），都结合了文本和语境两种方法。本书采用的主线是，从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的视角考察电影，但整体上更偏重经济作用于文化这一向度。具体而言，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考察经济特别是以资本控制为导向的电影产业逻辑如何作用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与传播。